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于金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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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于金富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作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又具有特殊的民族性与鲜明的时代性。为了真正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指导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我们应当从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各个方面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倡导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充分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适应时代特点、创新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从总体上说，作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具有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等三大基本特性。我们应当认真领会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努力发展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指导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

一、 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就其本质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在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里确实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经济学范式争夺主流地位的范式之争。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理论上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和话语体系。”这是因为，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具有真正和完全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建立有一系列的科学的基本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外经济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经济学说中，唯有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科学范式。我把它称为马克思范式。”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真正具有科学性质，应当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在传统体制下，我们曾经照搬“苏联范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但它更多地是教条化地照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形式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没有很好地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因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教条性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注重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注重根据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进行理论创新，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历史影响，我们既没有全面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也没有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折中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一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另一方面仍然在许多方面沿袭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因而形成了中国改革与转轨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折中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应当并且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为依据，科学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硬核，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并在“保护层”方面实现一系列方法创新与理论创新，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式。为此，“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的依据。由此，才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凝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资本论》从商品分析开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规律，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思想源泉。其次，《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经济关系的成功典范，为我们分析当代经济和政治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具体来说，在基本硬核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以自由、联合与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二是应当继承与运用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实际出发、充分占有材料的实证分析方法，继承分析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运动的矛盾分析方法和辩证否定方法，继承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三是应当继承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坚持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四是应当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既明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则界限，又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其中，特别是应当继承与坚持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继承与坚持实行联合劳动、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劳动形式理论，继承与坚持对生产实行自觉的社会调节、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等有关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继承与坚持按劳动贡献分配、肯定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科学，首先应当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等方面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硬核，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工程与主要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其科学性，不仅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且应当实现科学革命与范式转换。这是因为，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尚待我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和创造。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研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的马克思经济学转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就是科学革命即从马克思范式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转化。现科学革命与范式转换，就必须以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实践经验与新的理论成果为根据，建立一些新的理论假设，运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适应时代特征、本国国情与发展要求，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形式的某些具体结论，提出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发展与新特征的创新观点，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构建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坚持与发展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首先，按照恩格斯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划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因此，对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然表现在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如，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源泉问题，需要把生产劳动范围的扩大和生产工人概念的扩大引入分析。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路明灯。……再次，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源泉。……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进行了７０多年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经历了６０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和改革开放后３０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理论概括，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最新成果。我们要继续深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破解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新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当简单沿袭或者部分修补“苏联范式”，而应当在科学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面临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继承和坚持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完善、创新发展的问题。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问题上，我们应当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基本要求，实现“四个分清楚”，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观点，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问题上，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

二、 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具有科学性而且应当具有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实际出发”，即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在当代中国，“从实际出发”，从根本上说就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出发，是思考和探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足点。“从实际出发”，也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之“事”求其所“是”，就是从实践中发现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从实际出发”与“问题意识”，既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继承，而且应当是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阐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普遍特征与一般规律，而且要阐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生产方式发展的固有属性与特殊规律。“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既具有普遍性属性又具有特殊性属性。其普遍性属性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普遍特征与一般规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其特殊性属性是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固有特征与特殊规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体现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普遍特征与一般规律、具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且要体现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固有特征与特殊规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要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硬核，而且应当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成为适应中国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中国政治经济学。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认清中国基本国情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作为根本的国情，中国社会性质即社会形式问题既是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本依据。

对于中国根本国情即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这一重要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作出了“基本国情没有变、主要矛盾没有变、国家地位没有变”的重要论断，并强调指出要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清楚地表明两点：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经历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框架中的某一历史阶段，而是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自身所特有的一个历史阶段。因此，要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就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而照搬马克思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不顾中国及东方国家社会历史的客观实际而套用体现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中国以及广大东方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而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社会形态与历史进程。因此，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与广大东方国家。这是因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中国与广大东方国家没有走上以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经济为基础、以市民社会为特征的西方式发展道路，而是走上了以土地国有化和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君主制度为特征的东方式发展道路。自古以来，中国与广大东方国家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虽然存在公社占有与土地私人占有，但公社与私人并不是土地的最终所有者。对此，马克思指出：“同直接生产者直接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国有制、村社制度、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为基本特征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一系列的特征，但最基本的特征是农业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制。这一点是把握其他特征的基础。”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中国及广大东方国家自原始社会解体到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自古以来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的根本国情。“中国国情最核心的问题是我国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总体上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显然是存在过的，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不重视研究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恐怕是不行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既是历史的理论，也是现实的理论，又是论述中国的理论，因为中国存在于‘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诸特点中国社会无不有之。这个理论可启发我们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发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又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而且应当跳出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窠臼，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着力研究长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及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科学提示为指导，根据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发展进行具体的科学研究，阐明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与现实影响。

从现实来看，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适应中国国情，而且应当解决中国问题，为此必须准确把握与科学解决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加快实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结构调整都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应当研究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发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特别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政治经济学要全面研究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生产的社会制度，但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及其制度结构，而不是生产的技术条件、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此其一。其二，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受到生产的社会形式与制度结构的严格制约的，技术性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归根结底依赖于制度性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果没有社会形式与制度结构的变革，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实现根本变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技术、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上，而应当重点研究产权制度、劳动制度与分配制度，以实现制度创新为中心、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为目标，以全面制度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内容与基本形式。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而且应当适应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基本国情，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结构问题、推动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又要注重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对于古往今来中国学者所取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些成果是从中国历史传统、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应当以这些成果作为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而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民族特色。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应当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革命”与“术语的革命”，构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理论范畴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扎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才能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展现给国际社会，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的国内影响与国际影响。

