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韩文龙、刘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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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韩文龙（1984-），甘肃省张掖市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理事和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农村土地问题等。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评论》《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财经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出版专著《资本积累、信用扩张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等研究项目多项。

刘灿（1951-），重庆市万州人，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现代公司理论，产权理论。在《政治经济学评论》《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财经科学》、《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出版专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多项。曾获得“西南财经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全国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人民银行优秀教师”、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是丰富的。全面和系统的介绍其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借鉴意义。本文利用两分法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分为传统问题研究和非传统问题研究。在“传统问题研究”中重点梳理和介绍了价格—价值转形、资本循环、劳动过程和剥削、利润率下降、货币理论、经济危机、经济正义、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非传统研究”中重点梳理和介绍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女权马克思主义。全面梳理、充分研究和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学科意义

一、引言

从2014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发表了一系列讲话。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如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问题上如何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和丰富发展的关系；在21世纪学科开放与竞争的态势中增强学科自信和理论自信的问题上，如何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即要充分关注和吸收现代经济学20—21世纪发展的新成果。目前在学界讨论学科发展时对这些问题已有较多的关注，但是，在对于如何充分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成果的讨论不够。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 80年代初，曼德尔、斯威齐以及激进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研究被逐渐译为中文并在学界范围内推开。然而，在2005年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大量原始文献和丰富的研究内容较少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即时关注，更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性质的“课题”出现在高校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课程中。近年来，上述情况有所转变，主要表现在：国外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翻译和引进，对西马最新学术著作即时购买版权翻译出版（鲍尔斯等，2013；霍华德， 2014；哈维，2014等）；对代表性西马经济理论的系统梳理和评介（张宇，2006； 胡乐明，2012）；运用西马经济学代表性的方法研究现实问题（谢富胜等，2010）；在国外西马经济类期刊上发表文章直接参与当前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界最热点问题的讨论（Meng,2004;Xie et al.,2013）。

实际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嬗变历程以及新发展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危机的双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既而在北美引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两地逐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的中心地。二战后期起，在罗宾逊和斯威齐等学者相关著作的推动下，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启了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对话，对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主义危机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展开了更具现代性的分析。例如，二战中到六十年代中期，多布、斯威齐、曼德尔、置盐信雄等学者代表了学院派用现代分析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经济思想（Dobb,1932；Sweezy,1942；Mandel,1962；Okishio,1961）；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面对现实经济体中繁荣与衰退的更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样性特征的演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视野、方法层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大量学术流派亦集中兴起，包括 “转形问题”的研究，长波理论的重构，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等等。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转入了低潮期，很多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则继续发展马克思的传统理论，如价值转型理论等，同时还肩负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扩张不断挤压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活动空间和话语权，然而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内生的矛盾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理论进步的空间（Kotz,2011），例如，新帝国主义的扩张(Harvey,2003)，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Lapavitsas,2009)，生态危机的加剧（福斯特，2015），长期困扰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 (Crotty,2003；Brenner,2006)，2007年金融危机后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利润率变化趋势的热烈讨论(McDonough,2010;Shaihk,2010； Brown,V & Mohun,S.,2011)等成为最近二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中心的话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出现了“复苏”势头，分析和研究的重点则是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批判。还值得注意的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刻矛盾，使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日益严重，经济正义、分配公平问题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有较多的新成果。

梳理和介绍其主要理论成果，对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那么从什么角度来进行介绍呢？国内有学者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成几大流派，然后分别给予介绍。这也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不过，经过笔者与几位西方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如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的大卫.科茨（David. Kotz）等的交流中认识到，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类主要是两大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研究和非传统问题研究，传统问题主要包括价值转形、劳动过程和剥削、利润率下降、货币与信用、金融危机、经济正义等，非传统问题研究生态、女权等。不同的学者不选择不同的问题研究，因为对具体的研究范畴提出新的阐述而成为新的体系，如价值转型理论中的NI方法（New Interpretation）和TSS方法（The School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笔者认为关注具体研究范畴，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理论发展的脉络，才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为此，笔者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分为两个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问题研究和非传统问题研究。在传统问题研究域中重点选了价值转形、劳动过程和剥削、利润率下降、货币与信用、金融危机、经济正义和收入不平等与财富差距七个具体范畴进行述评，在非传统研究域中则重点述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女权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问题研究

