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光：一个无法复制的样本， 一位城市精神的见证者
受疫情影响，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曾在去年 3 月 16 日休店，因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书店现金储备迅速缩减，最终于 4 月 10 日在众筹网站 GoFundMe 发起众筹项目，计划筹资 30 万美元。两天之内，该书店已筹得资金超过 40万美元。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城市之光都受到大家的关爱。在这些关爱中，显示出巨大的能量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甚至不知该如何用语言去描述它。”城市之光书店 CEO 伊莱恩·卡森伯格在书店主页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然后劳伦斯问我，‘书店什么时候能重新开门？’我只能回答，‘我们还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后，我们又沉默着坐了更长时间。”
当地时间 2 月 22 日，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创始人之一劳伦斯·费林盖蒂去世，享年 101 岁。
”我们决定登出曾刊发于未来预想图 mook 系列《下一代书店》的一篇文章：《城市之光：一个无法复制的样本，一位城市精神的见证者》，以此纪念我们心中的劳伦斯，以及他为这个时代留下的温暖符号。
“我在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迎接你。”
如果以周五傍晚作为参考坐标，观察美国旧金山的文化和生活，百老汇街和哥伦布大道的交叉点是个不错的选择，向东有酒吧、脱衣舞店和叫作“Naked Lunch”的三明治餐厅，年轻人来这里庆祝周末的开始；向北的意大利人聚集区，体现着城市的老派作风，这里曾是马克·吐温和海明威落脚的街区；向西是中国城大大小小粤语、普通话混杂的中国餐厅，淘金热让这里成为北美最大的中国城，一家新开的中国餐厅正在努力改变中国餐厅的形象；向南蜿蜒到金融区，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在那里的地皮之争还要纠缠下去。
有一个凝聚点，能让这些看上去各有特色的街区与生活者们产生共同话题。“Naked Lunch”，在手机上搜索或者和店员聊一聊，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意大利区和中国城交汇处是一家港式餐厅，它的门口，更准确地说是空中，挂着打开的书本，地上刻着 “Freedom”“Poetry”——这太不搭调了是吗？别急。这些书本其实是灯，傍晚灯光亮起，穿过马路你就能找到它们的所属之处，也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中心——城市之光书店。
它就像一道门。想了解旧金山吗？请进。
即便是周五的晚上，这家书店的客人依然络绎不绝。
游客们慕名而来，想看看据说是这个城市精神象征的书店，反正它会开到半夜；也有些居民吃过晚饭，来这里约会看书，或者买书之余和店员闲聊。谁都不会好意思在这里大声说话，如果上下楼梯发生了吱吱呀呀的声音，人们会有些窘迫，就好像在图书馆里吃东西发出了声音。
保罗·山崎（Paul Yamazaki），城市之光的购书负责人，一个日裔美国人，他一生只有一个雇主，就是城市之光。他说，如果听到别人困惑于城市之光究竟是一家书店还是一个图书馆，劳伦斯会很开心。
劳伦斯指的是劳伦斯·费林盖蒂，城市之光的创办者之一，如今已经 99 岁高龄，很少再出现在书店里。年轻的店员虽然在书店里工作，却很少见到劳伦斯，不过店里还是处处都有他的痕迹，一层和二层阁楼之间的墙上贴着“Via Ferlinghetti”的路牌，二层诗集屋的小桌子上摆着劳伦斯自己的诗集（是的，他是个诗人，也是个画家）。诗集的封面是他的照片。其他地方，还有劳伦斯和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合影——这件事我们待会说，书架上有他们的书信集。
“劳伦斯·费林盖蒂的理念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读书的地方，如果他们可以顺便买点书，那当然就更好了。” 保罗·山崎说，他自己在 1967 年“爱之夏”（summer of love）运动那一年来到了旧金山，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和“爱之夏”、城市之光有什么渊源。他来到旧金山，因为参加学生组织的反越游行被捕入狱，出狱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劳伦斯，那已经是 1970 年了，之后他开始在城市之光做兼职，一直到现在。
作为城市之光书店如今的代表，保罗·山崎仍然十分骄傲地对外讲述他虽然没有经历，但已成为他生活一部分的城市之光的创办故事。他也和劳伦斯保持着一起吃午饭，一起喝咖啡的习惯。
除了劳伦斯，城市之光的另一位创办人名叫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彼得本来住在纽约，20 世纪 40 年代来到旧金山教书。他创办了美国第一本流行文化杂志，用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为其命名。因为需要解决杂志运营问题，彼得打算开一个书店。在当时精装硬皮封面为主流的时代，他想做一点特别的事情。他租下哥伦布大道 261 号的一个位置，每天置身于一堆还没有答案的商业计划里。
