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 黄 华、程承坪：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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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

黄 华、程承坪，武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武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理论创新。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以物质财富为中心、 以资本逻辑为主轴、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理念的批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可以从以人本为中心、以劳动逻辑为主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础、以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为理念来探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强调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方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1]。2016年7月他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明了要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2]。自此，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热烈地探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3-6]、刘伟^[7-8]和张宇^[9-12]，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立胜^[13-15]、程恩富^[16-18]、南开大学的逄锦聚^[19-20]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基本原则、基本内容、主要任务、重大意义等发表了系列文章。学界基本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义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普遍认同其是改革开放至今通过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指导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调控、经济转型等经济建设方面及其与之紧密联系的政治方面的交叉学科体系。其方法论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

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创设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来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但是，理论来源与理论创新方向是不同的。理论来源是一个理论形成之前的理论基础，在新理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的分析前面提到的很多学者已深入研究过。而理论创新方向则是理论形成了之后的发展方向和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够完善，现在学界对其理论创新方向研究不足，急需深入研究，明确方向。从哪些方向来进行理论创新呢？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从问题和历史教训中寻找，二是从资本主义批判中寻找。问题导向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教训也是避免继续之前的理论错误或者不周全的需要。那么为什么要从资本主义批判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呢？主要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指导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那么它就遵循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要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其内在的缺陷，这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好地警醒和借鉴作用。此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导出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的社会经济形态，那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是遵循着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因此，本文主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这既符合继承历史经验的需要，也符合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一共同目的的追求。

一、 从对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批判中树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创新方向

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就一直是其研究的中心内容。不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家庭经济的研究，还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整个社会或者国家的经济管理研究，都是将重点放在怎样增进社会财富以及如何分配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上。以物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得到马克思深邃的批判，并揭示了其内在深刻复杂的运行规律。

（一）对资本主义以一味追求物质财富为目标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拜物教的批判是深入浅出的。他不仅在认识上藐视物质财富，在实践上对物质财富也无追求，导致他无力供养家庭，不得不寻求恩格斯的物质援助。正是他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以物质财富的追求为上为先的普遍认识和行为，才总结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种典型的经济现象，并确证了由盲目追求物质财富而引发的社会病症。具体来讲，马克思是这样来解释资本主义竭尽所能追求物质财富的本质的，即一方面，盲目追求物质财富会将人的关系遮掩于物物关系背后，见物而不见人。在拜物教盛行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将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社会存在物视作神灵般的存在，继而表现出对它们的迷恋与屈从。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还是资本拜物教，都是通过物的关系隐藏人的关系，进而使得物质财富凌驾于人之上，使得物的“神性”得以彰显。这在《资本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就商品拜物教而言，马克思认为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商品客体的“本真物象”被隐藏，人这一主体的“本真关系”也被隐藏，商品的物体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都得不到显现^[21]。就货币拜物教而言，在马克思看来，它仅仅是商品拜物教明显耀眼的形式^[22]93。就资本拜物教而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利润、资本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深入地指出了资本主义货币自行增殖，货币起源、剩余价值性质和资本驱动机构被完全遮蔽了，资本物体成为崇拜和痴迷的对象^[23]。可见，拜物教的实质是颠倒了物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将物作为社会关系的象征，将人当做物来看待。因此，只有弄清楚物背后的社会关系才能不被物本身所迷惑，透过物来观察背后的本质才是打破拜物教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十分迷恋，社会风气变得腐化堕落。社会中的个体出于对物的崇拜进而对人予以忽视，使得绝大多数的个体认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最大可能的占有物质财富，占有物质财富越多，人生越有意义，越能得到社会认同，占有物质财富越少，人生越没有价值，越被社会否定。所以，拜物教者会不惜一切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来将物质财富据为己有。这在马克思《资本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资本家为了占有资本、获得金钱，在“公平交易”的幌子下给付工人工资，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甚至采用直接的暴力掠夺、贩卖黑奴等等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来剥夺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财富不断丰盛，但是人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显得空虚。这样一来，社会风气必然腐化，社会中的很多个体受此影响也必然会走向堕落。