(一) 价值转形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价值理论，尤其是价值转形做了很多的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而价值转形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难点，也是西方马克思经济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规范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的必经之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如何将劳动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现实中的商品价格，并应用于实证分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的论述了价值转型问题，即如何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再转化为市场价格。但是这一论述却成为了人们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难点。从定性分析来看，价值是可以通过转形，转化为价格的，但是要在定量分析上解决这一问题确实很有挑战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定量角度来研究价值——价格的转形问题。他们对价值和转形理论做了哪些研究呢？有学者对此做了较好的梳理：主要有古典解法、斯拉法方法、NI方法和TSS方法等。古典解法的代表人物有波特凯维茨（Bortkiewicz）、塞顿（Seton）等，他们基本坚持的是马克思对价值——价格转型问题的解释，其实质是将用价值表示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表示的简单再生产。波特凯维茨（Bortkiewicz）假定存在三个不同的部门，为了实现转形过程中价值总量和价格总量的一致性，他们将三个部门的价值与价格比例设为1，但是不同部门所占的比例则是不同的，后来塞顿（Seton）则将三部门扩展到了N部门。不过，后来的研究则证明在价值——价格转形过程中，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与商品的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严格一致的数量关系，故古典解法逐渐被弃用。古典解法之后的代表人物则是斯拉法（Sraffa），他认为价值和价格体系是两分的，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都是由真实工资和生产的技术系数来决定的。斯拉法的研究一度占据了价值转形理论的主要位置。之后，以弗利（ Foley）杜梅内尔（ Dumenil）的为代表的NI学派（New Interpretation），以及以克里曼和麦可隆（Kliman and McGlone）、弗里曼和卡切迪（Freeman and Carchedi）为代表的TSS学派（Temporal Single System）对斯拉法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引入货币因素来对价值和价格转形问题进行新的阐述。NI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里，货币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货币则是劳动时间最好的表示，货币可以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劳动价值与商品价格的沟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可以是一个比率，即净国民生产总值与消耗的总物化劳动的比值，用这一比率可以解决价值转形中遇到的问题。不过，NI方法只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理念给了新的解释，但是还是没有真正解决价值转型问题。TSS理论则认为应该在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之间建立相关联系，使得两个体系能够互相融合，形成分时期研究的单一体系。用什么来链接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呢？TSS学派依旧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具体来说就是货币价值的倒数。TSS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产品价值和价格分期决定假设和商品与货币交换假设，并利用一个在一定时期给定的劳动时间与货币的比率来实现价值和价值的转形。TSS理论推导的主要结果是：劳动价值量和价格总量最终是一致的；有正的剩余价值存在，就有正的利润存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会诱发利润率下降规律。

从古典解法——斯拉法方法——NI方法——TSS方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价值——价格转形做出了很多阐释，使得转形问题在定量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将价值——价格转型问题在定性和定量研究取得一致性，才能使得转形问题具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劳动过程与剥削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组织形式的变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与组织形式紧密联系的则是劳动过程，即重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经济绩效，以及如何影响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当代西方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劳动过程理论是：布莱顿研究小组的劳动过程理论、法国帕洛瓦斯的劳动过程变迁理论和汤普逊的劳动过程核心理论。“布莱顿研究小组”的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实现了对劳动的双重统治，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二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实际控制了劳动和产品等。资本主义生产是使用价值生产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主要特征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范围和深度上的分工，基于官僚管理体制对工人的等级式控制，机器替代劳动后出现的劳动去技能化，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劳动碎片化。以法国学者帕洛瓦斯为代表的劳动过程变迁理论重点关注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定义、地位、发展阶段等。帕洛瓦斯认为劳动过程就是将原材料等投入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相互结合和统一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资本运转体系密切关联的。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制、机器大工业、现代工厂制、泰勒制、福特制和自动化生产等几个发展阶段。以汤普逊为代表的劳动过程核心理论则重点关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去技能化趋势，雇主对和工人的控制技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质问题。西方学者对劳动过程呈现了多元化的研究，其研究也逐渐突破阶级分析框架，重视将性别（尤其是女性权利）、种族、公民身份等纳入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以图构建在工人主体地性和工厂政体的微观基础。不过，近年来，阿德勒等学者呼吁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应该继续回归马克思主义，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价值增殖对社会化的影响，尤其应该重视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和强联系，以及工人技能水平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等。

