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斯与新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学
历史重要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那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历史重要”（History matters）是诺斯标志性的名言，“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学习，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相连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被过往所塑造” 。然而，历史究竟有多重要？考虑一下诺斯同时兼有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身份，情况也许变得复杂了。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为代表，如同牛顿物理学一样是没有历史时间的逻辑体系。理性选择当然并不完全排斥回顾历史，但其核心在于“向前看”。如萨谬尔森的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决策的焦点在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忽略过去的或沉没的成本，“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叹昨日的损失”。诺斯作为将新古典理论结合进来的新经济史学先驱、新制度经济学家重要代表，如何将“向前看”与“向后看”这两种对立的哲学理念融合到一起，又如何将“历史”和“制度”拉进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厦之中。不妨考察一下，诺斯是如何建立起他的新经济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帝国的。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 1920-）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之一，他将新古典理论与经济史学相结合创立了制度变迁理论，并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20年诺斯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是三名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诺斯在瑞士和加拿大完成了小学教育，直到1933年搬回美国。中学毕业之后，诺斯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大学里，按照诺斯自己的说法，他忙于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并且在大学里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1942年毕业以后，诺斯成为一名领航员。经历了三年的海上航行岁月以及持续不断的阅读，他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于是诺斯回到了伯克利分校学习，开始思考“造成富庶或贫困的因素”这样的经济问题。再次毕业之后，诺斯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赖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他曾担任众多重要的学术职位，如1972年担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1972—1973年任东方经济协会会长，1975—1976年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
长期以来，诺斯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框架，这样的探索促发了诺斯对于经济史学的革新和对经济学视角中制度因素的关注。诺斯在经济史学的首先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将正统新古典理论和经济计量方法引入到经济史研究领域之中。诺斯在研究中发现“长期以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直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经济史的作品不论是采取编年史法还是采取主题叙述法，都往往是材料的堆砌和罗列。经济史就像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而没有表现出研究方法的差异，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和不够先进的。” 1965年在《经济史状况》一文中，诺斯明确提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的经济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至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另一位新经济史学派代表福格尔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新古典理论之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等也都成为了诺斯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所评价的，诺斯“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
在诺斯研究的中后期，制度因素越来越成为他关注的焦点。非正统新古典的经济学教育使得诺斯对于主流理论的切入点颇为独特。主流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视技术创新为关键，然而诺斯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重大进步，但由于海洋运输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安全，因此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变化，从而降低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在此思路之下，诺斯认为即便不存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由此诺斯的视角逐渐转向制度变迁。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有充分体现。