（二）从拜物教到拜人教和发展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物质财富为本的发展模式的批判，对我国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就是摈弃以物质财富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由拜物教转为拜人教，从社会中人的本性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坚定不移地以人为本，将人对物质的基本需要和对精神的基本需要统筹起来。所以，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来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是其理论构建和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要摆脱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社会中的“以物为本”和“忽视人”的弊端，就要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的创造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才能展现其独特优势，才能以其鲜明的研究目的来推动整个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人为本并不是就抛弃物质建设和发展，相反而是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发展好精神文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文明并非单纯的物质文明或者单纯的精神文明，而是各种文明齐头并进的。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统筹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首要问题。

二、 从对私有制弊端的批判中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本制度的理论创新方向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其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一基础性的社会所有制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的矛盾也造就了其必然会走向没落和毁灭。正确全面认识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从中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以避免的路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私人所有制形式的批判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采用何种生产方式以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得出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有制又是其核心对象和关键问题。所以，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没有对私有制的分析就不能真实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有力剖析和批判，马克思才构建起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大厦。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这一社会经济范畴可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方面来深入认识。从客观上来说，他认为私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一种社会形式；从主观上来说，他认为私有制是劳动力在表面上是工人提供的、实际却从属依附于资本家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这在其巨著《资本论》（第1卷）中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首先，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一种对立于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它的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其他外部条件都具有“私”的属性，属于私人；其次，私有制以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它仅与“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2]872；最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方式排挤着“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22]873。很显然，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的生产是格格不入的，对一切分工协作也是排斥的。

（二）现实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弊病和蕴含的危机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来看，私人所有制不仅是批判对象，而且在实践中也已经被证实弊病累累，劣迹斑斑。不仅在《资本论》中体现得很深刻，而且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仅仅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除了可怜的货币工资外别无其他，其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道路根本无法实现^[24]。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身劳动力而勉强存活，其他的诸如自身的发展和健康、劳动的技能与兴趣等等都不再重要。所以在私人所有制条件下，资本家追求的是劳动者短期创造的剩余，几乎不会对劳动者进行投资，劳动者同公司固定资产一样折旧完了再换新的。第二是在私人所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将劳动者异化为物，其人性完全被扭曲。资本的惟一目的是增殖，资本家心中只有挣钱，会想尽办法压榨劳动者，挣取大量满是血污的货币。所以，在资本家的企业工厂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言行举止之恶劣，对劳动者的态度之虚伪扭曲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这可以在资本主义血腥的行为图画中一一窥探出来。第三是在私人所有制条件下发展经济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经济危机周期轮换发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由于资本家占据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主导着财富的分配，所以不仅劳动者的付出与所得是不成正比的，而且还遭受如前所述的种种有损人格尊严的行为。此外，由于资本家通过资本操控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各行业的资本家单纯出于微观利益的追逐各自为政，导致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和国民经济周期性地发生衰退，以及贫富阶级对立和经济寡头垄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使得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境地^[25]。资本主义国家从大到小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危机，而且经济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愈来愈大，也从实践角度证明了其弊病。

（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种学术理论的基本命题是由这种理论服务的对象确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所以其基本命题就是私有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其基本命题就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一方面，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坚持发展私有经济的目的是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基本思想，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所以，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既要继续坚持对私有制的批判，又要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将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进行研究，深入认识其缺陷和教训，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怎样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比如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怎么认识、其实现途径有哪些、要注意防范的问题有哪些、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公有制企业怎么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等等；再比如对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怎么界定、怎么发展、与公有制的关系怎么处理、怎么与公有制融合共享发展等等。这些都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研究，给出理性科学的回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创新的地方，更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三、 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坚持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劳动逻辑为轴的理论创新方向