与劳动过程密切相关的则是剥削问题。资本家对工人采用的一切控制和管理技术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论述了剥削问题，认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表现。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马克思剥削理论是以基于劳动价值为基础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剥削，二是道德层面的剥削。而以约翰.罗默为代表的学者则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利用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模型来推演剥削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源于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占有；而剥削的不公平性源于资本这一要素初始分配的不公平性。虽然罗默的剥削理论具有创新性，但是其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构建剥削理论的理论基础。当代西方学者的剥削理论也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内涵，从经济领域的剥削逐渐走向了哲学意义上的剥削，从生产领域的剥削走向了流通流域的剥削，并且剥削研究的范围也正在逐步扩大，如对妇女的性别剥削、对少妇族裔等的超剥削等。

当代西方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对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但是其研究也逐渐偏离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和剥削问题的论述，因此，在劳动过程和剥削问题研究中，如何回归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关阐释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三) 利润率下降规律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争论仍然是不遗余力。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实证检验中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其中四次大的学术性争论是值得一提的：置盐信雄与罗默的争论、沃尔夫与莫斯里的争论、库伦伯格和莫斯里的争论、勃伦纳和莫斯里的争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等会影响利润率下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还考虑了真实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社会制度和冲突的积累以及人口的统计学因素等因素。（1）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是导致利润率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如置盐信雄和汤普森等都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并将其模型化。（2）技术变化。因为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会降低利润率，所以一般认为利润率下降是技术变化的结果。不过罗默认为这一影响可能会因为其他抵消性的因素而变得无效。当假定工人的真实工资消费约束不变，罗默认为，如果采用成本节约型的技术，一般性均衡的结果会使得利润率增加。（3）真实工资率。克里斯蒂安森（Christiansen）认为影响利润率的因素除了资本技术构成和由生产率决定的有机构成外，还包括真实工资率。（4）劳动生产率。沃尔夫构建了新的利润率模型。以此为基础，沃尔夫提出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真实工资增长率。（5）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莫斯里等提出了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新的解释：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非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比率的增加。他认为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成正方向变化关系，而与资本构成、非生产性成本和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成反方向变化关系。由此可以推导出，随着非生产性劳动的增加，利润率会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6）社会制度和冲突积累。鲍尔斯、戈登和韦斯科夫（Bowles & Gordon & Weisskopf）利用积累的社会结果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即SSA理论分析了利润率下降规律问题。他们不仅关注了影响利润率的经济因素，而且拓展了视域，聚焦了影响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过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冲突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阶级斗争，国际冲突以及其他可以引起制度结构性变革的因素。（7）工资推动型的利润挤占。对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解释，格林和苏利夫（Glyn & Sutcilffe）以及韦斯科夫（Weisskopf）等学者提出工作推动型的利润率挤占是其主要原因。他们认为20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工人通过工会等形式的斗争取得的高工资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8）人口统计学因素。科特雷尔和科克肖特（Cottrell & Cockshott）认为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人口特征的转变，即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人口再生产水平。这预示着劳动力供给将会出现停滞和下降。虽然这一影响可以部分的被退休年龄的推迟以及女性参与产生的数量的增加抵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净资本积累都会压低利润率。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还对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利润率检验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修正理论（主要是莫斯里修正模型、汤普森模型、考葛的多期模型、伊斯凯尔模型）以及加入时间趋势项的计量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多样化的：（1）利润率上升。吉安(Gyun)利用美国和欧洲七国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分析了利润率变化的趋势，其实证结果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等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是由于更高的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引起的。（2）利润率下降。蒂帕克和帕纳约提斯利用带时间趋势项的时间序列模型检验了美国1948-2007的利润率变动趋势，发现利润率变动趋势有点随机游走的迹象，不过从长期来看却显示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考克肖特、科特雷尔和迈克尔森（Cochshott & Cottrell & Michaelson）利用英国的数据测度了利润率等的变化趋势，其结果显示资本有机构成增加和利润率下降的假设是有效的，不过这种有效性需要建立在正的资本积累率的条件之上。（3）利润率趋势的不确定性。沃尔夫的实证结果显示一般利润率和利润价值率在1947-1958期间都出现了下降，而在1958-1963期间却上升了，在1963-1967年期间缓慢增加，一般利润率在1947-1967下降了仅仅1%，但是利润价值率却增加了7%。这说明了利润率的上升虽然具有波动性，不过长期来看具有微弱的下降趋势。于特纳和玛安瑞利用经典的利润率公式实证分析了澳大利亚1919-1981年间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其发现三者并没有呈现出可识别的运动规律。

经典的马克思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等的变化，利润率会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认为真实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社会制度和冲突的积累以及人口的统计学因素等都是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利润率具有上升、下降或不确定。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利润率下降规律，都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角度等多扩展了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内涵，为我们认识利润率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内涵。