这种以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视角与新古典理论尤其是产权、交易成本等理论相结合，就逐渐形成了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思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运用这种新兴的制度分析框架，分析西方世界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一般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尤其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诺斯在新古典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框架下，认为明晰界定的产权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而使用交易成本来评价制度的效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诺斯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而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制度经济学”。
虽然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但诺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如前面所指出的，新古典的“向前看”理念与诺斯的“历史重要”存在着实质上的对立。交易成本理论虽然为对制度与组织的考察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思路，它却并没能够找到一种能够真正度量交易成本的方法。诺斯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他明确指出了新古典的重要缺陷在于忽略了制度和时间，这里诺斯对于时间的强调实际上显示了他从新古典范式向演化思路的转向。事实上，在九十年代诺斯对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渐转到以“适应性效率”为核心的演化思路上来。诺斯放弃了新古典的经济人理性假设而采纳有限理性的认知模型，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观点。他对于制度的关注焦点也从交易成本转向了“适应性效率”概念，并认为是“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适应性效率代表的是能够经受各种不确定性震荡和冲击的“灵活的制度结构”，而这种制度结构是一种演化的结果，在短期内无法创造出制度的这种适应性效率。正是在早期对制度和历史的新古典式研究中，诺斯逐渐认识到新古典范式的局限性，他到后期转向了与哈耶克类似的综合知识论和演进思想的研究方法。
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是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而成，其核心思想来自两人于1970年和1971年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的《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论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所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对诺斯“历史重要”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大历史观。
二、有效产权制度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和托马斯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问题并立刻给出了解答。他们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为什么兴起：“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本书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而回答也非常简明：“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第1页）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组织”？诺斯的解答是“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第1页）。这里诺斯所谓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现在普遍被人们归结为“有效的产权制度”，因为诺斯的论述之中并非针对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强调对于普遍性的社会结构而言的有效性，而在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产权制度。
诺斯在此也并未明确指出私有产权制度就是有效产权制度，但他强调制度有效的关键在于使得“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一致，这表明私有产权制度至少是有效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经济史学家，诺斯更多地使用历史案例来对自己的理念进行说明。看看诺斯和托马斯在书中所举出的“天文钟”、“海盗”和“羊人团”三个实际案例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所谓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涵义。
自从人类知道地球是圆的以后，经纬线就被划出，而测定经纬度也就明确了坐标位置，这对于航海冒险或贸易运输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
“确定纬度的能力较早便具备了，只要测量北极星的顶垂线即可；但在南纬度上北极星隐没在地平线以下。为了寻求替代的方法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了一批数学家，他们发现测定太阳在中天的垂线（当它与太阳斜面重合时）可以产生所需要的关于纬度的知识。不过，测定经度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确度的计时钟。”对于“天文钟”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为发明这种计时钟悬赏一千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到十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出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一万至二万镑不等。这笔奖金一直悬赏到十八世纪，最后由约翰．哈里森获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尽了半生精力。”（第3页）
在诺斯等人看来，哈里森为获取一两万英镑的“个 37 41516 37 15534 0 0 3930 0 0:00:10 0:00:03 0:00:07 3930人收益”正是与人类获得天文钟的发明这样的“社会收益”一致的，而促成这个一致行动过程的正是国王们“有效率的组织”。诺斯等人指出，“精确测定轮船位置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按减少了轮船的损失和降低了贸易成本来衡量是巨大的”，“突破究竟发生得多早，在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收入因节省了轮船和时间而增加”。他们从“报酬和奖金”的激励看到了隐含的“所有权”的重要性，更看到了“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而“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第4页）。
