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彬 |一碗海洋
一碗海洋
杨旭彬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七侠”也只是拥有一碗而已!
将时间的标记迁移到儿时的一个春日,在陇东的一个小村庄里,我正在树丛里摘下一束野韭菜玩,收工回家的七大大肩扛犁铧路过身旁,领我回到他的“牛窝”窑洞里开始一次生动有趣的梦幻之旅。他用一个大瓷碗盛满水放在炕沿上,然后将我手里的野韭菜末端折下来轻轻地放入水中,那些细丝一般的绿枝飘在水面,既安静又有流动的欲望;又从奶奶的菜筐里取来芹菜叶撕下小小的叶片扔进碗里,微微叶片贴浮在一起俨然一片荷塘;七大大迷着眼,微微翘起嘴唇,用芹菜干轻轻地调整水面上小枝叶,使之构成一幅漂移安静的画。一些小枝交叉起来,一些叶片围拢起来,形成不同的景致,任由他细心地摆弄,窗户上的光线影印在碗里,水面上有一道一道的折射,他沿着光线的轨迹,将碗放在弧线最美的位置。当时他也许给我描述过域外遥远的地方有大海,有船只,而陇东处于高原的沟壑之中,从没有见过浪潮奔涌的大海。他出生、升学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这儿,所以他内心的海洋一直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那清澈的眸子里装满了我当时尚不可理解的影像,也许他全然陶醉在这片海洋里,而此时那些忍辱负重的岁月仿佛也镀上一层金灿灿的光泽,连平日困顿的日子都快乐悠扬起来了,他正是通过如此的蹊径叠加一些想象力来勾画自己内心无垠的精神世界。
这是我少儿时段记忆最为清晰的一个情节,每每此时,七大大那全神贯注、静默思索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他似乎把一生的期待幻化在一只瓷碗里,从此再也没有走出陇东峁塬,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长眠在黄土高坡上。这微缩的海只是停留在那个春日的午后,“海”变成水滴从碗沿上溢出跌落,渐渐荡漾在他的梦境中。无论是后来我走过京西颐和园的昆明湖,还是到过云南的滇池,或者有一年乘船夜渡琼州海峡的时候,都忘不了这一碗曾经在胸中澎湃过的大海,多少次梦醒后泪流满面,多想让“七侠”继续牵住我的手一直走向真正听得见浪涛声音的大海啊。
七大大我称他为“七侠”吧。
还有那个窑洞为啥叫“牛窝”呢?
原来他还在当“娃娃老师”的时候,这个窑洞是被生产队征用养牛的地方,具体养几头牛,我都不记得了,后来“七侠”和七娘要结婚,奶奶就找队长要回了这个窑洞,收拾干净后做了他俩的新房。至于说到“侠”,单从外表上看,他算不上侠,单薄的身体,瘦削的面庞。但他非常的英俊,修长的个头,四方脸,好看的眼睛和浓黑的眉毛,和他的哥哥我的父亲不同的是他的脸盘稍长一些,显得更斯文。现在回想他一定不缺少侠的情谊和侠的肝胆。“七侠”是我父亲的亲弟弟,父亲排行第六,他自然顺排第七。我不记得他们哥俩谁先从教师岗位回到生产队劳动的,我懂事的时候反正他们都成了农民。只是他们的农民身份层次还是有些差别的。“七侠”应该是有大智慧的人,据说他学习好,品质优秀,毕业后就被选到别的地方做教师了,因为年龄不到18岁,所以称为当地有名的“娃娃老师”。“四清”运动开始后,他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好,迟早是要被清退的,所以他主动申请回乡务农。他了解状况,明白时势,懂得适应和调整自己。尽管他刚从讲台上下来,基本没干过地里的活,又那么单薄,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下功夫吃苦头坚持学会各种庄稼活,乐呵呵的挑起担子,扛起犁铧,适时地融入到人们群众的圈子了。而我的父亲则不然,他因为当时的大气候被动放弃心爱的事业和理想,无论如何也舍不得音乐教室里的手风琴,舍不得讲台上的诗词朗诵等等。回到生产队那是最后的选择,只剩下简单的“活着”这样一种念头了,所以他于心不甘啊。队长每天派活拿他也没啥办法,他因为几次肺出血住院治疗,体质越来越差,又不会做那些技术活,也干不动重活累活,只好混编到老弱病残的序列,拿到的是最低工分,偶尔被驻队干部发现,调他去做些有品位的事情,他也不是很配合,消极的很。这时候只有“七侠”和他坐下来语重心长的说说话,他才撂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看来我还是去吧”。写写稿子,在房前屋后涂抹标语啥的,后来又当了几年的社请教师,直到平反以后回到学校。而“七侠”就不能再像他兄长那样,毕竟家里要依赖能挣工分的人来养活一大家子呢。再说“七侠”他回到农村,就没打算再出去谋生了。他给人的感觉似乎已经安于现状了吧,面对逆境骨子里就是那样无所畏惧的。当然他仍有理想的世界,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每个瞬间。他的世界至少和那一碗水是有关联的,如果有一艘船给他,他将是一位好舵手,因为他做什么都是有板有眼的,况且是他喜欢的事情,一定是美好的结局。然而谁会想到他最后的结局竟是如此的凄惨,让我至今为之顿足扼腕---
