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不平等动态：来自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新发现
近年来，不平等加剧引起了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当中的一位作者最近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所引发的关注表明了这点（Piketty, 2014）。然而尽管做出了这种尝试，我们测算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和世界层面收入与财富分配变化的能力仍然受到很大限制。WID.world的目标是在一个一致的基础上测算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WID.world计划的历史，然后介绍我们选取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私人与公共财富-收入比率、财富不平等的发现，特别强调对美、中、法、英四国所观察到的趋势进行比较。
WID.world的历史
WID.world计划起初为法、美、英三国构造了历史上的上层收入份额序列，之后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Piketty 2001,2003; Piketty and Saez 2003; Atkinson and Piketty 2007, 2010; Atkinson et al. 2011; Alvaredo et al. 2013）。这些计划产生了大量数据，其意图是将其作为进一步分析的研究资源，以及引发关于不平等的公开讨论。2011年1月创立的世界上层收入数据库——WTID（Alvaredo et al. 2011-2015）旨在使人们能方便和免费地使用所有现存的序列。得益于一百多位研究者的贡献，WTID扩展到包括超过三十个国家的收入集中度序列，涵盖20世纪大部分时间，21世纪早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追溯到了19世纪。
遵循库兹涅茨（1953）的开创性成果，WTID以一个系统性的方式将税收和国民账户数据结合起来，与之前的不平等数据库（它们通常依赖自我报告的调查数据，对上层存在漏报的问题，而且时间跨度有限）相比估计了长期和更加可靠的上层收入份额。这些序列对全球不平等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地，通过使长时期和不同国家上层收入群体（如收入居前1%）的收入份额可比较，它们有利于揭示新的事实和重新聚焦关于不平等加剧的讨论。
2015年12月，WTID被并入到WID，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除了WTID的上层收入份额序列，WID的第一个版本包含了一个历史数据库的扩展版本，这个历史数据库关于由皮凯蒂和祖克曼（2014）最早提出的总财富-收入比率的长期演变。我们将数据库的名字由WTID改为WID，是为了反映数据库的范围和野心在不断增加。我们在2017年1月发布了一个新的数据库和网站，WID.world（），它有更好的数据可视化工具和更广泛的数据覆盖面。
目前数据库被扩展到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我们力图覆盖更多发展中国家（并非只是发达国家，这是早先的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主要原因是数据的可得性）。近年来，许多新兴经济体发布了财政信息，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我们在本文中介绍了关于中国的一些发现。在不远的将来，WID.world将把其他国家的新的和已更新的序列纳入进来。第二，我们计划提供更多关于财富-收入比率和财富分配的序列，而非只是关于收入的序列。第三，我们意图提供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完整序列，从底层到上层，而非只包含上层份额。长期的总目标是产生分配国民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DINA），也就是用与宏观经济国民账户相一致的收入与财富概念，提供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年度估计。通过这种方式，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分析就可以在一个完全连贯的框架内进行下去。
收入不平等动态：美、中、法
我们首先在图1介绍了美、中、法（它大致能代表西欧模式）收入不平等动态的一些选取的结果。所有序列都遵循相同的DINA一般指导原则（Alvaredo et al. 2016）。我们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将国民账户、调查和财政数据结合起来，以估计税前国民收入（包括免税的资本收入和未分配利润）的完整分配。
将税收和调查数据结合起来使我们显著地向上修正了中国官方的不平等估计值。我们发现修正后2015年收入居前1%的人收入占比为13%左右，调查数据则为6.5%。我们强调我们的估计值应被视为一个较低的界线，这是由于避税和中国税收数据与国民账户其他限制因素的存在。但这已经比基于调查的估计值更真实和可信了，而且表明了更加系统地使用行政记录的必要性，即使这些记录来自税收管理远不够完美的国家。图1表明中国的不平等水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较低，但现在正接近美国的水平，后者的收入集中程度在所显示的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特别地，我们观察到1978-2015年间，美国收入居后50%的人收入占比全面崩溃——由20%下降到12%，而收入居前1%的人收入占比则由11%提高到了20%。相比而言，即使显示了类似的性质趋势，中国2015年收入居后50%的人收入占比仍然高于收入居前1%的人，法国更是如此。
鉴于美国收入居后50%的人税前收入大幅下降，我们的发现也意味着关于全球不公平加剧的政策讨论应当集中到如何实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议价能力等基础资产的均等化上来，而非仅仅讨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的事后再分配。能够提高收入居后50%的人税前收入的政策包括：改善教育和增加技能，这需要教育财政和招生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改革劳动市场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公司治理制度和通过工会、董事会代表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以及高累进税制，它可以影响薪酬确定和税前分配，特别是对上层收入者而言（see, e.g., Piketty, Saez and Stantcheva 2014, and Piketty 2014）。
