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到底是谁

From 大晖科学大院 2019-04-22

“两弹一星”中的“两弹”是指原子弹和氢弹，还是导弹和核弹？

实际上，原子弹、氢弹和导弹都是“两弹一星”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导弹（包括探空火箭）作为核弹头和卫星的投送、运载工具，一直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重点发展项目；原子弹、氢弹发展为实战性核武器后，也合二为一称为“核弹”。“四弹共存”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期内侧重点和提法的不同。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素有“氢弹之父”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去世的消息再次唤起国人对“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关注和回忆。人们在缅怀于敏等国防科技事业功臣的同时，再次引发了疑问和争论：“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到底是哪两弹？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核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两弹一星”明明的是“两弹”，但是，为什么会有原子弹、氢弹、核弹和导弹“四弹共存”的疑惑呢？实际上，上述“四弹”都蕴涵在“两弹一星”的概念之中，只不过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侧重点或提法的不同。

下面，让我们沿着我国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路径，再次重温“两弹一星”元勋的丰功伟绩。

第一阶段：原子弹与导弹（1955~1964）

1954年，我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中国有了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基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自此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在这个阶段，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原子弹和导弹项目是重中之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搞原子弹，我看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中，几次都明确指出要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和导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他指出：“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

1956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些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倡议搞原子弹（图片来源：央视网）

2.谁来负责原子弹和导弹发展？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国务院国家工业体系发展规划中，核工业项目与研究机构日益增多。1955年6月，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中央三人小组成立，陈云、聂荣臻、薄一波具体负责。

1956年4月中央军委会议，周恩来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负责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为聂荣臻。之前，时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也曾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对此进行讨论。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1958年2月，正式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局，建立起新中国核事业的领导班子，李觉任局长，郭会英、吴际霖任副局长。1958年５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

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3.我们原子弹和导弹本来应该是“苏联式”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毛泽东（左）与赫鲁晓夫（右）

根据协定，苏联将通过提供原子弹、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等形式，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其中，明确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等条款。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撤走了专家。原本借助苏联帮助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道路走不通了。对此，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定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中国自己事的决心，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59年7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苏联撤走专家后的工厂（图片来自中国军视网）

二机部将苏联撕毁协议的时间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项目不仅为我们造出了“争气弹”，自此也成为激励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核事业的一个里程碑。时任负责研制导弹工作的国防部五院政委张劲夫同志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这段时期时无不感慨地说：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4.“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

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出 “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中国导弹的研制进入快速发展期。

科研人员和工人用简陋设备功课技术难关

1960年10月23日，我国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导弹“1059”导弹从南苑运往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发射。此次试验委员会主任为张爱萍将军，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11月5日9时2分，导弹点火升空，7分钟后，弹头成功命中550公里外的目标区。聂荣臻元帅在发言中抑制不激动的心情：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059”导弹即后来广为人知的“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

“1059”导弹及参试人员在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发射

也就在这一年，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总体设计方案也确定下来。虽然“东风二号”1962年进行的首次试射失败了，但是，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至7月，3枚“东风二号”导弹相继成功发射，中国具有了独立自主研制导弹的能力，为下步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实战价值的核武器，以及后来的卫星发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

1964年 9月1日，我国原子弹试验前夕，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实战性核弹头与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工作同时争分夺秒地展开。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尽快实现“两弹结合”，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投放试验成功，中央专委随后立即组织集中力量研制导弹核武器。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并决定先搞“冷试”后搞“热试”。

张爱萍将军(右一)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1966年9月27日上午9时整，中国用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巴丹吉林沙漠投送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局面。也就在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两弹结合”首次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

第二阶段：核弹与导弹

我国在集中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研制原子弹攻关的重要时刻，中央指示，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一定要突破氢弹研制。为此，我国科学工作者从1960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氢弹研制原理的预研工作。此后，我国氢弹跟随原子弹并行研发，成就了我国两代实战化核器的顺利发展。正是这一招妙棋，我国氢弹的研制时间大大缩短，创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

1.未雨绸缪，“国产土专家一号”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据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我国核弹由原子弹向氢弹发展，既有领导层高瞻远瞩、超前筹划，也有科技工作者鞠躬尽瘁、团结协作。其中，钱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1960年6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与钱三强商量后提出氢弹预研项目，钱三强具体进行组织安排。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亲自将秘密进行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于敏等人。

