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四人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北京银锭桥附近，其中俩人抱着一包东西埋在桥下，埋东西的两个人正奋力铲着土，却因为动作太大，惊动了周边居民家中的狗，一阵犬吠让他们心惊胆寒。因为害怕暴露，他们赶紧逃离现场。
第二天，还是这四人，继续前一天没做完的事，两个人把东西埋到了桥下的土坑里，另外两个人一个躲到远处观望，一个蹲在桥北不远处的一条阴沟中。东西埋好后，他们从中拖出一根线，往蹲人的阴沟方向走，走到一半却发现，线似乎不够长，他们又只得再次撤回。
到了第三天，当四个人继续如法炮制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到桥下巡视，反复查看桥下埋着的东西，过会儿就有一队警员赶到。
原来，前几天一直作业的四个人是在谋划一场暗杀行动，要在银锭桥下埋炸弹杀人，他们要杀的对象正是大清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
这四个人中，负责蹲在阴沟里的那位就是未来将要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汪精卫。汪精卫祖籍婺源，其父汪瑎早年游历至广东，在三水县衙谋得师爷一职。
光绪九年（1883年），汪瑎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兆铭。
虽在官家谋得幕僚职位，但汪家并不宽裕，汪父虽是个读书人，却别无长技，因此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因此，汪父对儿子的教育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就研习四书五经、王阳明《传习录》，以及背诵著名诗人陶渊明、陆游的诗。而年少时的读书经历对汪精卫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王阳明和陆游，几乎是青少年时期汪兆铭世界观上的领路人。
1904年，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招考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名额有50名，清廷为每位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笔钱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
时年21岁的汪兆铭兴致勃勃前去报考，并如愿入围。和他一同考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在赴日留学之前，汪兆铭仅有朴素的反清思想。到日本就学之后，汪兆铭接触到了真正的近代学术。
他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著作让他加深了对思想进步，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
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他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通过把这些著作实实在在的读下来，让汪兆铭有了变革政体以改变社会的认识。◎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应黎元洪之邀抵达武汉，图为孙中山与湖北都督府欢迎人员合影。前排左二孙科、左三汪精卫、左四黎元洪、左六胡汉民、三排右四廖仲恺、孙中山后面为宋蔼龄，宋蔼龄左右分别为孙中山的女儿孙娗与孙婉。
当时，革命派领导人物孙中山、黄兴都在日本，他们在黄兴住所召集各派留日华人，决定成立同盟会。汪兆铭作为留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革命需要宣传，而汪兆铭的文采恰好是孙中山需要的。同盟会甫一成立，汪兆铭就以文辞被孙中山看重，担任同盟会评议部长。这一年他才22岁。进入同盟会后，汪兆铭连续在《民报》上发表30多篇文章，揭露清廷在各方面的腐败和黑暗，宣扬同盟会的思想和纲领。而汪兆铭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精卫”，决心以精卫填海一般的毅力，推翻满清，恢复中华。
在同盟会出名之后，清廷知道了汪精卫的情况，发出通缉令。在当时，谋反是株连九族的大罪，汪精卫为了保护在国内的家人，给他的哥哥王兆镛写了一封信，表示将与全家断绝关系，并解除与刘文贞的婚约。汪精卫与刘文贞本是父兄之命，媒妁之言，并没有感情。汪精卫趁此机会也是希望能够退掉这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刘文贞女士虽然被退了婚，却依然欣赏汪精卫的志向。退婚后，刘文贞发奋读书，成为一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终身未嫁。1907年至1908年间，同盟会频繁举行的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几次不成功的起义，导致优秀会员徐锡麟、秋瑾等接连牺牲。
面对革命党的起义活动，清廷对日本政府施压，孙中山被迫流亡美国檀香山，革命活动转入低潮。此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反思革命活动失败的教训，继续探求拯救国家的方向。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认为，既然尚无实力发动推翻清廷的武装斗争，就应当转变思路，从别处着手。
秦末，反秦力量多次发动针对秦始皇的暗杀行动，虽然都失败了，但也严重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这一历史经验被革命党人吸取，他们希望通过暗杀清廷高层人物，启发民众的反清思想，推动革命力量的发展。
◎ 秋瑾（1875—1907），女，字竞雄，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鉴湖女侠秋瑾有诗云：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对于暗杀可以“唤醒民众”的逻辑，后来之人多不敢苟同。清廷固然腐败黑暗，但高层人物与平民百姓素无往来，他们死不死百姓并不在意。被杀之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被冤杀反而能够得到民众的同情。
但也不能否认暗杀的作用，因为革命党人选择的暗杀对象，往往都是清廷的改革派而非守旧派，是推动清廷开展立宪改革的中坚力量，如端方、恩铭、铁良、良弼等。
