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这是中共90多年历史中，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专门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所作的系统讲话。“5·17讲话”立意高远、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来说，既明确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指明了前行方向，提出了目标、任务和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又切中时弊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良现象，并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讲清了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5·17讲话”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和解读，从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看，有三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使命。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为什么人”和“研究什么”的问题。“5·17讲话”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既包括人民大众，更应强调中国人民的利益。从前者而言，经济学研究一旦离开了人民大众这一基本定位，只为少数人服务，就既不可能“经世”也不可能“济民”，也就失去了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从后者而言，在当今国际社会，人民大众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明显的利益差异，由此，就需要将“人民大众”具体化。在这方面可举出的例子很多。例如，2005年以后，面对着中国对美国贸易有着较大顺差，国内就有人说到，中国应对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负责。殊不知，在这种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中，中国不仅向美国提供了大量价廉质优的产品（从而，美国消费者得到了大量消费者剩余），而且又将贸易顺差的巨额资金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提供给了美国使用。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在于，美国以各种口实禁止（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又如，在2003年，美国等发达国家一反此前的常态，与其他发达国家联手突然提出，中国GDP被严重低估，要求中国运用行政机制提高人民币汇价。国内也有人随之附和，疾呼人民币升值。殊不知一国的汇率制度从而汇价属于该国的经济主权范畴。当时，人民币汇率的主要争议在于是运用行政机制形成还是推进市场机制形成，而不应简单聚焦在汇价水平的高低上。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国际经济社会关系复杂多变，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各种指向中国的说法和舆论也将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更需明确和坚定“为什么人”中的中国立场。
经济学并非经济知识的堆砌，它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来自于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各种经济现象的本质内容、内在规律和内在机理的揭示。经济规律是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中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是经济现象中的本质表现。经济学将这些规律上升到理论层面认识，形成了经济学的学理。“5·17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使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探求经济活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本质内容、内在规律和内在机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我们已经提炼概括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理论概念和主要原理却相差甚远。这既令中国经济学学者们汗颜，也意味着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
第二，在传承中创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经验，推进中国经济学形成的探索已有几十年的历程。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左”的思想影响，经济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产生，由此，国外的经济学仅供批判，不能借鉴。似乎中国经济学应从零起步且不应吸收国外已有研究成果。这使得中国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段弯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一切以西方经济学原理和认识为圭臬的倾向也有所抬头，以至于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另一方面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甚至连经济学的写作格式都以西方范式为基本规范。对此，“5·17讲话”强调：“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事实上，每个理论体系都是在传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新的实践经验总结而形成的。在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经过潜心研究，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90年发表了《经济学原理》，保罗·萨缪尔森于1948年发表了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可以说，没有传承，不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创新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原理和理论体系既不是一代人更不是一个人所能创立完善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应是中国经济学传承创新的基本遵循。传承意味着站在前人的肩上，传承的目的在于创新。传承是一个既吸收又扬弃的过程，即保留“古”、“洋”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并用建立在新实践基础上的新认识新原理予以修正。理论创新有着多种方式，既表现为创立一个新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也表现为搭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理论范式和理论体系。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形是，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从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益认识，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迄今依然缺乏系统的梳理，几乎无人从事中国经济学史研究，将其中具有共识的成熟的概念、范畴、原理等综合上升到理论体系。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学处于“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的一个主要成因。鉴于此，在传承中创新，应鼓励“久久为功”的精神，从点滴做起。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经济学并非说教之学，也非说道玄学，而是致用之学。它来自于经济实践，又指导着经济实践。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紧紧围绕中国的经济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实践中难题，至关重要。人类是在不断破解实践难题中创新发展的。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认识问题。只有认识了问题，才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经济实践中的问题是立体的，它既有矢量，又有时空，还有数量。在认识问题中，与数量关系相比，价值取向（即矢量）占居优先地位，即只有把握好了问题的方向，才能进一步把握问题时空关系和数量关系，否则，将南辕北辙。在中国经济实践中，有些问题是难以用数量关系予以分析探讨的，也有些问题用数量关系予以研究将耗费巨大的时间代价。例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开放决定，是用数量关系无法论证的；2013年党的十八大将原先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难用数量关系予以论证。在近年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重数量轻矢量”倾向，实际上削弱了经济研究中的创造性。对此，“5·17讲话”指出：“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在经济研究中，数量关系（包括绝对数、相对数和数学模型等）是为论证理论观点服务的，离开了思想性，数量关系就失去了论证的方向和价值。在分析问题中，数量关系占居重要地位。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数理分析弥补了过去简单演绎推理的种种缺陷，甚至引致了原理的修正。但数理分析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基础上，舍去了条件分析、流程分析和效应分析等，数理分析将陷入误区。因此，各种分析工具不可或缺。解决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它不仅要求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真实的，而且要求研究的结果有助于问题的克服和解决，由此，对策研究或政策建议应属于经济学研究的构成部分，它的学术价值并不低于机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