第二个例子是海盗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正好说明了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进步问题。诺斯和托马斯指出：
“在几个世纪里，海盗和私人武装是令人憎厌的，而且只有它们普遍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海盗的威胁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行贿，英国采取那种露骨的办法防止了北非海盗多年在地中海的劫掠。行贿是‘有效的’，因为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收入增益总的说来足以超过为使国家境况改善而付出的贿赂，而且这种办法有时比海上保护所费便宜。另一些国家这时采用护航的办法来保护运输，有的还部署了海上巡逻队。”（第4页）
那么“为什么听任海盗发展”？道德理论家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所幸诺斯和托马斯都是经济学家，他们推断很可能“海盗和武装私掠者造成的亏损可能比护航的成本或海军进攻的成本要少”。在这个故事的解析中，诺斯和托马斯表现了标准经济学家的冷峻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同样也看到了“所有权”——“海盗的最终消失则是舰队在国际上实施所有权的结果”。在经济学家看来，当成本超过收益之时，对海盗的放任就不合算了，海盗的末日自然来临。
第三个例子则是一个所有权失败的反面案例。诺斯等人对这个发生在西班牙的反“圈地运动”说的非常简略。近代初期的西班牙，“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日渐匮乏，增进农业效率的社会收益率提高了，但私人收益并没有提高，因为国王早已授予羊主团以其惯用的方式在西班牙放牧他们羊群的专有权。小心准备和种植谷物的地主可能已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吃掉或践踏坏他的庄稼。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所有者并不享有对其土地的专有权。”（第4页）为什么国王不废除羊人团的特权呢?因为西班牙国王的收入很大的一部分是从羊人团获得的。尽管取消他们的特权后社会的投入可能增加，但国王得自土地税的收入则可能会因用于变更所有权和征税的费用而降低。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将在短时期内“危及”到国王的利益。
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与农产品相比较，羊毛是一种更容易进行税收监管的产品，当时出口羊毛成为最为稳定、重要的税收来源。因此，处于对财政收入极端饥渴状态的西班牙政府对羊主团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举措，妨碍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的展开。例如1480年王室的文告命令撤除农民在公有地上圈占的土地；1501年的土地租借法允许到任何地方放牧羊群，而以往只在几个月内可以随时占用，并允许羊主永远按最初规定的租金支付；如果羊群放牧不为主人所知，则可以不交付租金。这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台的后果是，西班牙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也没有培育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理念。羊主团的特权剥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机会，也使得侵占他人财产或单方面更改合同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国王初期是反对的，因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对国王的权力产生了制约。然而国王还是西班牙的强势，因此西班牙统治者获得了短期的财政岁入增加，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得曾经的海上帝国西班牙终因国内产权与竞争制度不济，而在与荷兰与英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通过对这几个简单案例的剖析，诺斯的得出了两个普遍的原因，用以解释历史上所有权为什么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第一是“可能缺乏技术阻止‘白搭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第二是“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第5页）。由这第一点可以看出，诺斯并非完全否认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所有权的确立依赖于技术手段的进步。而从第二点则表明了诺斯主流经济学分析思路——成本收益比较。诺斯总结道：“建立组织，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自愿的，都需要实际费用”，而“考虑到这种实际费用，除非创建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超过成本，否则新的制度安排是不会提出的”（第6-7页）。这已经是新古典边际分析框架对于制度的应用了，就差直接使用“边际成本”这样的术语。
诺斯所提出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这一观点是革命性的，但还不够完善，尤其是诺斯并未能仔细考察国家在对于有效产权制度的形成之中的作用。诺斯在其后续研究如《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对此问题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考察，他认识到了国家在有效产权和经济增长之中的矛盾作用，“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是因为，有效的私有产权离不开国家法律等强制体系的保障，然而，政府由于其暴力上的垄断优势往往有动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侵害私有产权并危及经济增长。这一矛盾被人们称为“诺斯悖论”。在政府无法消除的情况之下，解决这一悖论只能依赖于人们对于政府的有效制约。
三、英法治理的历史比较