美、中、法三国的比较说明了如何用分配国民账户（DINA）分析增长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根据国民账户，三个国家的成人人均国民收入在1978-2015年间都增加了，中国增加811%，美国增加59%，法国增加39%。然而它们在分配方面的表现差别很大（见表1）。我们观察到了一个不公平加剧的明显模式：上层收入群体相对享受了更多增长的收益，下层收入群体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中国，上层收入群体享受到了高增长的收益，但由于总增长幅度非常大，所以即使收入居后50%的人1978-2015年间平均收入也显著地增长了401%。这可能使不平等加剧变得更加可接受。相反，美国完全没有为收入居后50%（-1%）的人留下增长的收益。法国揭示了另一种情形。最上层的收入增长快于平均水平，但这种不平等加剧的模式只发生在收入极高、在数量上可以相对忽略的群体身上，从而它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有限。事实上，收入居后50%的人享受到了增长的平均收益（39%）。
私人vs公共财富-收入比率：美、中、法、英、日、德
接下来，我们在图2介绍了关于总财富演变的发现。我们观察到，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净私人财富和国民收入之比都提高了。惊人的是这个长期发现基本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这一比率大幅提高了。根据我们的估计，1978年净私人财富-国民收入比率刚过100%，2015年则超过了450%。中国的私人财富-收入比率正接近美国（500%）和英国、法国（550-600%）所观察到的水平。
私人财富-收入比率近几十年的结构性上升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将之分解为数量因素（高储蓄率，其本身可能是由老龄化和/或不平等加剧导致的，在各个国家的相对重要性不同，与增长放缓结合在一起），资产相对价格和制度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上涨（这可能由于投资组合中的房产倾向，租金控制的逐步放松，以及与其他部门相比建筑和运输技术进步缓慢），以及股票价格上涨（这能反映股东的强大力量，导致了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托宾Q比率的上升）。
理解私人财富-收入比率上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是公共财富向私人财富的逐渐转移。中国的这一情形尤其引人注目，公共财富占国民财富的比重由1978年的70%下降到2015年的35%。私有财产的相应提高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水平和动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富裕国家，美、日、英的净公共财富（公共资产减公共债务）已经变为了负值，德、法勉强为正值。这无疑限制了政府再分配收入和缓解不平等加剧的能力。公共财产普遍下降的一个唯一例外是具有大量公共主权基金的富油国，比如挪威。
财富不平等动态：美、中、法、英
最后，我们在图3介绍了关于财富不平等的发现。我们强调当前可用的关于财富分配和跨境资产的统计信息，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下已经极不完善了。如果我们想了解潜在的演变过程，我们就迫切需要更加透明和更方便获取的行政和财务数据来源。在WID.world中，我们以一种非常透明的方式将不同的来源和方法结合起来，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收益还原法（使用所得税申报表），房地产乘数法（使用遗产和房地产纳税申报单），财富调查，国民账户，富豪榜和广义的帕累托曲线。尽管如此，我们的序列也应当被看作是不完美的和临时性的，需要进一步修正。我们的数据文件和计算机编码完全开放，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和帮助我们改进数据收集。
我们观察到近几十年来美国和中国的上层财富份额大幅提高了，法国和英国则温和上涨。几个因素结合起来解释了这些不同的动态。首先，收入高度不平等和底层收入严重停滞自然能解释美国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其次，极不平等的私有化进程和中国家庭对公募股本资金和自有资金（quoted and unquoted equity）的接近，也许对中国财富集中度的快速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最上层的群体而言。房地产价格高涨可能产生的巨大的缓和作用也应当考虑在内。这种中产阶级效应可能在法国和英国尤其强烈，它们的房价相对于股票价格大幅上涨。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预测所观察到的财富集中度增加的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长期来看，稳态的财富不平等（steady-state wealth inequality）取决于不同收入和财富群体储蓄率的不均等，劳动收入和财富回报率的不平等，以及收入和财富税的累进程度。数值模拟表明，这些结构参数相对较小的变化会引起稳态的财富不平等的极大变化（see Saez and Zucman, 2016, and Garbinti, Goupille and Piketty, 2016）。在我们看来，这种不稳定性凸显了提高收入和财富动态的民主透明度的必要性。
最后评论
最后，我们强调全球不平等动态涉及许多强大和矛盾性的力量。我们观察到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上层收入和财富份额都增加了。然而不同国家增加的幅度差别很大，这意味着各国特有的不同政策和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国家的高增长率降低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但这本身并不能保证可接受的国内不平等水平，以及保证全球化的社会可持续性。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数据（行政记录，调查，更详细和明确的国民账户等）对于监测全球不平等动态至关重要，这是恰当地理解现在的重要基石，也是理解在将来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以及设计可能的政策回应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