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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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实验主义治理，ID：CLS_PRAG

【编者按】2017年是路德宗教改革500年。2017年12月6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治经济与哲学（PPE）专业《政经哲研讨课》联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邀请崔之元教授展开主题为“路德宗教改革500年”的演讲，阐释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其与当代政治经济的紧密关系，尤其是联系次贷危机与金砖国家而展开的分析。

以下为演讲实录，相关文章还可参见 崔之元：路德·次贷·金砖

在讲座第一部分，崔之元教授重点讲述了以下七个问题。

1宗教改革与共产主义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维滕堡的城堡教堂的大门上（此说不一定属实，但路德于1517年向教会呈递“95条论纲”是确定无疑的），自此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帷幕。诚如克罗齐所言：“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与之相似的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一对范畴。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写道：“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他同意克罗齐的上述论述，然而在他看来克罗齐并没有认识到“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因而共产党的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即是要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由此可见路德影响之深远。

2圣餐的意义

Jon Elster在《反暴政机制》（“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一书中对圣餐的意义进行了解释派别上的梳理。罗马教廷的传统解释在于圣餐即是耶稣身体的变体，宗教改革思想家们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叛。路德的圣体共在论（consubstantiation）与传统的transubstantiation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跟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偶性学说，亦即都承认在圣餐中，葡萄酒和面包的偶性均保持不变；所不同的是，路德认为圣餐并不单纯是耶稣身体的变体，而是一种结合的产物，其理论根基在于耶稣无处不在，因而与葡萄酒和面包共在（in，with，under），一如烧红的铁是铁与火的结合一样，铁仍是且只是铁，火仍是且只是火。加尔文认为上帝的在场是一种精神性的确定，慈运理则认为圣餐被视为上帝仅仅是在一种象征意义上言说的。不难看到，从路德到慈运理，对传统教义的反叛越来越激烈；这非常类似于博弈树（game tree）：社会的反抗力量与体制内之间的博弈与讨价还价。

不同于早期的宗教改革者们对世俗当局的依赖，以卡尔施塔尔为代表的“激进的宗教改革派”反对婴儿洗礼和赞成破坏偶像，后者曾于20年代初取代路德而得到维滕堡宗教改革的领导权。这种激进的一个表现即是不再承认圣餐与耶稣之间有任何关联。Lyndal Roper在《马丁·路德》一书中陈述了路德对这一观念的看法：如果五年前能够知晓这种观念，那么它本可以成为反对教会的有力武器的。作者由此得出，卡尔施塔尔的激进主张是受到了路德圣体共在论的启发。

3赎罪券与宗教改革的经济背景

Wuthnow在《话语共同体》（“Communities of Discourse”）一书中指出了16世纪欧洲的什一税与赎罪券问题：在西班牙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什一税和出售赎罪券所得，并且这一做法使得土地贵族的税款得以免除，财富由穷人间接地流向富人。这表明以赎罪券为导火索的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很深的经济背景（不仅仅是能否赎罪的教义问题）。

木刻画 出售赎罪券

4教会分裂与宗教改革的政治背景

Eric Saak在其《马丁·路德与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一书中提出：路德宗教改革的真正起源与传统教义的合法性无关，甚至也与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无关；1517年的路德仍然是教会体制内的改革者，他仍然站在教皇一边，直到1520年的2月。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理解路德的这一转变？不妨来考察16世纪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二个十年：1509年亨利八世成为英国国王，1513年美地奇登顶教皇，1515年弗朗西斯一世成为法国国王，1519年查尔斯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0年6月，路德被革出教门，而这一个十年里的中间部分（1512-1517）则召开了第五次拉特兰会议：这些表明，教会及教皇的精神性与世俗性的双重权力或许正是在那时逐渐受到了路德的关注与质疑。对教皇权力的质疑由来已久，早在14世纪就已出现了教权的分裂。1378年以后出现了两位分庭抗礼的教皇，1409年之后则存在三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经只能是承认教会全体会议权力至上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教权的分裂为宗教改革提供了空间。

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大会上，油画，作者Anton von Werner (1843–1915)