于敏曾被日本原子核物理专家朝永振一郎赞誉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钱三强之所以把于敏从北京大学调入原子能研究所，就是为了加强氢核理论基础研究，通过先期预研，为原子弹成功后继续发展氢弹进行超前准备。在钱三强主持下，以原子能所“中子物理领导小组”为名，组织于敏、黄祖洽、何祚庥等开展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

正是由于钱三强提出的超前方案和独具慧眼的学术组织工作，我国氢弹和实战化核武器研发才能“立题早、动手快、方案巧”，确保了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于敏先生（右）与黄祖洽（中）、何祚庥先生（左）在一起（1993年）

统计原子弹到氢弹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法国八年零六个月，美国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和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主要限制在于计算特别繁复。当时中国的计算设备与上述国家毫无可比性：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加上记忆力和废寝忘食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

自1960年到1965年初，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共写出了69篇研究报告，对氢弹的各种物理过程和氢弹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结构，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张劲夫同志在回忆这段时期时，一方面，特别强调了于敏等科学工作者的顶梁柱作用，对于敏在氢弹设计方案和突破技术难关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对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团队的的出色工作，也赞誉有加。

二机部作为当时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一批专家外，还从一些高等院校调去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我国核弹发展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体制的保障和集体的力量，才使得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这一发展过程，创造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短的辉煌计录。

2.“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虽然成功了，因当时国际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我国核弹发展的主要工作转入氢弹的研制。毛泽东主席曾为此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义不容辞地成为新中国核弹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原子能研究所的“轻核理论组”一下子被推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前列。

氢弹研制远比原子弹复杂，相关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诸多学科。于敏院士生前接受采访时曾指出：“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

众所周知，在当时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核大国对相关技术更是绝对保密。时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的于敏和同事们凭着造“争气弹”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1965年1月，于敏与“轻核理论组”集体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氢弹设计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于敏完成的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完整方案

接下来的一年，氢弹原理核试验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众所周知，氢弹构型设计作为热核武器的核心关键技术，于敏独立自主创新了与美国的TU构型不同的本土构型——即后人以于敏名子命名的于敏构型。正是这种构型保证了我国能够以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试验现场蘑菇云腾起后，于敏拿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至此，我国完全具备了设计实战型氢弹的条件。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中国人凭智慧和毅力打造的自己的“人造太阳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在距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照片

（图片来源http://www.hprc.org.cn）

中国第一颗氢弹

3.原子弹+氢弹=核弹

尽管氢弹空投试验爆炸成功了，但是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设计，才能最终实现核武器的定型和应用。在于敏带领下，我国科研工作者抖擞精神再出发。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后续优化设计工作紧张有序展开。最终，我国第一代热核武器定型并装备部队。在解决了核武器的有无问题后，我们科技工作者战斗精神不减，继续进行了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的研究。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在平洞试验场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综上可知，原子弹和氢弹是我国核武器或者说我国核弹发展中不可分割、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氢弹的研制和发展成为重点，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原子弹和氢弹”是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中的两弹，是不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两弹一星”工程，原子弹、导弹、氢弹和探空火箭及卫星发射工作相继或同步展开。但是，从性质和功用来分，“原子弹和氢弹”可以用“核弹”来统称；导弹和探空火箭在钱学森的主导下共同发展，探空火箭则是我国人造卫星项目的必然组成。因此，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中 “两弹”用“核弹（原子弹和氢弹）、导弹”来表示则比较全面。特别是导弹和探空火箭（后称为运载火箭）作为核弹投送和卫星的运载工具，是“核弹”武器化和“一星”升入太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期国人将“两弹”明确为“核弹和导弹”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的。

结语

我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成体系发展的历程中，“两弹一星”既是时代赋予科技工作者的总项目，更是打牢国家工业基础的体系工程。“两弹一星”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全面推进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质的飞跃，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整体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锻炼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敢于挑战世界难题的科技队伍。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如今人们对“两弹”内涵和“四弹”间关系的关注和疑问，体现了大家对国家兴旺发达和早日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企盼，体现了对以钱学森、钱三强、于敏等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是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更多形式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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