由于以物为中心，进入资本货币时代后，资本成为物的代言人，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中心。但是，由于资本自身的逐利本性和引起的人性的扭曲，使得整个社会体现为赤裸裸的金钱观，一切行为导向都是以资本、金钱、货币为准绳。这不仅是对其他参与财富创造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的忽视，更是对人这一发展主体和为了人的发展目的否定。所以，摒弃资本至上、树立劳动至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资本主义资本至上逻辑使得资本家自掘坟墓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为王，资本家就是“上帝”，资本成为社会中普遍遵循的原则。资本至上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逻辑，其他逻辑都是为资本服务的，因此一切与资本相关的规则与制度都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例如，在经济领域内，资本是绝对的操控者，一切阻碍资本顺利增殖、阻碍资本流转的因素都会被作为众矢之的而清除；在政治领域内，社会权利的核心被资本家及集团所把持，政府政策和执法工具成为政治家和资本家联合欺辱压榨劳动者的工具；在文化领域内，资本万能和资本主义的腐败堕落因素延及思想意识形态，消极腐朽和享乐主义文化盛行。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被资本幻象所蒙蔽，而是借助批判之剑对其展开了全面解剖，指出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缺陷。即，一是资本逐利的无限性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的冲突。不仅资本至上逻辑会派生出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增殖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且资本增殖的连续性和自然资源的自我修复和新陈代谢的非连续性也存在激烈的矛盾。因此，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必然会打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带来人类社会的非健康运转。二是资本对人性的泯灭会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谁有钱谁有财富谁就是大爷，谁的社会地位就高，谁的权力就大。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运转也是掌握在资本家集团利益者手中，劳动者被资本剥削的无份无权无力参与国家治理，进而自然就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财富、占有资本是提升社会地位的捷径，一切活动都受资本牵制，受资本增殖左右。为了最大化地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将劳动者并不当人看待，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是惨无人道的。在资本至上逻辑引导下，人性中的贪婪、自私和自利得到了无限放大，加剧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资本所有者之间、劳动者之间等各种社会冲突。三是资本至上导致的伦理道德沦丧使得人类文明倒退。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中也包含有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22]199。然而，资本至上逻辑却将这些置于不顾，只要有利可图，一切道德界限都可以逾越。在此逻辑之下，人生的全部意义都被物质欲望和物质追求所充斥，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尊严都在物质财富面前完全丧失话语权。比如，价值观念堕落，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家庭关系金钱化，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社会关系金钱化，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和神圣的光环，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用钱就能招雇的劳动者。^[26]可见，资本主义在带来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极大地毁灭了精神世界的灿烂文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大劳动者不仅没有获得人身自由，而且精神生活极其匮乏，既不利于自身发展，也不利于后代繁衍。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断地被物质财富至上观念所浸染，内心的追求、自我的涵养、道德伦理的传承不断地被遗弃，人的社会性越来越弱化，越来越像其他一般物无生命无生气无生力。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之思”，即是对资本至上逻辑的批判，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鲜明地说明了资本家自掘坟墓的过程和原因。

（二）遵循科学的劳动逻辑推动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服务资本家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服务劳动者利益为中心的。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反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内在原因，也对将来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建立以劳动者利益为核心的共享型社会。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要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来消除资本逻辑的影响，通过理论的辩驳和实践的论证，证明和宣传劳动逻辑才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遵循的基本逻辑。具体来讲，劳动逻辑就是在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要以劳动者为本，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对劳动者予以尊重，让劳动者享受到作为社会中的人应该有的尊严，实现其劳动力产权价值，共同分享社会剩余，进而维护其全面发展的权利。为此，一是要增强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马克思在扬弃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设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遇到现实中新的经济形式的挑战，并受到了“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等的质疑。此外，随着劳动主体的日益多元、劳动领域的逐渐扩展和劳动形式的愈发多样，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经常受到挑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使命就是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实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与时俱进”。二是要坚持劳动逻辑的核心理念。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价值的来源、度量标准及其本质内涵，揭开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22]54，继而确证了价值的本质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这对资本逻辑无视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只视劳动者为物的行为是针锋相对的。只有将劳动者视为社会关系的人而不是物，对社会生产关系予以充分理解和尊重，对社会生产中劳动者予以尊重和重视，并将其视为活生生有血有肉和具有很强社会属性的人来看待，才能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准确地把握。从以资本逻辑为轴来构建传统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大厦到以劳动逻辑为轴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战略转向。当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弃资本，还要在很大程度和某些方面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比如要充分发挥资本的流动性和资本对人的正向激励作用。只要资本的积极一面得到发挥、恶的一面得到遏制，劳动者才能在资本、资源、资产的组合利用中实现共享发展。由此可见，怎样在遵循劳动逻辑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创新点。

四、 从对经济自由化的批判中坚定宏观调控“双有”理论的创新方向

资本主义崇尚自由市场、自由行为，自由理念深入人心，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是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私有制的内在弊端，必然导致自由市场、自由经济会不断使得其缺陷一步步积累、不断地放大，最终酿成经济危机。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和政府作为，为社会经济发展摆脱惯性危机提供理论指导。