(四) 货币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货币的起源、价值、功能和循环问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并没有被重视和研究。不过，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经济滞涨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产生了新的研究兴趣，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以法国的德布朗霍夫( De Brunhoff)、狄拉德( Dillard)、波林( Pollin）、克罗蒂与戈尔斯坦( Crotty ＆ Goldstein)、巴兰与斯威齐( Baran ＆ Sweezy)等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制度理论、内生货币理论、投资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狄拉德( Dillard)比较分析了凡勃仑、凯恩斯和明斯基等人的货币理论思想，提出了马克思的货币制度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地方，货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是与生产相互结合的制度，货币经济的核心是现代企业制度；货币制度是一种私有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垄断性的制度安排。波林( Pollin)、莫罗(Mollo)等提出了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伴随商品的出现而出现的，它是内生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而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M则是由商品交易量q、商品的平均价格p、总产量Y等决定的，用公式表示为M = pY / q克罗蒂和戈尔斯坦( Crotty ＆ Goldstein)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外部融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金融脆弱性等理论假设下，利用厂商行为理论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投资模型，并认为被迫式竞争使得厂商增加投资，过高的财务杠杠率会增加金融风险，这势必会导致长期资本积累率下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主要发展了三类通货膨胀理论：垄断资本通货膨胀理论、冲突型通货膨胀理论和多余货币通货膨胀理论：巴兰与斯威齐( Baran ＆ Sweezy) 等提出并发展了垄断资本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社会保障政策和促进就业与企业创新战略等，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来完成上述目标。在税收无法满足筹资要求的时候，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爬行式的通货膨胀。波迪与克罗蒂( Boddy ＆ Crotty) 等提出的冲突型通货膨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分配冲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这种通货膨胀是利益分配需求量、价格和工资变动频率、以及资本利用率等的正函数，是劳动生产率的负函数，且这种利益冲突性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惯性。萨德—费洛( Saad  Filho)等提出的多余货币通货膨胀理论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为了解决产出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实施的一些政策措施会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产出价值量之间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货币多余，产生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货币制度、内生货币、投资和通货膨胀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扩大了货币理论研究的范围，引入了新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西方学者在发展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时候，更多的借鉴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货币数量理论、托宾Q理论等，虽然有些理论阐述偏离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本来内涵。不过，作为一些理论发展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和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五) 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货币、信用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多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等角度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英国学者克拉克（2011）总结了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和斯威齐等对经济危机的论述：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长期生产过剩危机，一方面资本家无限度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却不断受到挤压，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出现，低工资限制了工人消费，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扩展的动力不是来自生产 ，而是来自于消费，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主义为了解决消费问题，不仅会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扩展消费，也会通过国际贸易和殖民扩展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寻找新的需求。希法亭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融合，逐步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阶段，固定资本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且长时间占用大量资本，降低了资本的流行性，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灵活性。这种资本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调是产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斯威齐则认为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论并不能真正解释资本主义危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多是与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联系在一起的。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新的视角来阐述经济危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危机理论是SSA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

（1）SSA的经济危机理论。SSA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 umulation）,即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最早是由戈登（Gordon）、爱德华兹和瑞克（ Edwards & Reich）等提出的。戈登认为资本主义的积累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结构：积累的主体、积累的动力、积累的系统性条件，以及单个资本积累的条件。SSA理论的实质是长周期的经济危机理论, 主要被来用解释大萧条和二战以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大繁荣和滞涨。SSA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就是影响资本主义积累的各类制度结构。哪些制度结构会影响资本主义的积累呢？这些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和国外等多个方面。资本主义积累的制度结构具有连贯性和持久性，好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坏的制度结果则会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或萧条。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由于积累的制度结构发生变迁的结果。有学者利用SSA理论详细比较了不同制度结构下，美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如科茨（Kotz）比较了二战后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提出了管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其分别对应管制的积累结构和自由的积累结构。科茨认为在管制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是大萧条和二战以后，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劳资合作程度高，工人通过工会可以争取到较好的工资待遇；企业之间的竞争适度，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承认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经济作用。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停滞后，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削弱工会的力量，鼓励过度竞争，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会给企业等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来损失。

