新知·治学 | 首期“网络传播三人会”线上学术对话成功举办

新冠肺炎疫情的骤起不仅制造了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而且激发了一系列值得追问与重思的理论问题。5月5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下称“学会”）主办的线上学术对话活动“网络传播三人会”上，祝建华、马得勇、韦路三位教授围绕“变动时代的传播效果研究”展开了探讨。

祝建华

 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数据科学学院讲座教授、国际传播学会会士祝建华教授结合疫情，别出心裁地比较了医学和传播学研究。

祝建华从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最终验证、平均纯疗效、伦理监管等层面入手，结合钟南山院士在2011年所做的“中医药研究的循证医学途径”的研究、瑞德西韦第Ⅲ期临床实验、第一批基于海外案例和人口流动数据的预测等案例，认为虽然医学和传播学二者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同多于异。

他指出，循证医学告诉我们数据比真知洞察更重要；在研究当中，控制实验是金牌标准，应审慎评估各种数据的质量；瑞德西韦实验展示了控制实验的操作、统计检验的应用，传播学研究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马德勇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马德勇教授关注媒体框架效应及其持续性。在述评了国内关于框架理论的研究后，马得勇介绍，他的团队开展了以中美经贸摩擦为议题的实验，核心问题是：中美贸易战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媒体的框架化的信息对民众会不会产生框架效应；如果会的话，框架效应会持续多久；它持续或者不持续的原因是什么。

实验结果显示，在中美经贸摩擦这一议题上，亲中框架表现出强大且较为持续的框架效应；亲美框架既没有产生预期的框架效应，也没能完全抵消亲中框架的影响；“竞争性框架”没有产生抵消作用，被试对美方好感度仍出现下降，对贸易战态度更加偏向中方。

马得勇认为，亲美框架没有产生影响的原因有中国媒体中的美国图式、“先占优势”、认知失调等几种可能性。他提到，这项研究启示我们，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起作用的，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民众头脑中都存在唯一“正确”的政治图式。在此背景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舆论环境难以形成。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可供持续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假若长期处于一种平衡性、竞争性舆论环境下，普通公众的舆论会如何分布。马得勇说，欧美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成果可供我们比较地思考中国语境下的相关问题。

韦路 

教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韦路则关心疫情之下的数字媒体使用与社会信任鸿沟的关系。通过对差序社会信任和数字媒体使用等概念的操作化界定，韦路提出了三重有待验证的假设：一是在疫情期间，个体对家人的信任程度最高，对朋友的信任程度次之，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最低。二是数字媒体使用和负面情感正相关，负面情感进而又和家人、陌生人的信任鸿沟正相关，也就是负面情感会在数字媒体使用和家人-陌生人信任鸿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第三重假设与上一点类似，只不过考察的是负面情感在数字媒体使用和家人-朋友之间的中介作用。

三个与之关联的研究问题是：第一，家人与陌生人信任鸿沟在多大程度上大于家人与朋友的信任鸿沟。第二，数字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家人-朋友的信任鸿沟和家人-陌生人的信任鸿沟。第三，以上两个假设哪一个的中介效应更强。调查结果显示，以上三重假设均得到支持。这促使韦路及其合作者得出这样的推断：首先，疫情期间差序社会信任的外群体差异大于内群体差异；其次，疫情期间的数字媒体使用的确会放大人们的负面情感，外群体的差异更容易受到负面情感的影响。

韦路指出，研究者应进一步关注公共危机中的负面情感，关注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信息，强个体的媒介素养，避免社会信任鸿沟的加剧。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从理论框架、研究设计、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等方面向上述三位主讲人进行了问答互动。

学会秘书处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三人会”报名逾1400人；会议召开与直播现场高峰时段超过400人同时在线。会长韦路介绍，接下来，学会部分常务理事单位将陆续承办月度“三人会”，将此形式延续下去，为学会理事单位及关心网络传播议题的师友继续提供疫情延续期间的学术盛宴。

文案 | 周睿鸣、张海航

排版 | 冯之力

责任编辑 | 施慧慧 秦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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