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新问题、新挑战，进入到经济发展新常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些地方和领域已显现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需求侧应对危机的手段，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传统观点，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的经济理论革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这一历史要求集中表现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遇到了新的问题，原有的体制和各个方面的政策束缚了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这个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而提出的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
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7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态成长为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这一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条件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是短缺经济，需求旺盛，供给侧最大的优势是成本低；现在则是供给侧成本大幅上升，需求出现疲软。这对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在这一阶段，中国既面临着新机遇：经过一百多年的接续奋斗，距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同时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若干原则之中，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如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理论层面来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和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从宏观来看，虽然中国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条件都有变化，但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所不同，世界经济低迷的主要矛盾在需求侧，表现为需求疲软；中国经济的需求侧也有问题，但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中国经济的需求侧虽有问题，但相对而言，供给侧的矛盾更大。特别是现阶段，经济出现新的失衡，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压力同时存在，这种双重风险并存的现象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双重风险之一的经济下行风险，表面看是由内需疲软导致的，实质是产生自供给侧。因为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缺乏升级空间，创新力不足，缺乏优质投资项目。现在国家近160万亿元的M2（广义货币）存量，缺乏优质投资机会，大量都在虚拟市场上炒作，一旦出现相对较好的投资机会便蜂拥而入，进而大幅抬高投资门槛，阻断新的投资者进入。因此，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的创新力不足，所以中央提出实体经济要有创新，农业、制造业、新型服务业等要创造出有效的投资机会。
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原因不在于国民收入没有增长，根本也在于供给侧。从价值形态看，新创造的价值叫供给，扣掉折旧，新创造的价值首先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消费疲软，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出现了结构性失衡，降低了消费需求倾向。
双重风险中的另一重风险即潜在通胀压力上升，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而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也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都来自于供给侧，现在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深入持久地推动下去，是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的，是转变发展方式、克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因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深刻革命
中国现在的需求侧宏观调控遇到了问题：由于双重风险并存，既不能扩张需求又不敢紧缩需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年—1998年需求膨胀、通货膨胀，所以实施长期紧缩的政策；1998年—2010年内需疲软，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需求疲软的现象，所以采取扩张内需的政策。现在双重风险并存，过去采取的两种总量政策从需求侧来说方向是相反的，因此需求侧的宏观调控既不敢全面扩张又不敢全面紧缩。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松紧搭配、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这是否可以解决双重风险并存的问题？可以，但治标不治本。松紧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只能营造一个空间，但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遇到了滞胀问题，他们采取的应对手段是从需求侧入手，至今仍未解决滞胀问题。要真正解决滞胀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入手，这就要求宏观调控方式从过去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变为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个变革涉及宏观调控的总量和结构、短期和长期、宏观和微观。从理论层面来看，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两个重要层面：制度创新和发展理念转变。
制度创新包括经济制度创新和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制度创新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保护企业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避免政府对企业公平竞争的随意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一方面聚焦在生产者，尊重市场主体，规范政府权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产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依靠全国统一的总量调控肯定不现实，需要因地制宜，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政治制度建设主要在于推动民主与法治。最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就是要把权力放在阳光下，关在笼子里，维护公平和正义。
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历史可能和条件。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新时期，面对新任务和新挑战，深化认识并理解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中国。这表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市场化、法治化进程，我们已经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当中，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前只有15个国家，其余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跨越，反而停留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当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过于集权，同时法治化和民主化不够，对权力没有加以有效规范。市场失灵、政府垄断、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滋生，既破坏公平又破坏效率，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制度创新一定要有坚强的理念作为指导，这个指导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公平与效率。举目观之，但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都处理得相对好些；但凡没有跨越的，都没能处理好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我们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效率观，这是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钥匙。因此，从理论的层面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制度经济分析的重大发展。
总体来看，在实践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是宏观调控方式深刻的革命，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运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分析的重大突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而是一个系统的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革命，既包含丰富深刻的政策内容，也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