有一天傍晚，年轻的法语老师、诗人、画家劳伦斯从画室下班回家，路过了哥伦布大道 261 号，他走进去向彼得做了个自我介绍，于是他们成了朋友，彼得还在自己的《城市之光》杂志上发表了劳伦斯的诗。
两个年轻人商量出了一个计划。彼得正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认为相比精装硬皮书（Hardcover Book），平装廉价书（Paperback Book）和口袋书（Pocket Book）是个不错的机会。劳伦斯则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认为出名的书店正在努力迎合中产阶级和上流阶层的需要，而年轻的诗人和艺术家在那里并不受欢迎，他想支持年轻新生艺术家。于是两个人准备开一家书店，各自投资 500 美元，并且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做一个只售卖平装廉价书的书店。
根据公开的资料和保罗·山崎的回忆，彼得和劳伦斯做这个决定是在 1953 年，当时的美国没有只售卖平装廉价书的书店。虽然距离美国人伊恩·巴兰坦（Ian Ballantine）被英国企鹅集团创始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重用，并在美国开分公司的 1939 年已过去了十多年，但伊恩·巴兰坦的商业天赋还压抑在企鹅集团里，并没有完全施展，廉价平装纸封面的书在当时还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书，距离口袋书和平装书横扫美国书店的 20 世纪 60 年代还有一小段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艾伦·莱恩把伊恩·巴兰坦派回美国开分公司，只是希望他能帮自己扩张商业版图，没有预想到这个美国人会在日后颠覆企鹅集团出版精装本为主的商业模式。
二战中，英国总部渐渐失去了对美国分公司的控制。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口袋书已经改变了伊恩·巴兰坦对出版的认知，从一开始小规模地出版平装廉价书，到 1944 年平装廉价书卖出第一亿本，伊恩·巴兰坦更加坚定地认为，更大的消费群体需要的是轻便便宜的纸质书，而不是精装本。与担心被破坏商业模式的企鹅集团僵持不下，伊恩·巴兰坦自立门户创办出版公司 Ballantine Books，也成了劳伦斯的好朋友。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作杰森·艾普斯坦（Jason Epstein）的出版人意识到了平装廉价书的价值，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升级版平装廉价书（Upscale Paperback）”这个概念，在过去平装廉价书的基础上提高印刷的技艺，让书更大、更结实，设计更精良，为书这个印刷品赋予了更多交易价值。
于是，一场平装廉价书籍运动开始了。从不被认可，到销量超过精装本，二三十年时间里，这场平装廉价书籍运动彻底改变了出版业和书店的生意。
城市之光的两位创始人嗅到了这股气息。“当时还是很大的挑战”，保罗·山崎说。
他们得平衡支持新生艺术家的理想与运营书店的关系——理想与经营，是日后所有书店都会面对的问题。他们先以周围的居民为主要客源：北边的意大利区和西边的中国城，居民以蓝领工人为主。
可惜书店开了两年，《城市之光》杂志办了五期，彼得决定暂停杂志并搬回纽约，他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劳伦斯。其实他回到纽约也开了一家书店，但这都是后话了。
劳伦斯坚持了下来。在这之前他去法国读书，认为自己也多少了解了书店和出版，在彼得离开后独自经营书店生意，并且在1955年着手建立城市之光的出版业务，用口袋书的形式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Picture of The Gone World》，印刷了 500 本。他还请来了日裔美国人村尾重芳（Shigeyoshi Murao）来负责书店的经营。在书店，人们叫他 Shig。他被劳伦斯聘请后免费为城市之光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成为店内的实际管理者，1975 年因中风暂停工作，康复后因为与劳伦斯在书店经营方面意见不合，最终离开。
村尾重芳余生没有再踏进城市之光，也拒绝与劳伦斯和解，但他的照片还是挂在城市之光书店诗集屋里靠窗的墙上，与劳伦斯的诗集相邻，在他的照片下面是诗集屋里一把知名的椅子。城市之光鼓励客人们坐在这里读书。城市之光形容村尾是“为这家书店定下基调的人”。村尾后来也做过出版物，于 1999 年在加州库比蒂诺（Cupertino）市的一个康复中心去世。
最初，城市之光书店只有现在书店一层的一部分，钻研书店经营和出版的劳伦斯恐怕也没想到，很快城市之光历史上最知名的事件会发生，这件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永远与这个书店联系在一起。