在《西方世界兴起》一书之中，法国和西班牙是“不能创建—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经济结果陷入了停顿”的典型，而荷兰和英国则率先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增长。英法百年战争发生于1337年至1453年，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不妨以诺斯和托马斯的新历史学视角重新考察一下这场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16年的百年之争。在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之中，至1453年驻波尔多英军投降，法国收复了加来外的全部领土，百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结束。然而将历史的目光再放长远、将经济理论和制度视角引入而从《兴起》一书之中得到的启示是，法国虽然取得了直接战争的胜利，但却失去了创建提高经济效率所有权的机会，因此最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竞争之中落败。法国人明胜实败，不折不扣可谓是“皮洛士式胜利”。
“百年战争时期法国不仅遭到占据着法国部分地区的英国军队的入侵和雇佣帮伙的四处抄掠，而且本身也陷入大贵族们无休止的争吵之中”（第131页）。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不可不为得到市民的支持而展开与贝德福德公爵和勃艮第公爵这样的地方统治者的直接竞争而减免税负，另一方面，为了应付战争的巨大开支，同时有必要经常吁请三级会议合作——这样的境况可谓焦头烂额。胶着局面的转折点似乎出现在—四二八年，该年英国对奥尔良发动了攻击。在这—威胁下查理得到了议会增加五十万土内尔利弗尔税金的允许。这一财政支持加上—系列戏剧性的情况和胜利使形势变得对法国有利，先是圣女贞德解除了奥尔良的围困，而后查理王子在兰斯加冕践位，查理的权力在与英国的斗争中得到了不断增强了，他在成功翦除对其王位的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的同时，还能向其臣民征集大宗款项以使乡间免遭武装匪帮的袭扰。就这样，查理便赢得了对法国保护的一种垄断。渐渐在1430年代，国王把销售税像盐务税一样看作是属于他特有的、不经同意便可以征收的税。1439年在奥尔良的最后一次国民议会批准了人头税。三级会议在为查理七世提供资助维持一支可以保卫边境和消除内乱的军队的过程中，拱手让出了对征税权的控制。
查理不仅可谓是杰出的政治家，在军事领域同样也出类拔萃。在复兴法国的过程中，查理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通过设立由十个重骑连组成的常设组织，创建了一支职业军队，其主要优点在于毋需完全依赖那些不堪信任的雇佣兵了。查理对这些军队备加支持，为它们购置了大炮、延请了一些精通炮术的人，其规模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结果使法国改变了以往屡遭英国战败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1453年英国人几乎完全从法国本土上被逐走。
然而，查理七世的强势，虽然使得法国赢得了战争，使得王室获得了对财政权力的绝对控制，然而最终遗害无穷。对于法国而言，国家不仅实际上消除了内部竞争者而且增强了同外部对手的竞争力，形成了唯王室之命是从的庞大的官僚队伍。正如诺斯等在书中指出的，“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来阻挠一个广泛的市场的扩展，因而放弃了由此可能得到的增益。（第134页）”法国各地被国内关税制度人为地分隔孤立起来。市场区域通常达不到少数大城市和某些港口的近郊以外。大概可以把旧秩序时的法国看作是由三十多个孤立的市场区所组成。其中只有巴黎要依靠广大的内地，而法国其它市场区都是从毗邻地区获取供给的。甚至在那些有限的地区市场内，市场的扩大也是备受限制的。垄断、行会以至连出售某些种类农产品的权利都被看作特权。这类权利对拥有者是有用的，因而是政府岁入的一种丰饶的来源。“国家的方针显然是把法国市场保持在一个可以合理管理的规模内”（第135页）。
查理七世绝对强势的统治不仅直接损害了法国的商业发展，也造成了农业和产业的日趋虚弱。在农业方面首先是“由收益递减及阻挠有效调整和新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法国农业大量保留了中世纪的特征，也阻扰了全国市场的发展。对于产业的控制则依靠 “一个庞大的忠于王权的官僚队伍”以及“行会的增强并且用来作为政府控制的主要代理机构”（第137页）。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以织物染色为例，管制条例达三百一十七项。条例是在与行会官员协商后制定的，一般反映了中世纪的生产技术。由行会官员控制和检查的制度可能相当繁琐，在柯尔柏时代连普通织品也至少需经六道检查。（第138页）”所有这种种控制对于法国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劳动的流动性到处受到限制，结果进入一个行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资本的流动性也同样受到限制”、“那些不得违背习俗的繁琐的生产过程条例使创新到处受到抑制或禁止”等等。除了王室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压制，更致命的还有他们的积极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主动承办或赞助某些产业。例如，“尽管王室主办的艺术和奢侈品部门在法国已负有盛名，但如果没有王室津贴，只怕也很少能维持下去”（第139页）。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直到十六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英国既缺乏法国的规模，又缺乏西班牙的外部资源，也缺乏联省的有效率的制度”（第160页）。然而英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它仿效尼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迅速地取代荷兰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在与法国的对比之中，英国缺乏了像查理七世这样的“英雄”，缺乏了法国王室的绝对控制权恐怕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因素。
英国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时也经历了与贵族权力衰微有关的痛苦过程。国家卷入了百年战争并承受了红白玫瑰战争带来的紊乱无序、谋反叛乱和赏罚不公。一四八五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给都铎王朝带来与法国和西班牙王权在类似的环境里已得到的对征税权的绝对控制。严格说来，都铎王朝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与法国的查理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不能不认为是机会主义的”，他们一样的“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四处追逐岁入，而不顾对经济效率有什么影响”。如果说他们有差别，那大概在于英国国王远不如法国国王强势和“伟大”。如诺斯所引用理查森的话“任何时候登上英国王位的最强大的王朝只有当它不超出国家规定的限制时才是强大的”（第160-161页）。
因此诺斯和托马斯认为：“英国和法国的差别并不在目的上，甚或也不在‘载入史册’的管制条例上；差异在于实施方面，在于王室自行其是的相对权力上”（第166页）。