改革派如果被除尽，清廷将只剩守旧派，不会再推动自我革新，反而会因为国内国外的多重压力而迫使清廷转向倒退和保守。这无疑会让清末的社会和民族矛盾加深，加速清朝的灭亡。◎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字伯涵，号静云，清宣宗道光帝之孙，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五子，光绪帝载湉异母弟，宣统帝溥仪生父。在一众满洲亲贵中，汪精卫选择的对象是清廷权力金字塔的塔尖——摄政王载沣。
于是，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方君瑛、曾醒、陈璧君等7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小组。实际行动者有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
胡汉民知道了他们的活动后，立即加以劝阻，并写信告知了远在欧洲的孙中山。但汪精卫孤注一掷，决心已定。他回信对孙中山说，他拼死的决心不能挽回。如果有人阻拦他，他就以陈天华为榜样，蹈海自尽。摄政王载沣居住在醇亲王府，每天必经之路就是什刹海上的银锭桥。汪精卫一行人准备在银锭桥下埋设炸弹，等载沣经过之时炸死他。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故事。由于他们行事不密，刺杀没有成功，汪精卫被捕。为了谋刺载沣，汪精卫已经作了必死的准备，被抓入牢中并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在这里他再次发挥了自己的文采，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功底深厚，文采飞扬，所作的诗句也堪称精妙。五言绝句，字字珠玑，对仗工整，气势磅礴。但细考汪精卫一行谋刺载沣的整个过程，其实并不慷慨，但被捕入狱之后，却也从容。
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一篇长达四千言的供词，对埋放炸弹一事供认不讳，声称此事全系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在供词中，汪精卫详细述说进行暗杀的原因，痛斥清政府的腐败黑暗。◎ 爱新觉罗·善耆（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后代，女间谍川岛芳子生父。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造者之一。办理汪精卫案件的是肃亲王善耆。汪精卫的行为按律当斩，但肃亲王深知清廷推进立宪改革，需要得到更多人支持。如果留着汪精卫不杀，也许能够让一些革命党人心存感念，打消革命的念头，对清廷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的光明前途重燃希望。
对于救了他一命的肃亲王，汪精卫心存感念，他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的能免一死，也许有一种政治的作用；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能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当初决定暗杀，多么坚定决绝，但鬼门关走过一遭之后，却又唤起了心底最柔软的一面。但整个暗杀事件，也把汪精卫一生最致命的弱点曝露出来：此人虽然文采和口才了得，但却没有干实事的手段和执行力，下定决心之后固执，面对困难时又软弱犹豫，以至于每每到了人生的重大关口，犹豫不决，久拖不下，在重重压力下总是匆忙作出最差的选择。
考究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大人物，但凡犯重大错误者，都有这样的通病。换句话说，他们也许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有的人文采好、有的人力气大、有的人主意多，但他们都不适合做领导者。此外，还不得不说汪精卫在革命活动中结识的爱人陈璧君。她是个头脑活跃，却缺乏缜密心思的女人。为救汪精卫出狱，竟然异想天开，提出可以从狱外向里挖地道。
如果这一计划可行，那直接挖个地到去醇亲王府的卧室把载沣杀了不是更简单？在陈璧君最心急火燎的时候，接到了孙中山的指示，孙中山指出，救出汪精卫的唯一办法，就是赶快革命，推翻清廷。汪精卫早期的政治立场以反共著称，孙中山筹划联俄容共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汪都是坚决表示反对的。尽管如此，孙中山爱才，还是将他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等遵照孙中山遗愿，建立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夺权。此时，汪精卫一改往日的坚决反共态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中的“左派”领袖。汪精卫的变化，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位置的争夺有关。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政府主席将是头号人物，此时竞争这一位置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廖仲恺曾到苏联学习，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与不喜欢苏俄的右派势同水火，他当国民政府主席，必然激化党内矛盾，祸起萧墙。廖仲恺被排除了。胡汉民曾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孙中山受邀北上时，曾代理大元帅职务，相当于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但胡汉民人缘不好，也得不到党内支持。
汪精卫不失时机地表达出对孙中山路线的全盘支持，隐藏自己曾经的反共立场，再加上汪精卫性格上温文尔雅、待人谦和，迅速获得党内的普遍认同。
1925年6月，汪精卫如愿当选了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尤其是廖仲恺遇刺之后，积极维护孙中山既定的联俄容共政策，越发被人们认为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这么做，主要原因就是积极谋求通过苏联的力量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汪精卫在此期间的主要政治盟友，便是苏联顾问鲍罗廷。