当时旧金山有一个地方叫做 Six Gallery，年轻的诗人和艺术家在那里聚集，诵诗和交流。劳伦斯也是其中一员。他在 Six Gallery 听到一个叫作艾伦·金斯堡的年轻诗人读诗，第二天他就给对方发了电报，说自己想出版这部诗集。他的邀请是这么写的：“I Greet You at the Beginning of a Great Career”——这句话不妨翻译为：“我在一项伟大的事业开端迎接你”。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但保罗·山崎说，当时劳伦斯听完艾伦·金斯堡读的诗，预感到一个巨大的变化将会到来，因为他觉得这首诗说出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声。1956 年，城市之光书店的同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诗集——《嚎叫》（Howl），这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作。艾伦·金斯堡和当时在 Six Gallery 里读诗的那些诗人，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劳伦斯那时预感到的那场“即将到来的变化”，大致可以描述为一群年轻人通过诗集和其他运动表达自己对主流文化的不满。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年轻人开创了美国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支“亚文化”，但当时提出的支持同性恋、支持精神自由，提倡尊重本土文化和原住居民等主张，均是对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挑战。
“劳伦斯知道出版这本诗集会面对一些压力，” 保罗·山崎说，“他还去找了北加州美国人权与自由联盟（ACLU）。”ACLU 承诺，如果劳伦斯被起诉，他们将张罗为他提供辩护。
1957 年，再版印刷的《嚎叫》在运回美国的途中被海关指控为“淫秽作品”并没收。第三次印刷虽然在美国国内，但村尾和劳伦斯也被警察冠以“出版、销售淫秽作品”的罪名，被捕入狱。
这件事情被当时的主流媒体《生活杂志》报道，城市之光得到了来自诗人艺术家、出版界和书店等自由派的支持，也在美国引起了关于出版自由的广泛讨论。《嚎叫》这本在年轻诗人中流传的出版物，迅速成为“畅销书”，也标志着“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开始。最终，劳伦斯的律师借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助其胜诉。也在这件事情的影响下，同类案件开始重新审定“淫秽作品”的判定标准，最终解除部分禁令。因此，城市之光成为推动美国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角色。
“垮掉的一代”后来成为追求自由的嬉皮士运动的启蒙者。在保罗·山崎来到旧金山 的 1970 年——嬉皮士聚集在旧金山的西南边 Haight Ashbury 和金门公园，“爱之夏”运动开始。直到现在，每一年的夏天，旧金山金门公园仍是一些纪念爱之夏运动的音乐会和相关活动的举办地。嬉皮士之后，最广为流传的就是硅谷的创业家精神：追求自由，反抗垄断，打破常规……这些核心思想正在新一批旧金山年轻人身上体现着。
城市之光成为了解旧金山城市的精神入口。透过书店的窗户，你能看到马路对面就是“垮掉的一代”博物馆。面积不大，但保留了不少当年诗人们留下的手稿，甚至是开过的车。这里的店员会告诉游客，博物馆在筹建时有一个信念：必须开在城市之光书店旁边。
但保罗·山崎说，其实劳伦斯并不喜欢人们始终将书店与“垮掉的一代”联系起来。劳伦斯认为，当年的牢狱之灾与对出版自由的推动，只是城市之光这个书店提倡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和鼓励多元文化使命中的事件之一。
劳伦斯认为自己做了更多的事情。例如城市之光的出版业务。如今，城市之光每年会出版 14 至 16 本书，主要出版诗集，以及支持不受主流出版业青睐的作者，为这些诗人准备各个城市的巡回推广。这是他当年开这个书店的原因，也是城市之光的基因。
支撑这一切的其实是这个书店的盈利能力。保罗·山崎表示，最近五年是城市之光书店盈利最好的五年。在被问及每天销售多少本书时，店里的员工可以抬起头回答这些发问者——只要看看这里的人流量。
但谈到经营，这个书店自然不只是坐在自己的历史上数钱。
保罗·山崎回忆说，他最初到书店工作时，在“争取出版自由”光环笼罩下的城市之光书店并不担心盈利问题。但随着潮水退去，书店的经营问题渐渐凸显。特别是在村尾中风，不再插手书店日常经营后，新店长的购书标准似乎更希望迎合大众口味，购入的书籍甚至不被店员肯定。另一方面，劳伦斯后期主要关注出版方面的业务。
这种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保罗·山崎用书店几乎“快要关门了”来形容当时的经营状况。“一本书摆在书架上，是否能代表这个书店？是否经过独立思考？”如今，保罗·山崎用这些标准判断书的好坏。但在当时，管理问题加上“书不好”，成为这家几乎是象征地标的书店的致命伤。
当时的一个店员曾说，如果城市之光像其他书店一样摆放畅销书，或者员工自己都不喜欢的书，那就失去了这家书店的精神——当时这些店员的确纷纷开始找其他工作了。
几个员工感到惋惜，他们一起给劳伦斯写了一封信，陈述书店的经营问题。劳伦斯找来曾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南希·彼得（Nancy Peters）负责书店经营，南希虽然当时已有其他工作邀约，但仍然答应了城市之光的工作。
“没有南希，这个书店就不会有今天。”保罗·山崎说。他回忆称，当时书店只剩下六个员工，南希到任后开除了原先的店长，扔掉了部分积压的库存——是的，扔掉。然后重新整理和上架书籍。四五年后，书店才渐渐恢复元气。直到 1984 年，南希与劳伦斯成为书店的联合负责人。
房租自然是书店最重要的开支。1999 年，原来的房东以当时市面上的最低价将这栋楼卖给南希与劳伦斯。书店的仓库就在书店背后，或者说一墙之隔。上下楼之间有一个像滑梯一样的木板让员工“运货”。书店和出版社的办公室在书店的二层。如果走进书店抬头看，也会看到二层隐约露出的办公空间，房顶有一个纸扎的风筝。