（2）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和SSA理论基本上是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提出的。阿格列塔（Aglietta）最先提出了调节理论（Regulation Theory），随后利派逖（Lipiet）和博伊尔（Boyer) 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积累体制发展的结果，每一个积累体制都对应一些对积累过程起作用的调节模式。比如，调节学派认为“福特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模式，其中“福特制”主要依赖于流水线生产，依赖于工人阶级的大众性消费。调节学派的学者认为存在三种积累的体制，第一类是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供给进行积累的外延扩大型积累体制，第二类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人阶级等大众大规模消费而进行的内涵式积累体制，第三类也是通过劳动过程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不包括大众大规模消费的内在积累体制。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故其结果也是不同的。调节学派的学者非常重视对阶级危机的分析，他们认为第二种积累体制会引发资本主义危机。因为，当生产率不断提高后，产品极大丰富了，资本家只注重投资于固定资产，对工人工资实行抑制，工人的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实现同步上涨，结果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的消费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旦危机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现行的调节方式出现了问题，需要建立以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组织为内容的新调节方式和积累方式。

在继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危机理论的同时，一些学者发展出了新的危机理论，如SSA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这些理论拓展了经济危机理论的范围，也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是值得肯定的。面对新时期，资本主义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内涵的变化性，仍然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新金融危机，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六) 经济正义

1971年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批判了功利主义正义观和直觉主义正义观，提出正义即公平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观点引发了西方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对正义问题的讨论。其中，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整理马克思的文献，梳理出了“正义”相关的论述，做出了新的解读，提出了“交易正义”“产品分配正义”“生产资料的分配正义”“生产正义”“权利正义”等正义原则。伍德（Wood）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交易正义”理论，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对正义做出完整而清晰的解释，但是其文献中对交易正义时有论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可见，伍德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解为以所有权为基础，建立在强制性法律约束基础上的交易正义，而交易正义的合理性来源于交易与生产方式的一致性。哈塞米（Husami）对伍德的交易正义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原则是关于产品分配正义的。他认为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个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而无产阶级的正义原则具体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中。佩弗（Peffer）关于马克思经济正义原则的分析和哈塞米的论述具有相似性，支持产品分配的正义原则。他还继承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中提出的按劳动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并进一步细化了这些原则。科恩（Cohen）基于自然权利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严重侵蚀了人们的自然权利，因此资本主义具有非正义性。要重构经济正义，就需要破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实现所有权的共有。尼尔森（Nielsen）批判了伍德等的正义思想，将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从分配领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体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只能靠出买劳动力为生，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这说明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剥削，这是非正义的。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其中的路径之一就是建立生产过程正义。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只有建立了生产过程正义，才能实现产品分配的正义。要建立生产过程正义，就需要将生产者和生产条件结合起来。罗默（Roemer）提出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平等是产生资本主义剥削和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实现生产资料的分配正义是实现马克思经济正义的关键。

罗尔斯等从自由主义出发提出了“公平即正义”，虽然比功利主义正义和直觉主义正义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是其正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对正义定义和内涵的重新解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交易”“产品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和“权利”等角度来解释和扩展了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和不平等，既丰富了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也对我们理解正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七) 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差距

近年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越来越重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差距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问世，引起了各国学者对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一般说来，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要大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近百年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居民之间财富或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没有像库茨涅茨“倒U型假说”所预测的那样变化，而是出现了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美国为例，2013年，美国财富差距达到了30年来的峰值，高收入家庭的财富是低收入家庭的70倍，造成美国财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富裕家庭财产的过快增长和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美国中产阶级财富规模下降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价暴跌导致房产财富在家庭财富组合中的比重下降和高的财务杠杆率使得很多家庭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除了美国以外，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财富差距和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扩大。

什么原因造成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之间的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按照皮凯蒂的理论，造成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资本收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使得财富更多的集中在高收入者（精英阶层）手中。一般认为市场收入分配的结果既受制于市场力量，也受到“资本与劳动讨价还价“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市场力量的不均衡，法律和政策的不公正等都会扭曲财富分配。正如Deaton所指出，目前全球的不平等正是现代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全球化既造就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又形成了不平等。有学者用收入税申报和资金流量表数据估算了美国1913年以来的财富分布趋势，认为造成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顶层财富持有者拥有的高储蓄率和高收入导致了财富的集中，财富的集中进一步形成了财产性收入的集中，最终形成了不平等的“滚雪球效应”。除此之外，遗产继承、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也会影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不平等还有产生代际转移，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人们关注财富不平等问题，主要是基于道德、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考虑。财富差距过大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甚至会形成经济危机。针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学者们提出通过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占有财富最多的社会精英，往往又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和避税能力，法国等国家的实践表明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的效果可能并不佳。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财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尤其是以托马斯.皮凯蒂为代表的研究团队通过较长的历史数据来研究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近百年来的财富差距问题，拓展了对财富差距问题的研究视野。

（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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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林盼  董丽霞  审校：郭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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