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 || 记忆老西安：社会路的所巷
记忆老西安：社会路的所巷
1984年作家和谷在社会三路55号院二楼留影，背景是鼓楼侧面
社会三路（所巷）可从红色公交车直朝西对的盘道马路一门道进入
这是西安一条已消失的老巷子，上世纪的1995年被拆迁，原址基本成了所谓西安新八景的钟鼓楼广场的一部分。
它就是曾经的西安社会路上的所巷，我曾在1986年后在这里住了三年多。后因院子积水临时住单位办公室，但房子还放有我一套家具和差不多上万本的藏书，户口所在地也在这所院子，到1995年拆迁，前后近十年。
八十年代初，这里门牌显示为社会三路55号，以前这条窄狭的小巷子叫所巷。追溯历史可到清代，因为此巷东南靠近钟楼驻布政使司理问所，所以称所巷。当年住在这里居民也喜 44 33445 44 14940 0 0 2841 0 0:00:11 0:00:05 0:00:06 2841称所巷。
这个55号院曾是西安市文联的驻地，可能也是西安市局级单位最穷最简陋的地方了。此前文联是在教场门警备区招待所租房办公，条件更是窘迫。
据说当年西安市文联组联部主任户一，给时任zong书记的胡yaobang写信说了文联没有办公地点等困难，得到zong书记的批示。才在买下这所居民院子的后半院里盖了简易的二层楼，大概也就16间房子。
今天，谁能想到这个破败简陋的居民院，当年竟汇聚了西安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精英，还有后来影响西安几十年，各个艺术门类一长串进入西安文化艺术史的诸多标志性人物。那段时光也无疑是所巷和它的这个55号院的最后绝响的华彩乐章。
后文联在莲湖巷买了个独院，盖了三层楼，搬走后就把这里的房子分给没房子的困难职工当住房了。文联给我分的是二楼打通的两间，原组联部办公室。文联开大会也在这间当时最大的房子。记得我1985年才调入文联下属的《长安》文学月刊社，几次开文联大会，从《长安》驻地教场门走过来，屋内坐不下，只能搬个椅子坐在门外楼道上听会。没想到过了二年多竟成了我的住房。关于此房的分配，本来给我分的是南二环西段房地局一套40平方米的公房，就因为听了原任文联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的一句话：“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城外一套房。”我便选择了社会三路即所巷的这间36平方左右的房子。
事后有人说我被忽悠了。果然，我刚从鲁家村租住的农民房搬进去一车家具，就被文联一退休老干部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儿子给占了，把我家具搬到另外一间房。他们以为我从铜川调来，西安没根基，好欺侮。
我这个人不惹事，但不怕事。他们真认错了人，我是老西安。于是被逼得居无定所的我，马上奋起反抗，正好我有同学从公安系统得知他们的警察儿子隐瞒有吸毒恶习，便彻底找到他们的软肋。当年我采取的是有理有利有节，在驻地派出所支持干预下，折腾一个月，终于迫使他们认输灰溜溜地搬走了。这些当事人，包括忽悠我的阴谋策划者，如今都已下世，所以文中就不点名啦，否则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厚道。
在这个小院里，西安市作协成立之初就占的东边里外两间楼顶上加盖的小瓦房，里间是贾平凹与和谷，外间好像是黄河浪、刘大鹏、韩俊芳。我每到这小院里开会，都要去找和谷下上两盘围棋。记得和西影的著名编剧张子良、竹子等四五人还来过一次围棋车轮大战。
在这里还举办过西安第二届文学奖，以及文学培训的讲习班，创办过西安第一份的《散文报》，当年主持这些事的是和谷，在这个简陋小院里，和谷可是干得风生水起，获全国奖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散文集《无忧树》应该是他这一段时间创作出的，这两项大奖相当于今天的鲁迅文学奖。
和谷，铜川黄堡人，原名和都蛮，小名大蛮。在渭北铜川一带给娃娃起名为“蛮”，意思主要指要娃娃长得壮和蛮实，再还有长得心疼、乖的意思。和谷和我成为朋友，缘分在铜川。我60年代末从西安分到铜川，他70年代初从铜川到西安的西北大学上学，虽然打了错差，但后来聚于西安钟楼下这条小巷，成了同事。
这个毫不起眼的简陋小院里，和我同事的还有西安市音协主席牧江、美协副主席杨宏汉、作家景平、权宽浮、摄影家李长生等，都是西安文艺界各路的领军人物。再者，我敢说西安当年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不管是专业或业余的，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西安市作协两间小房，其中一间朝东墙老是热乎乎的，他们猜测是靠着德发长饺子馆下饺子的大锅。
当时这德发长饺子馆的书记是我西安27中的校友，所以这德发长饺子馆的历史我还略知一二。“德发长”1935年由河北保定人商人赵继武聘请著名烹饪技师创办，北京风味水饺，招牌就是饺子宴，融烹饪技术与造型艺术于一体，“一饺一形，百饺百味”，共有200多个品种。诗人贺敬之在该店进餐后，欣然留墨：“宴文宴友饺子宴，长忆长安德发长。”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2005年给德发长也题了词：“花式繁复，百花齐放，以德为根，花发绵长。”“德发长”旧址先在钟楼东南角，1961年底，迁到钟楼西北角。
