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今天的主题就是《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来讲今天的主题应该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发表150周年。过一段时间，德文第一版的中译本新译版就要正式发行。为什么是德文第一版呢？我们现在读的是第四版。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无论在结构上、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有6章,第二版变成7篇25章。从6章到7篇结构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出变化的程度。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时候马克思在出版法文版。这是他自己校订的，他认为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法文版的结构是8篇30章，现在我们读到的是德文第四版7篇25章。德文版中，马克思认为他写得最好、最能反映他辩证思想的价值形式不在正文中而在附录中。马克思在校订的时候，恩格斯建议他的价值形式太抽象，能不能增加一部分内容。于是马克思决定写个附录。第二版中，马克思把附录移到正文。第一版中没有商品拜物教的独立部分，这一部分是在价值形式的附录中间，讲了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后讲了这个部分。1873年第二版出版，马克思去世以后第二年恩格斯帮助他出了第三版，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又出了德文第四版。这说明《资本论》结构本身、内容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过程。马克思假如活得能够跟恩格斯一样长寿，那么他不仅能够完成第二卷第三卷，而且还会对《资本论》第一卷做更大、更重要的修订。
《资本论》本身是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现在学习《资本论》，就要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精神。这个与时俱进的根本就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理论的结构、理论的范畴、理论的方法也要向前发展。马克思理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最终的理论。马克思确定了《资本论》的体系，而我们不可能从《资本论》结构中、现有范畴中演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理论为指导，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为指导，特别要以《资本论》创作中与时俱进的精神为指导，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现实才能创立我们的理论体系。所以，想在《资本论》范畴、结构中演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本身是违背马克思精神的。
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资本论》结构、范畴中演绎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我们的范畴。我们的体系要有我们的范畴，《资本论》的范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我们的范畴应该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
二、《资本论》中的方法问题
我们总讲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观点是要有科学的方法才能奠定的，科学的方法也反映在它的立场和观点中。1845年、1846年唯物史观还在探索中，马克思是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他质疑劳动价值论，并不赞成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当唯物史观创立以后，马克思一个巨大的变化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他俨然成为李嘉图主义者，站在李嘉图的立场上用劳动价值论批判构成价值论。这个方法论决定了理论上的重大变化，为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变成劳动价值论赞成者奠定了基础。又过了10年，马克思变成劳动价值论的革命者。反对、坚持、发展、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我认为我们现在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进行研究。
现在我们研究讨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150周年。非常巧合的是，1857年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讲了三个问题，对象、方法、结构。再往前推十年，1847年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主要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我们今天也要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170周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发表160周年。这两篇著作着重体现了他的方法论。《哲学的贫困》是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我们以前读《哲学的贫困》的时候没看到过《贫困的哲学》，现在《贫困的哲学》巳经翻译成中文了，上下两册。看一下《贫困的哲学》再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就可以感觉到马克思虽然非常年轻，只有29岁，但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巳经创立起来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这里有两个核心的观点。
第一，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来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批判不是纯粹理论，而是体现了他的立场，即要证明提高工资进行的斗争会从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革命。蒲鲁东认为工人争取工资没意义，工资提高了物价上涨了，拿提高的工资购买涨价的商品，变得毫无意义，所以认为工人不需要为提高工资而斗争。马克思讲那是构成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认为工资的提高是利润的减少，工人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阶级斗争会从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这个就是立场不一样，理论建立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所以，马克思不是平白无故地把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作为重要的内容批判。大家可以看《哲学的贫困》第二章和《贫困的哲学》第十四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是把蒲鲁东的第三章到第十四章归到一起批判，立场、观点、方法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批判了蒲鲁东用概念掩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蒲鲁东那里，有了分工就要竞争，有了竞争就要垄断，有了垄断就有一系列结果。马克思说你错了，政治经济的体系应该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实，经济范畴无非是经济现实的一个反映，是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不是头脑中的理论联系。这个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有意义。
我们的理论体系绝对不是范畴和概念的演绎，这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1857年，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读《导言》能够读到《导言》内在的力量。《导言》先讲了对象的关系。尽管当时巳经提出了四环节理论，但这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四个环节中马克思把生产和另外三个环节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明确下来，再有就是明确了生产关系是一个总体，总体内才有各种环节的实际的意义。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社会制度就是总体，这个总体规定了总体内的各个环节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权重。这个总体论在《导言》里面非常明确。
《资本论》也是一样。《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讲方法论，第二版专门写了一个著名的1873年《第二版跋》。这是国外马克思思想研究者、国外马克思学和新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第二版跋》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二版对第一版的修订；经济思想史的问题，讲了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变问题；再有就是讲了方法的问题。关于方法，《第二版跋》正式提出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我认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提出是对《导言》中两条道路理论的补充，在《导言》中，马克思认为第一条道路是错的，只有第二条道路才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导言》是专门就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方法，只有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对的。1873年《第二版跋》是讲整个的过程，是研究和叙述，在这个上面第一条道路并没错，因为是研究过程。马克思生前《导言》并没有发表，假如真的发表马克思会不会把第二条道路是对的、第一条道路是错的讲得更明确一点？因为《导言》讲的是政治经济学方法，没有“研究”二字，也就是说《导言》讲的不是研究方法，而是建立体系的方法。记得有一次在指导博士生读《导言》的时候，他写的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体会。我把“研究”两个字去掉，就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导言》讲的方法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所以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并不否认前面研究过程从具体的研究上升到抽象问题。在1873年《第二版跋》里面，马克思讲的是研究方法。把这些联系起来以后，《资本论》的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就非常明确了。
现在大家对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的争议非常大，主要有三个问题，都涉及到政治经济学方法。第一个观点认为马克思错了，错在他以1830年作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界。第二个观点认为马克思赞成古典经济学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更多是出于偏见或者出于一种道义上的谴责，缺乏理论根据。第三个观点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对1830年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变化基本不了解。这三个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争论非常明显，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答。以1830年作为转折点是不是错的？庸俗经济学是不是在这一时期出现？这里涉及到怎么看社会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马克思是不是对庸俗经济学带有偏见，都是以谩骂为主没有理论批判？不是这样。马克思是不是对1830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不了解？我们看《资本论》第一卷,看德文第四版，马克思上标题批判的对象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在《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一个是在最后一章，这两个人是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非常时髦的经济学家。有人指责马克思生前对边际革命给予轻视，但是要知道边际革命的三位学者在19世纪70年代也是默默无闻，封他们为边际革命是在1890年以后的事情。1890年以后，做了重新研究之后才肯定了1870年有一个边际革命的东西，之前毫无价值，根本没人知道，所以我们在方法论的问题上需要更全面地进行理解和研究。我们希望有一批青年学者能够坐下来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能够在课堂上进行教学，也使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能够真正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也在努力，但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生在这个时代能有这个机会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这是一个学者的责任，也是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