“七侠”确实是个能工巧匠,家里许多坏了的东西在他手里总能得到复原。他编筐织席,做马扎子,种菜栽苗,养鸡喂猪等样样不差,即使带我们玩耍,也是能玩得出好多花样来,他用芦苇叶子或麦秆几下就能编制出来小鱼或蚂蚱什么的,简直太神奇了。他还拉得一手好听的二胡,每当此时,我的父亲也坐在一旁虽然默不作声,却也能发现他的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能感受到兄弟彼此心灵的默契,这也许是那段时日里看得见的最美的风景了。而当父亲偶尔敲起那些有节奏感的玻璃瓶时,“七侠”就不知啥时候已经站在身后哼起调子来了。
“七侠”一定是最疼爱我们兄弟几个的人了。我们经常不自觉的盼望下雨天,那时候我们几个就钻进“牛窝”里,可以一整天听他讲故事了。那些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繁星明月,给了我童年太多美好的想象,我们一起靠在麦秸秆垛子下,在夜幕下听“七侠”讲述牛郎织女的一幕幕情景剧。一次,一场大雨里我从坡上滚下来,头上起了大包,听见哭声他跑过来抱起我检查了一遍安慰我说不打紧,然后从墙头上揭下一片瓦片,轻轻地敷在受伤处,在他宽厚的臂弯里我那时候就觉得最安全了。
那年过完春节,农闲,队上号召青壮年组成“割条子”小队,要去山里(应该是子午岭林区)采割树梢,用来编制存放粮食的大条囤,还有供应做簸箕的枝条。“七侠”没有任何犹豫就报名了。奶奶烙了干粮,做好炒面,七娘准备了被褥和衣服,一队人马就出发了。然而一直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父亲被告知“七侠”出事了,说是进山后一直下雨,天气阴冷,“七侠”的胃病复发,住在窝棚里,加上吃不到新鲜热乎的食物,患上痢疾一直不好。一天遇上天气放晴,他坚持要出工干活,爬到树梢,因四肢无力摔了下来---
队上派了马车将“七侠”的遗体运了回来,在崖畔停下。从此那个初夏好像再没见过有阴雨天了,太阳昏沉沉的照着,全家人铁灰色的面目传染了一个遍,奶奶无声,我的父母也不说话,父亲蹲在场院边上不停地抽着并不习惯的老旱烟,七娘领着尚不懂事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泣不成声。那个夏天让我幼小的心冷到极限。我一遍又一遍的念叨“七大大,醒来吧!醒来吧!”,希望他从哪个马车上跳下来牵住我的手,有说有笑的,我仰起头仍能看到他微微翘起的眉毛和浅浅笑意的嘴角。到了傍晚我仍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希望,爬上大梨树的树杈,望着那个包裹“七侠”的木盒子,默默地喊他回来,回来---
那个削割肝肠的夏天似乎用它的炎热驱散了“七侠”身上淤积的阴冷和雨水,至少让他不再觉得寒冷。而这个贫瘠的故乡最终将“七侠”安葬在泛起无限惆怅的庄稼地里,掩藏在那些蹒跚徘徊的云朵里,也掩藏在夜晚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斗上,我只要抬头,“七侠”依然对我点点头,微笑着---
接下来的日子仿佛铅铸铁锈一样,走的缓慢,过的艰辛。那时懵懂的我以及走出峁塬的我试图复制“七侠”身上那些珍贵如金子的达观幽默和从容不迫,却总是不得要领。但他一直都在我的视野里相伴,如何也忘却不掉的,我想我的性格中至少烙上了“七侠”的某些东西,因此希望我见到的山峦大海和湖泊他也能感受到,那将是我平生最幸福的回馈和报答。而那时奶奶的羽翼下是两个小小的生命,“七侠”留在这个世界的一双儿女,血液的传递有了新的枝蔓。我一直都没有看见到奶奶懦弱过,她如此的坚强,从未向困境低头。就在一次大雨滂沱的午后,我听到奶奶撕心裂肺般的哭声,一声又一声呼喊“七侠”的乳名,那叫声盖住了雨声,回音击打在院落内所有人的心上,每个人的脸颊上都是滚动的泪滴,后来那些哭声渐渐被大雨带走,雨停了,奶奶仍然需要给两个孩子做饭吃,哄他们睡觉,给他们温暖,这就是使命,简简单单的每一天,却成了奶奶余生最庄严的允诺。我想“七侠”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用他坚毅的目光、慈爱的手掌抚慰护佑他的亲人们走出泥泞,走向更远的未来。多年后,男孩捡起他父亲的那只画笔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画画的人,而女孩也变得自强自立,在上海那个真正靠海的地方拼接“七侠”曾经美好的愿景---
这一生,我见过的那一碗水和它所呈现的那些意象现在已经变成了浩瀚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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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旭彬,笔名:阿丛,1965年出生于甘肃陇东。曾在《甘肃日报》、《中国散文家》、《甘肃经济报》、《交通安全报》、《甘肃工人报》、《政治协商报》、《对外经贸报》、《青年时报》、《西安日报》、《丽江日报》、《信息早报》、《诗词世界》、《北方作家》等报刊发表多篇散文和诗歌作品,2009年度数篇作品入选《散文十家精选》;部分作品入选《2009年度散文精选》、《2009年度诗歌精选》和《散文大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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