三、 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其内在的科学因素，而且应当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崭新的中国因素和时代因素。因此，作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科学性与民族性特征，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应当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性就在于它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具有学理意识、国情意识与问题意识，而且还应当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因为，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当代社会生产条件已经不是农业经济也不是传统工业经济，而是以信息化引领的现代工业经济了；当代社会的生产形式已经不是自然经济、古典市场经济，也不是传统计划经济，而是以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宏观调控与社会保障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了；当代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已经不是业主制为代表的古典私有制和国有制为代表的传统公有制，而是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资本所有制、公众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从总体上来看，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现在已经不是某一国家也不是某一地区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全球化、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了。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实现双重变革的历史任务：其一，在生产条件方面实现以农业经济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方式向以工业经济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其二，在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方面实现从传统所有制结构与传统公有制形式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转变为以新型所有制结构、新型公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适应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以全面推进工业化进程、完成市场化转轨为主要课题，以全面构建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为主要目标，真正完成全面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克服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与影响，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发展要求，全面实现理论创新。“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在全面实现理论创新过程中，应当着重研究解决有关产权制度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不仅克服以往那种把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而且也不能只局限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外在的板块式结合方式，而应当提出确立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融合的内在结合方式、全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当确立在实现产权明晰化的基础上走向产权社会化、促进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新观点与新思路。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实行劳动联合与产权联合相结合、共同占有与民主管理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理论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现代创新；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构造以劳动者个人联合所有为核心内容、以股份经济与混合经济为主要实现形式的现代公有产权制度。

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的现代生产形式，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贯彻商品经济的一般原则。商品经济的一般原则，就是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权利平等原则。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时，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按照同一尺度进行分配、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这一体现商品交换原则的平等权利做了科学论述和充分肯定。马克思指出：“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从形式上来说按照同一尺度进行分配是一种平等权利，但从内容是来说这种权利则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以能力平等与结果平等为特征的实质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肯定与坚持以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为基本特征的平等权利，应当明确提出并充分肯定实现“形式平等”与“权利平等”原则。所谓形式平等，是指平等的形式定义，指“在某方面相同对待”。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的平等，形式平等体现形式公平即机会平等、权利平等与规则平等。实质平等是指平等的内容定义，指“在某方面结果相同”。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的平等，实质平等体现内容公平即能力平等与结果平等。实现实质平等，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消除三大差别和实现收入均等、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目标，这一目标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难以实现的。“从人类社会的平等化进程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处于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的平权社会阶段。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机会平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它可以跟社会主义社会结合，并可以充分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在平等领域的优越性。”“中国经历了几千年贡品经济时代和封建专制统治，典型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过，因此，在中国人的思维甚至潜意识里，从来就没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的概念，而平均主义思想和等级身份观念却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因此，在理论上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平等问题的基本观点，明确机会平等、形式平等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内涵，高扬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旗帜，在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迈进的今天，无疑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在几千年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制度下，中国经济社会中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长期实行等级制度与特权制度，缺乏人们之间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以追求实质平等与结果平等为目标，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实行了一系列平均主义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也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导致了普遍贫穷。实践充分证明，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当代中国的平等权利还不可能是以能力平等与结果平等为核心的实质平等，而只能是以机会平等与权利平等为核心的形式平等。因此，我们应当摈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观，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的“形式平等”观。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现阶段，平等“这一原则支持的首先是形式平等和形式正义，其实质就是按规则办。一个不按照规则治理的社会要么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无序社会，要么是‘丛林规则’当道的‘强权即真理’的社会……按规则治理是人类理性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当消除封建特权、等级制度与官本位的影响，承认与确立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全体社会成员在财产占有、生产经营、劳动就业与收益分配等各个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实现起点公平、机会均等与规则平等。只有如此，才能形成人们平等的地位与平等的权利，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真正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下，应在社会再分配领域中贯彻道义原则，以体现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公平、公正分配，并达到同生存、共富裕的大同境域，而不是让少数人富上加富起来。然而在目前的城市化以及市场经济中，同时使无数农民丧失了生存基地，但在土地增值收益中———无疑这是目前最大的收益，其分配对农民来说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公平，农民处于被剥夺的地位，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应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确立“权利平等”或“形式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而且应当积极推动国家立法司法全面确认与切实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健全经济法律法规，为全体公民与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制定合理统一的“游戏规则”，使全体公民规范行动、经济社会有序运行，有效制约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的权力，有力保障公民的权。因此，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克服追求以“结果平等”和“实质平等”为核心、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确立并坚持实现“权利平等”即“形式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积极倡导与有力推动构建以权利平等与规则平等为特征、以宪法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其科学因素、民族因素与现代因素等三大基本因素所构成的“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包含着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多方面内容。这些内容是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怎样一种政治经济学”。其中，第一个特性是从其主观方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在属性，它标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两个特性则是从时空两个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其民族性标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特征———它是扎根于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其时代性标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特征———它是在市场化、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特性即本质属性是后两个特性即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科学基础，后两个特性即民族性与时代性是第一个特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属性的具体展开、现实延伸与现代。因此，我们要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深刻而系统地理解、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就必须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以中国实际国情为依据，必须适应与体现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构建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明确地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其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应当是“马学为体、国情为据、世情为鉴、综合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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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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