（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自由精神蕴含着巨大的缺陷和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少政府干预多自由行为，崇尚自由竞争和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张扬个性。这个特征自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后，经过产业革命就形成了资本家各自为政，独立或者合伙经营的自由竞争局面。这种行为延伸到资本主义个体生活中就是个体盲目地追求无约束的、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绝对的自由。马克思对此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自由竞争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不受限制的竞争，这一竞争是以分散的私人企业为主体，在数量众多的中小资本家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并进一步地从两个方面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一方面，他认为自由竞争的自由仅仅是资本间“弱肉强食”的自由。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为了获得最大化利润，资本家费尽心力，不仅允许生产资料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自行无限制流转，而且处心积虑地改进技术设备、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寻找更为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市场。在内外部竞争中，自由竞争下的资本家是按照平均利润的原则来瓜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即在资本家所有的企业内部，竞争可使得个别商品的价值降至社会平均价值之下，个别资本家可获得超额利润；在不同企业中，竞争可使资本在不同企业之间流动和转移，使得各企业的利润平均化，资本家为了避免被淘汰，必须想方设法在更大、更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自由竞争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行为^[27]。由于单个资本家自由竞争的盲目性和一窝蜂的趋利性投资行为，直接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日渐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大资本家也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排挤、吞并小资本而变得更大、更强。生产的盲目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周期性的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的爆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取代，生产的集中不仅在企业中，也在金融中得到表现。这样，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着资本主义世界，使得资本输出成为了典型的经济现象，还使得国际垄断组织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参与了对世界的瓜分，但是由于自由竞争的盲目性，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贪婪得到极大发挥，酿造了如前所述的众多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在生产和金融市场中的盲目自由竞争最终不仅给整个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而且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竞争还给社会带来了净损失，即资本主义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因为无法享受垄断利润而受损。

（二）从对自由市场和高度集中政府两种模式的批判中坚持“双有”理论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蕴含着内在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了鲜明地剖析，他严厉地否定了资本主义个体为了利益充分竞争，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谋取个体利益的行为。比如他对自由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弊端分析得入木三分，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市场引发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旗帜鲜明地印证了他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分析。后来，斯大林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用展开了诸多探索，他们看到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就要完全否定自由市场，于是就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经济，以政府代替市场。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选择在实践中也证明是不正确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选择的市场经济道路是对斯大林误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分析的回归。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国在建国初期也是照搬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是经济中的唯一主体，自由市场缺失，虽然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搭起了工业经济的框架，但是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活力缺失。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要妥善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功能、作用边界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出理论阐明，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单纯片面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会使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质，一味地强调政府在调控中的作用又会走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因此，要在变化发展了的形势下，找寻一条妥善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新路径。而这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又一重点方向。

借鉴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反思以及有关国家的教训，我们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紧紧抓住领会好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8]的精神内涵。首先是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构建有效市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之手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作用还需要更好的发挥，以尽快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为实现 共同富裕的目的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构建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 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其次，是要以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配和控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构建有效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控中，要做到宏观调节和微观调节“两手抓”。宏观经济的调节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有储备和分配政策等等。在妥善运用这些手段之时，要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若干综合性指标进行理 性而科学地分析，继而选取合适的调控政策。微观经济的调控政策主要有对原始积累和创办企业的调节、对生产过程和劳资关系的调节、对扩大再生产和失业的调节、对再生产的连续性和流通与周转的调节、对生产条件的调节、对职业安全的调节、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对商业金融业的调节和对地租和垄断的调节等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切实依法规范市场行为，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各级政 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市场，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手段、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进行细致研究，以有效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五、结语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和危机，而且从反面论证了经济运行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照搬，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全盘引进，而是将社会主义的社会特征与市场经济的市场特征相结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征和市场经济的市场特征各自具有的自身规定性，怎样将二者融合起来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是解决发展为了谁、发展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学之本。从以资本逻辑为主轴到以劳动逻辑为主轴是切实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因为资本逻辑就是以物为中心，只有劳动逻辑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从以私有制为基础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遵循劳动逻辑，并充分体现劳动差异、倡导劳动公平、发挥各类劳动积极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特征的内在规定。从以自由市场为理念到宏观调控坚持的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双有”理念，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市场因素弊端和万能政府的纠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来源可以从以人本为中心、以劳动逻辑为主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础、以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为理念来探寻。这有待学界、政界研究工作者进一步积极开拓创新，结合实践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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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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