◎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被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但是，汪精卫的所谓“加强权力”，并没有整体方略，仅仅是借助苏联顾问拉拢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但他本人与左派人物之间并无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汪精卫对军队完全没有影响力。1925年11月，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联俄联共，就是著名的“西山会议”。作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汪精卫，却没有采取措施，统一内部纷争，而是放任他们与自己产生矛盾。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汪精卫面对大事时，犹豫和懦弱的又一次表现。这也导致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代表的左派矛盾进一步加深。1926年3月，掌握军权的蒋介石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季山嘉的住宅，史称“中山舰事件”。对于这起事件的起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蒋介石蓄意为之，也有认为是偶发事件。此次事件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研判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于是选择对蒋介石让步。这一决定导致汪精卫曾经建立的势力失去依靠，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主席叶做不下去了。无奈之下，汪精卫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远赴法国。汪精卫为了加强权力而联俄，不惜国民党内部分裂，后来失败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付出巨大代价。汪精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认清形势，病急乱投医。
但失败的教训并没有让他真正成长，从此，汪精卫始终在走一条联络外部势力、分裂国民党，以对抗政治对手的道路，也为他最终的败亡埋下伏笔。汪精卫出走后，国民党左派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又迎回汪精卫。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来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和广州宣布“清党”，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蒋介石的举动，让大批国民党内的左派青年出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各种力量碰撞回旋的舞台。当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两湖地区相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并酿成北伐军和农民的冲突。
因为北伐军中的军官和士兵，很多都来自两湖地区的士绅家庭。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严重破坏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士绅的土地和财产被任意抢夺，严重侵害了北伐军人的利益。
而且，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北伐军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问题。面对武汉的复杂形势，汪精卫感到十分忧虑。他既不赞同西方列强对中国北伐战争的干预，坚决要求北伐到底，也不赞成苏俄对蒋介石“清党”的坚决反对，同时又希望迅速掌握两湖地区工人和农民运动的主导权，恢复社会秩序。
汪精卫的三个愿望，要想同时满足，有很大的难度。继续北伐就必然要与西方列强产生矛盾，而调和蒋介石和苏俄的关系，又引来国内左派的不满，失去对左派的号召力，同时也就丧失了工人和农民组织对他的支持，掌握工人和农民运动主导权就无从谈起了。与此同时，苏俄也对中国国内形势作出研判，认为蒋介石已经脱离了革命，工农群众有必要组建自己的武装。
汪精卫意识到继续联俄已经不太可能，而苏俄方面也认为，汪精卫的左派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非代表工农利益。
对于中国的下一步工作，苏俄也发出指示，主张工农武装继续占有士绅土地，推进土地革命，但只没收大地主，保护北伐军军官家庭和中小地主；改变国民党人员组成，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消除对不可靠的国民党将领的依赖，动员工农群众组建新军，惩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人物。苏俄的指示让国共分裂成为必然，汪精卫没办法再脚踏两条船了。事已至此，汪精卫也顾不得争取那些被蒋介石排挤的国民党左派支持，决定跟随蒋介石的步伐，决定分共。七月十四日，苏俄在《真理报》刊文指出，“国民政府之革命工作已经告终，现在已经是反革命势力”。被推到悬崖边的汪精卫只能极不情愿的步蒋介石后尘，与苏俄彻底决裂了。汪精卫初到武汉，本有更好的选择。他曾经是国民党左派的“共主”，也有一定群众基础，完全可以努力团结左派人士，加强与工农的联系，争取从苏俄手里抢回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之后再挟工农的力量与军队将领和蒋介石叫板，形势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尽管行为上与蒋介石统一，但汪、蒋之间还是矛盾深重。汪精卫组织了“讨蒋军”，纠集张发奎、程潜、鲁涤平等人率部加入，准备沿江而下，攻打南京。
正当汪精卫紧锣密鼓准备讨蒋之时，张发奎的部下贺龙、叶挺等人突然发动了南昌起义，导致张发奎的军队损失四分之三，“讨蒋”也不可能了。