“在我们看来，关键就在于王权不能通过对经济的有效控制成功地扩大岁入。要做到这一点便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对国王效忠的官僚队伍，行会要能有效地控制学徒和工业管理，还要有一个对王室控制尽责的法院系统。所有上述对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英国都不具备。（第163页）”
在英国，正是这种显得孱弱的王权使得民间组织力量得以崛起，从而随着市场范围扩大，英国的工业生产在十七世纪期间已经在地理布局上专业化了。“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增益是专业化的结果。技术变革仍不是主要原因。工业的增益如同农业的增益一样，归因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所有权。（第167页）”反观法国，由于王权的强大迟迟不能建立起这样的有效产权结构。“赢了一场战争，却丢失了一个国家”，等到法国大革命“查理们”终于落得上断头台的命运，这恐怕是查理七世始料未及的。
四、西方世界兴起：市场和制度的演化简史
诺斯和托马斯的这部著作，虽然已经内嵌了经济学成本收益、产权等理论，其主体仍然是一个历史考察。然而正是这种经济学理论基础使得他们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的局限。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可谓给经济学产权和交易等市场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明。诺斯和托马斯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分析了气候因素、地理因素、人的因素等等引起产权的变化，产权的变化又同时带来经济组织方式的调整，从而引起生产效率的差异，生产效率的改变又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变，人口的增减又再次引起产权变化，从而循环了几个世纪。随着人口的多与少的变化，带来土地稀缺和富余的交替，对于产权的重视程度也在各个时期不断的循环。在此过程中，产权越来越被明晰化，也为后来17世纪以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首先考察的时间跨度是从900年到1500年。这一时期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世纪是没有变化的经济停滞时期，这曾经是历史学家中流行一时的看法”（第27页）。而事实并不尽然，诺斯和托马斯指出现代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推翻对中世纪的这种消极的看法，“当代学者一般都同意，考虑中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动态扩张的时代”。诺斯和托马斯分析了中世纪采邑制度下的西欧经济缓慢发展的状况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变革潜力。他们认为，中世纪初期，西欧社会是一个落后的、蛮荒的时期，同时有着有广阔的未开垦的土地。人们局限于采邑制度有限的空间内，农民或者农奴们与庄园主形成契约关系，他们提供劳役义务，得到保护和司法。这种局部的均衡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条件，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而形成动态的均衡，领主之间、农民与领主之间等多方面的竞争也不断第进行着。随着中世纪盛期到来，人口快速增长，地区性的和地区间的商业也不大大加强，采邑制度和封建制度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发展和货币地租盛行，促使了城市的发展和各种城市行会以及城市同盟的浮现，而使得采邑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诺斯和托马斯认为，之后从1500年到1700年时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阶段。此时西欧已经迈出了中世纪的门槛，在经历了黑死病等灾祸之后，人口再度快速增长。封建采邑制度已经趋于崩溃，“领主—农奴关系慢慢让位于地主—占用者和工资所得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劳动现在通常可以自由地寻找其最优报偿，并保留其大部分所得，而土地已开始被看作是可以转移的财产”（第101页）。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的出现对历史产生了重要作用。随着商业交流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分散的小领主模式逐渐为分化演变为权力集中的君主模式。君主的集权大为增强。而集权的君主有动力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这主要依赖于建立相关的组织进行征税，并且刺激经济的增长。集权君主与民间的斗争也不断深化，并演变为不同的治理结构。而正是在这种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不同的治理发展路径决定了经济模式的分化。
历史因素导致的英荷等国相对分权治理结构使其获得经济飞速发展。如前面所述，英国发展了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它不仅排除了通过要素和产品市场配置资源的障碍，而且开始运用专利法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荷兰在摆脱了西班牙王权统治之后实现了共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了其以商品贸易特点。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则没有能够建立起有效的体系，结果是其经济停滞不前。法国王室的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导致其财政政策阻止了市场的扩展，地区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为了维护庞大的帝国以及对外征伐的需要，也采用杀鸡取卵式的治理政策，制定了对大型羊主团有利的政策，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地所有权，并且随着财政的困难加剧，依仗其强大的王权随意侵占、没收私人产权，最终影响了经济增长并导致衰败。
纵览《西方世界的兴起》全书会发现，诺斯和托马斯实际上讲述了一个西方世界的市场和制度的演化史。诺斯等通过这部著作表明了，“所有权”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逻辑上几句话进行界定的概念，而是由一整套复杂历史演化过程的制度决定的；“市场”也不仅仅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明晰，它包含着“所有权”、“制度”等许多复杂的概念，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涵义。历史重要吗？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仍然会继续争论。恰如“盲人摸象”，更多的探索终究会让“市场”、“所有权”这些词语如真实的大象一般逐渐清晰起来。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