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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九大】 王立胜:新时代孕育新使命 新使命托起新时代

2017-10-27 王立胜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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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紫光阁网

作者简介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主席,兼任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农村研究的中度视野》《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哲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对于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特点、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新时代孕育新使命,新使命托起新时代。如何从时代的更新中把握历史方位,牢记历史使命,勇敢地承担历史责任,是摆在每一个共产党人面前的试卷。

  一、习近平对时代、责任和使命的新认识、新思考、新判断

  1962年1月,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 31 48137 31 15262 0 0 3451 0 0:00:13 0:00:04 0:00:09 3451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值得反复回味,他既提出了“伟大时代”,也预见了“伟大时代”的时间节点就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处在“伟大时代”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他惊人地准确预判了新时代和历史使命。

  早在1960年6月,邓小平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调整,邓小平对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进行了思考,得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是对世界各种矛盾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深刻认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新时期基本路线和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们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2015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也是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的时代。在这样伟大的时代,站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起点,中英两国携手,恰逢其时。”在这里,他明确了两点:一是我们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二是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些讲话虽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所说,但鲜明地提出了时代和使命的课题。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提到了“使命”这个词:“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他说,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党肩负的执政兴国、振兴中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和人民事业的正义性和远大前途,毫不动摇地为之奋斗,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习近平强调的责任和使命,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民族的责任。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2016年7月,习近平在银川市郊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展望未来,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二是对人民的责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谈到“使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三是对党的责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所说的历史使命包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顽强的意志品质,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勇气,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责任担当,爱民为民的真挚情怀,高瞻远瞩、面向未来的气魄。

  2012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八大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主题,简明而又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五年之后,习近平在“7·26”讲话中强调,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在之前4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增加了“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格外突出而引人注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鲜明提出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依据和意义。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新时代的到来,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接着又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挨打的境地,从此站起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成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奔向富裕的康庄大道,逐渐摆脱挨饿的境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至2015年的676708亿元,增长183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由1.7%升至14.8%,落后第一名美国9个百分点,领先第三名日本9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至33304亿美元,从2010年起一直位居世界第一。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实现了由追随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从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强起来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表述契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近40年的共同努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正是基于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意义的准确认识,基于对新的伟大实践的正确反映,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高度概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变化,也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些不变因素,那就是党的十九报告指出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习近平曾经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讲“三个没有变”,而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为“一变两不变”,基本国情依然没有变,国际地位依然没有变,但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了。这一新判断,彰显了“变”与“不变”的唯物辩证法。“不变”体现了时代的延续性,“变”则体现了新时代之“新”。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毛泽东对“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成的时间判断,与现在我们所说的第二个一百年完全吻合;“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我们现在说的“强起来”完全吻合。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多次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经引起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动摇、质疑、否定,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甚至断言“历史的终结”,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终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遇到空前挑战。乱云飞渡仍从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全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完全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和世界的生命力,完全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历经千辛万苦,逐渐摆脱贫穷落后,在改革开放加快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成功保持了国家和民族独立性,不仅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现代必然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习惯看法和习惯势力,而且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让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了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希望。

  习近平曾谈到1985年4月邓小平说的一段话:“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之一,就是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三、新时代与“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推进、完成“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1.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自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伟大的斗争。到现在50年过去了,伟大斗争,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后来曾谈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的涵义是很深的。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我多次讲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

  伟大的时代蕴含着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时代,必然会面临“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我们“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且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2.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在世界政党史、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共产党前身的俄国共产党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苏联共产党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但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残酷的事实,让人警醒、催人反思。

  如今中国共产党拥有8900多万党员,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面临的形势同样是严峻的,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我们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考验,党的建设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这一讲话中,他还深刻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3.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

  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的时代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四个伟大”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归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基础,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保障,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抓手,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大战略、大逻辑。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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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 王立胜: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呢?  

第一,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

  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我们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很快就进行了话语转换,不再讨论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转而讨论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经过建国后接近70年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的艰辛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这样一个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正因为这样,我国的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要做出科学的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

  形成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非常重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才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众不同。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目前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  

第二,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

  就学科分类来看,可以把所有的学科大概分为四大类: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按照这个思路,哲学应该是贯彻于所有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而其他的各个学科都以哲学为指导并成为哲学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哲学归类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学科。很明显,政治经济学在大的分类上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社会科学中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运动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那么,在我们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命题也就提出来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的建构也就有了基础。

  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领域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总体上看,经济科学领域不仅各类分支学科林立而且边缘学科崛起,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理论经济学是指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是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二是专业经济活动经济学,如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等;三是地区性活动经济学,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四是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五是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我们知道,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况且在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地放在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应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的层级结构上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种三元结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部门经济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应吸取和概括部门经济学的成果。正像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同部门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科学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

  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严格说来,它要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它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巨著《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样一个结论,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无法分开的。就拿亚当·斯密来说,他的经济学说同样有其政治前提。

  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术”和“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  

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

  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对此,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

  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党历来都重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经过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以此为指导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不仅本人结合中国实际认真阅读,而且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组织学习小组逐字逐句学习研讨。在阅读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他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些作者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头脑,因为这部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不懂辩证法。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讲,概括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如果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话,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邓小平也重视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一个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是着眼于国家“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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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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