其实，从与苏俄决裂之后，汪精卫就应该意识到，苏俄不可能无所作为，此时组织“讨蒋”，根本不是正确的选择。风云突变，汪精卫已经无可作为，1927年12月，汪精卫携陈璧君再度流亡法国。上一次从法国回来，准备有所作为，结果依然一无所获，反而更加损害他的声望。蒋介石担忧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向南京推进，希望启用对日本熟悉的人物掌握外交。国民党召开中央执委会会议，决定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导外交工作，展开对日斡旋。
汪精卫此时的主张是既要抵抗日本，又要与日本交涉。5月，在英美调停下，中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事既平，汪精卫也就失去了作用，他逐渐指挥不动手下的各部部长，当年10月就告病辞职。从1933年开始，汪精卫连续发表文章和谈话，表示中国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以中国的国力无法战胜日本。此时汪精卫虽然未必是“亲日”，但他的态度引起日本注意，日本人已经开始把汪精卫当作是可以利用的人了。
1933年，为了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再请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交涉，稳住日本，好一心一意扫平国内。
在汪精卫的主导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独立，此时的汪精卫已经被人们视作是日本利益的代言人了。
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汪精卫致辞之后走出会场，刺客孙凤鸣高喊“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的左脸、左臂、后背受伤，此后汪精卫枪伤定期发作，并伴随终身。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得到了全国各派和苏俄的共同支持，势力如日中天，汪精卫不免再次感到失落。想当初，明明汪精卫才是左派共主，并联合苏俄，如今却反过来，蒋介石得到了苏俄支持，且成为全国领袖。
对于汪精卫来说，再打苏俄的主意已经不可能了，要与蒋介石对抗，唯一可以引为外援的势力只剩下日本。1937年，中日正式开战。此时，汪精卫名义上是国民党副总裁，国家的二号人物，实际上一举一动都被蒋介石监控着，形同软禁。
汪精卫一方面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待时机，寻找机会，一方面秘密派遣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与日本人谈判，商讨所谓“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会议，汪精卫照例是可以不参加的。两天前，云南省主席龙云派了一架包机从昆明来到重庆，恰好要在这一天返回昆明。
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借口要去昆明演讲，搭乘这架飞机离开重庆，前往昆明。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即将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云南省主席龙云和省府各厅局长已经在机场夹道迎接。然而，汪精卫和陈璧君根本不敢在昆明高调见人，刚下飞机就直奔下榻处，托辞飞机颠簸难耐，闭门谢客。
在昆明稍作停留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又搭机前往越南河内。云南省主席龙云既跟蒋介石不对付，又不想跟着汪精卫叛国投敌。他的目的在于要保持云南的半独立地位，两不得罪。所以，龙云一边为汪精卫安排下瞒天过海的出逃计划，一边向蒋介石发电，报告了汪精卫的行踪。蒋介石原本并没有认为汪精卫是去叛国投敌的，他认为汪精卫与日本进行外交接触，并不影响抗战大局，也许还能起到缓和战局、拖延时间的作用。
◎ 1939年《大阪每日新闻》号外刊登汪精卫“艳电”全文
但没想到，汪精卫到达河内之后就发出电报，宣布叛国投敌。这封电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艳电”。
在“艳电”中，汪精卫强调，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最终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希望能够与中国亲善友好，共同合作。汪精卫的说辞，显然都是由日本人操刀炮制，并借汪精卫之口强加给中国人民。
经过十多年的政坛洗礼，他早就应该意识到，现在的国民党是蒋介石的天下，反蒋的力量虽然还存在，但实力弱小，互相之间也矛盾重重，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几次反蒋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 汪兆铭于南京国民政府前，匾额刻有“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汪精卫自己的政治声望也在几上几下中，在一错再错下，消磨殆尽，没有多少人响应他。在发布“艳电”仅仅四年后（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病死，死前汪精卫对日本医生说出了人生最后一句话：“我要回中国……”。
叛国投敌，汪精卫也并非全然为了自身的利益，多少也有些停战求和，保全国民生命的意味。但他熟读古书，却忘记了圣贤的教诲：传统道德一向是提倡一个忠字，国家再败亡，人民再苦难，屈辱偷生尚可，汉奸卖国贼却万万做不得。
在南京期间，有人给他画了一幅《木兰夜策图》，汪精卫一抒心境，在画上题词：风四号，月半吐，此时揽辔涉长路。风与马，同萧萧，月与人，同踽踽。拼将热血保山河，欲凭赤手回天地。戈可挥，剑可倚。一干一城从此始。虽千万人吾往矣。汪精卫曾经是爱国志士，立志发动革命，救亡图存。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并没有真正的领导才能，不具备谋大事的执行力。与能力相比，他的野心却大得多，这导致他每每选择剑走偏锋，希望通过非正常手段加强自己的权力。
为了实现目的，不惜数次摇摆，动摇自己的立场。殊不知，他遇事难决，而谋事又固执，待不得不为之时，往往做出最坏的决定。
才高于能，德不配位，造成了汪精卫的人生悲剧和国家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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