与其他独立书店相比，这个书店内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没有畅销书书架。你在这里看不到“最受欢迎”或者“畅销书”这样的标签。书籍摆放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个别书籍会列出不同出版社的版本。书籍分类的标签是“欧洲文学”“电影”“爵士乐”“LGBTQ”“美国历史”“社会学”以及“绿色政治”（即提倡反思现有政治体系的书籍）。
“我们想让读者即便是浏览书架也能学到一些东西。”保罗·山崎说。此外，城市之光出版社的书籍会有单独的书架展示。大部分正面面对读者摆放的书籍，会在下面加上打印的卡片，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出不同员工写的推荐语。其中既有对书中内容的点评和思考，也不乏“×××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本书，如果谁不喜欢它，请不要说你是我的朋友”这样的调皮话。
这家书店的另一个特点是，不销售与城市之光无关的非书籍类商品。在城市之光入口处有印着“Howl（嚎叫）”和“City Lights（城市之光）”的短袖、布袋出售，购书过程中，店员会主动给书里夹一个城市之光的书签，如果消费者说要购物袋,店员会拿出一个牛皮纸纸袋装书。除此之外，店内没有其他非书籍类商品销售。“非书籍类商品可以带来很多销售额，很多书店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还很幸运，不需要这样。”保罗·山崎说。
书店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仍以文学为主。2001 年，旧金山市政府宣布城市之光书店为旧金山第 228 号标志性建筑，它不仅占据了影响书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地理位置，同时，一条马路之隔的“垮掉的一代博物馆”正好和书店故事相得益彰。
“电子书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出版业和独立书店会消失，可实际上并没有。”保罗·山崎说。书店自然也不希望读者在这里看到喜欢的书后立刻掏出手机在亚马逊上下单。他在其他场合里说过，他观察年轻人的阅读习惯，认为 15 至 35 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在选书和读书平台上有独立的判断。
科幻小说《羊毛战记》的作者休·豪伊（Hugh Howey）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出版商、独立书店、连锁书店和作者这条商业链条里，独立书店是真正尝试将读者当成客户的一方。书店没有亚马逊能采集的购买数据，无法为用户画像，书店的书籍陈列方式也不同于亚马逊的推荐系统，像旧金山这样的书店，在书店的主人成为房东，为书店去掉房租压力后，它最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它的独特性和历史，以及它对旧金山这个城市的意义。
“城市之光是旧金山图书销售的支柱。藏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了不起，保罗·山崎是美国图书买手行业里最知名的业内人 士。”多纳·帕滋·考夫曼（Donna Paz Kaufman）说。她是独立书店业务咨询公司 Paz & Associates 的创始人，自己也经营着一家书店。
只不过，作为零售业，即便占据了核心地段，人流量大，去掉了房租成本压力，城市之光仍然要面对两个核心挑战。
一是在如今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旧金山，如何为员工持续提供有竞争力的酬劳。保罗·山崎提到最近两个离开的员工，口中连连叹息。其中一位是因为退休，另一位搬去了中部的城市。保证员工在这个城市过着体面的生活，意味着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也需要时不时地了解科技公司给员工的酬劳。毕竟，当年保罗·山崎靠在城市之光兼职工作就能支付生活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另一个挑战集中在书店经营人的问题上。2018 年是保罗·山崎在这家书店工作的第 48 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城市之光绑在一起，而他为此感到骄傲。这是个听起来很美好的故事。但不可避免地，他也面临着略显棘手的问题——他需为书店培养接班人。
当年遇到经营危机时，一个同事曾对保罗·山崎说：“如果这家书店的奋斗史淹没在迎合潮流的趋势中，那我们不如各自寻找新的出路。”
但愿他们不被淹没，始终是旧金山的城市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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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蓉慧 | 编辑：赵慧
摄影：Kathy Yue | 微信编辑：邢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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