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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27 默认选项的重要性;选项增加,快乐未必增加我们以前讨论了人们的一些不理性选择以及有关的轻推政策。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有关的问题,默认选项有多重要。先从一个很简单的发现说起。通过关于法官对犯人的假释(parole)的申请的判决,心理学者(Gailliot等 2007,Gailliot & Baumeister 2007)发现,当法官们是在饭后处理时,有65%的申请被批准;当他们是在饭前一两小时内处理时,批准率大大下降,下降到刚好饭前的0%。假释申请的判决的默认选项(default)是不批准,也就是说,除非决定批准,就是不批准。因此,当法官们肚子饿时,就没有心思去考虑是否应该批准,使不批准的默认选项成为决策。因此,当你要请求人家帮助或支持时,不要在他们空腹时进行。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有关因素,包括心情好、放松与酒后等都有助于你的请求(见如Forgas与East 2008)。除了法官,还有一个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重要课题。许多国家让人们在驾车执照上,选择关于意外死亡时,人体器官的捐赠。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参加”(opt-in)的方式,一个人必须签名填写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才可以采用其器官;默认选项是不可以采用。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不参加”(opt-out)的方式,一个人如果没有签名填写不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就可以采用其器官;默认选项是可以采用。换句话说,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捐赠。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选项。然而,绝大多数人是根据默认选项,很少人选择填写与默认选项相反的选择。因此,文化类似的国家,由于默认选项的不同,愿意捐赠的百分比差别很大,例如在默认选项是捐赠的瑞典,捐赠率是86%,奥地利是接近100%;而在文化接近的,但默认选项是不捐赠的德国,捐赠率是很低的12%,丹麦是4%。[详见Johnson & Goldstein 2003。中国的情形,见黄元娜等(2018)。]绝大多数人并不强烈反对捐赠,但也很少人强烈要求捐赠。因此就随默认选项,没有采取填写与默认选项不同的选择。不过,所有国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绝对应该把默认选项定为捐赠,以增加人体器官的供应。为何很多国家还没有这么做,这是我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够的保障,不让人还没有死,就盗取器官,捐赠肯定是正确的选项。既然已经死了,能够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吗?在澳大利亚, 并没有在驾车执照上让人们选择,而其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我虽然强烈支持捐赠,但由于开始时不知道必须填写,后来由于时间、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约三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赠的注册。其实,不必在驾车执照上填写,所有国家应该采用所有人的默认选项都是捐赠。你不愿意,可以填写选择退出或不捐赠。你没有填写,就假定同意。这肯定是正确的做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在默认选项是捐赠的国家,或死者生前已经选择捐赠,他死后,有关负责人不应该再征求其家人的意见。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是征求家人意见,并接受这意见。结果是很多家人选择不捐赠,使很多可以救活他人生命的器官白白浪费掉。如果我的家人去世,我不要人家来问我,是否可以截取其器官!你就静静地进行,不要让我来考虑这烦心的决定。这类决策,决策者的心理成本很大。社会应该自己决定。实际上,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赠上,在其他所有选项上,如果有一个是专家与具有有关知识的多数人都同意是正确的选项,都应该在所有情形,尽量让它们成为默认选项。例如,对参加者和社会都有利的养老金计划,在默认选项是不参加的情形,很多工人没有选择参加。应该把默认选项改为参加。[关于不同的养老金的默认选项,见Berardi等(2018)。]另外一个例子,全谷面包比白面包健康,卫生部应该规定,除非条件真的不允许,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学校食堂,应该供应全谷面包,并且把全谷面包列为默认选项。人们如果只是说要买面包,必须提供全谷面包,明言要买白面包,才可以提供白面包。很多人可能认为全谷面包比较难吃。我提供一个经验。在1968年,我在读博时,出于健康的考量,从吃白面包转为吃全谷面包。起初真的觉得难吃,因为比较粗糙。在几个星期内,经常想是否要改回来吃白面包。为了健康,还是坚持吃。后来就习惯了。大约半年后,有一次买不到全谷面包,只好买白面包。一吃,觉得像啃面粉一样,一点好吃也没有,比全谷面包差多了。因此,如果你还没有改吃全谷面包,应该马上开始,并坚持。可能也有人认为全谷面包比较贵。然而,它比较耐饱,以营养成分而言,应该比较便宜。而且全谷面包之所以比较贵,主要是因为吃的人还不多, 商店从进货到卖出的周转期比较长,因而成本比较高。如果规定所有学校以全谷面包为默认选项,以后吃的人多了,就不会贵了。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是,有些特别情形,选项增加,快乐未必增加,而这与信息不够和选择的麻烦等因素无关。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新加坡建国初期,1960年代中期,总理李光耀宣布,把一块坟墓用地征用为发展用途,人们必须把坟墓的尸骨另外处理。当然,政府没有给人们认为足够的赔偿。华人的传统,认为移动尸骨,是对祖先的大不敬,每人赔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都很可能不会被认为是足够的。不过,除了少数比较迷信的人,大家会同意,从社会的观点,发展是正确的决定。即使用投票,为了避免对祖先的大不敬,大概也不能够通过。像这种特殊决策,政府根据全社会的利益,自行决定,应该是正确的。【详见Ng(2019)。】我们经常在小说、电影或电视节目,看到古代的穷人,父母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孝子出售自己来安葬父母。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买卖,应该会增加孝子本人的福祉,虽然可能减少他的效用(代表偏好)。如果他能够选择,包括出售自己,那么他会为了没有做出这选择而不安。但如果法律禁止,他会认为是在他的能力或选择之外,就不会感到不安。像这样的情形,增加他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选项,反而可能减少他的福祉。不过,这些坟墓和卖身葬父的例子,比较特殊,不应该用在其他比较普通的情形。多数情形,应该尊重人们的选择,除非造成像污染等外部成本。关于默认选项我们就讲到这里,也留一个思考题,中国有类似的现象或问题吗?或者说,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吗?黄元娜,宋星云,邵洋,李纾,梁竹苑(2018). 以小拨大:默认选项和反应模式效应助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 《心理学报》, 50(8):868-879.BERARDI, Andrea and TEBALDI, Claudio and TROJANI, Fabio(2018). Consumer protectionand the design of the default option of a pan-European pension product. Available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4224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42243.FORGAS, Joseph P. & EAST, Rebekah(2008). On being happy and gullible: Mood effects on skepticism and thedetec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5):1362–1367.GAILLIOT,Matthew T. et al. (2007). Self –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source: Will 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92: 325-336.GAILLIOT,Matthew T. & BAUMEISTER, Roy F. (2007). The physiology of willpower:Linking blood glucose to self-control.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4): 303-27.JOHNSON,E. & GOLDSTEIN, D. (2003). Do defaults save lives? Science, 302: 1338-9.NG,Yew-Kwang (2019). Markets and Morals:