5路德与伊拉斯谟的辩论与决裂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路德与伊拉斯谟在20年代的辩论与决裂。路德神学以对人性堕落的悲观见解为基础，而人性堕落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旧约》提出的一些戒律任何人都难以遵从；这导向了对新、旧约（律法与福音之关系）的重新诠释：《旧约》的宗旨是教导世人了解自己，俾使他得以认识到他没有能力做善事并对他自己的无能感到绝望；《新约》的宗旨则使我们确信可能通过信仰而迅速地和轻而易举地获得解救。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于1524年发表了一本《论意志的自由》，对人的自由意志在得救上能够发挥作用进行阐明；路德随即发表《意志的束缚》作为回应，对自由意志的否定将直接指向一种命定论：人能否得救全凭上帝的安排与恩典。

6加尔文主义的出现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后，新教徒实际上掌握了政权；然而玛丽的上台使得这一运动戛然而止，并重新返回到天主教会；这里就使得这一问题呈现了出来：新教徒要不要反抗世俗的权力？加尔文主义者们创造了一种革命学说，他们拓展了反抗的基础，认为不仅仅是受神命的下级行政长官能够反抗国王和最高行政长官，还有许多其他的掌权者诸如民选行政长官阶层同样具有反抗的权利。激进的民众革命理论注定要进入立宪主义思想的主流：洛克与加尔文主义政治学维护的是同一个东西。

7新教反对长子继承制的政治意义

人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路易十四。对教会的贬低促进了专制主义国家的成长。然而思想与制度的关系很复杂，例如新教对长子继承制的反对将直接导致国王的儿子平分国土，从而造成小王国的涌现，不利于专制主义国家的巩固。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路德的宗教改革完全地促进了专制主义国家的成长。

在讲座第二部分，崔之元教授试图将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和当代经济政治做出勾连。对此，他以次贷危机与金砖五国为背景做了分析。

路德对赎罪券的反对使得人要克服原罪只能依靠被重新理解的上帝的正直性。然而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和“原罪”问题有何关系呢？这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种思路有关。第一种思路以联合国的“Stiglitz委员会“为代表，提出以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更大作用来逐步替代美元霸权，可以追溯到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中的建立真正的国际货币--“Bancor”--的建议。第二种思路并不否定第一种思路的长远意义，但认为其在近期不具备可行性，因为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目前还很难被取代。

2008年，在次贷危机纵深发展之时，美元竟然发生了大幅度升值。“美国例外”的发生，和各国投资者在高度不确定的危机时期寻求“价值储藏”的避风港有关，而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提供了这种避风港，尽管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高。因此，第二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路是其他国家大力发展本币的国债市场，以逐步替代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等人用“原罪”一词来比喻发展中国家本币的长期国债市场不发达以及无法用本币在国外市场发债。当然，发展中国家克服“原罪”并不容易，甚至连欧盟至今也还没有能够发展出统一的“欧洲债券”（Eurobond）。而可喜的是，正式运行仅仅一年的金砖五国的“新发展银行”已经把克服“原罪”当成了重中之重。2016年7月19日，“新发展银行”首次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5年期3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债券。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也是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建立20周年。

崔之元老师进一步建议金砖五国的“新发展银行”借鉴“亚洲债劵基金2”的经验。“亚洲债券基金2”（ABF2）其目的是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和次主权债在亚洲各国债券市场的发行。我们可以设想，金砖五国也像“亚洲债券基金2”一样，分别在各成员国建立债券基金，同时再建立五国的“债券指数基金”，这将使金砖五国在克服“原罪”上迈出更大一步，逐步替代美国国债市场的“价值储藏”功能，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化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崔老师在讲座最后讨论的是公民永久信托基金的问题。老师以1982年美国阿拉斯加州成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公司为例，指出该地油田租赁销售的利润用于社会分红，从而使得公民基本收入成为可能。崔老师因此建议设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必须追问工作的意义：基本收入的实现会不会是在养懒汉？除了赚钱，工作是否还有其他的价值？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表明竭尽天职被视为一种美德和责任，从而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其他文明体系中，究竟该如何理解工作的意义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员

       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1995-2002）和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并兼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讲座教授(2007-2008)。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著有《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中英文著作，和黄平共同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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