这个与我作了多年邻居，一墙之隔的饺子馆，和我缘分真不浅，所以应该费上一点笔墨。
我没沾过这个 “德发长” 饺子馆的光，反而是受其所害甚烈。因了这个百年老店，我们院子经常下水道被堵死，污水倒灌，而且老鼠横行，曾经在黄河浪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一窝老鼠儿子呢？！这院子还有螨虫肆虐，在这院子住过的，有三个人都患了一种难查病源的类风湿病，一是文联主席黄悌，二是进住黄悌办公室的司机马师，再就是我了。有冶疗类风湿专家级的医生推测病因，说可能是环境污染和螨虫。最后，下水道彻底堵死，积了一院子臭水，我们长住的4家人终于逃离，被迫搬到文联住办公室，而我住的是一间专门腾空的仓库。
和我当年成邻居的还有关雎和郭欣夫妇。关雎1939年生，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西安秦腔团二团（三意社）当编剧，是一位剧作家。后又调入西安市文史馆当副处长，他还是一位老诗人，出版过诗集《沙漠中央》，他的诗歌《“1”的思辨》在我主持的西安市第六届文学奖中获一等奖。老关有一绝技，中国象棋功夫了得。70年代曾获西安市级机关象棋比赛冠军。我们俩是诗友，也是棋友，下棋我虽然胜少输多，但也就是四六开，算得上是棋逢对手。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下棋。记得我开始先杀了老关个冷不防，竟旗（棋）开得胜，一赢一和。后边就乏力了，老关残局好，我则略逊一筹。老关对我说：“哪天我调到文联，咱组队参加全市机关象棋比赛一定拿冠军。”
关夫人郭欣是文联干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儿子关山，著名剧作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关山毕业时关雎老兄给儿子写了一首诗《童话•小狐狸》，第一句就是“老狐狸终于把小狐狸赶出窝了”。因之，关山没在这社会路所巷的陋室住过，只是过节回西安小住几天。成了四处闯荡的独立作家，写了一部纪实报告文学《一路奔走》，历练应当很辛苦。最后在北京混出名堂，成了央视《东西南北中》《东方时空》《环球影视》《欢聚一堂》《艺术人生》等节目的策划、撰稿。主要作品有电视剧《我非英雄》《刀锋1937》《中国刑警》；电视片《中国音乐人》；与音乐家三宝一起打造并执笔音乐剧《金沙》《三毛流浪记》等，可谓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我非常关注这只“小狐狸”，并非常看好他。
值得回忆的是，我住所巷，即社会三路55号的房子顶上，水泥楼板平整，比较整洁，是以平房为主的所巷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我春秋之季摆上饭桌吃饭，夏天晚上歇凉的好地方。尤其在夏季傍晚时分，栖息在钟鼓两座楼上的雨燕，四处翻飞，上下穿棱，十分的有诗意。加上冬天登高观赏满城屋顶尽铺雪，玉宇琼宫景色殊，也是十分爽快惬意的。
在我们的屋顶上朝东能清晰地望见钟楼，朝西能真切地瞅到鼓楼，想起儿时童谣中唱“钟楼高鼓楼低，社会路口卖烧鸡。”我遂改成一段顺口溜，蛮有意思：“钟楼高鼓楼低，一边东来一边西。我家住在当中间，你看稀奇不稀奇。”
所巷的长度也就一百来米，巷道很窄也就能通行一辆三轮车，中间一拐成内八字型，西边通社会路，重要的是东边通钟楼盘道，堪称离钟楼最近的唯一小巷。一出东巷口你会感到眼前一亮的豁然开朗，迎面就与西安的地标式建筑钟楼相对，这时感觉钟楼特别雄伟。
记得我在铜川市歌舞团工作时，有一任团长思想比较左，也爱寻事整人，以整人为乐趣。团里有一批西安娃，其中几个比较捣，团长整不下。开大会时团长训话，连讽刺带挖苦带遭踏地骂：“把你几个西安钟楼底下的雀！还真一个个成了溜光棰，整不下了咋的？！”“雀”念成“巧儿”至今乃记忆犹新。谁知道过了十来年，我却真成了钟楼底下的雀！你说绝不绝。当然我喜欢的是钟楼周围翩翩而飞的雨燕，这小精灵飞动中吃蚊虫，这里的好处是蚊子少。
所巷东口曾有个卖小吃的，每次出入都得侧着身子，急步而过，以免影响人家作生意。出巷口东边就是德发长饺子馆的门面了，几次在这里宴请朋友，我都会说饺子馆后院紧挨我住的院子，下饺子的大锅挨着我邻居家的住房加伙房的墙呢？
所巷这地界，真正是西安的背巷子，脏乱差是它的常态和真实，真正是棚户区贫民窟的陋巷陋院陋室。1972年有个意大利导演叫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充满神秘感的纪录片《中国》。传说他专门串这种背巷子，拍中国真实穷困的一面。我走在这条巷子时曾想，这里应该是安东尼奥尼导演拍摄《中国》的最佳外景地。因为它紧挨着钟楼，繁华光亮与落后阴暗对比反差最强烈，令人想不到，或熟视无睹而出奇制胜。
这条叫人难忘又亲切的烂巷子，所谓西安市的“白菜心”，发沤变了色的“白菜心”。我也曾构思准备为它写篇文章，想好的题目就是《西安的灰色背影》，这种行为有点犯忌，也有点对生养自己故乡大不敬、伤害或污蔑，最后便放弃了。现在这条“脏乱差”的烂巷子成了光鲜的惹人注目的钟鼓楼广场的一部分，旧貌换了新颜，再回忆一下，权当忆苦思甜吧！
本文发表于《艺文志》丛书，三秦出版社2015年12月。
(图片源于网络，感谢原创作者）
--------------------------------------------------------------
往期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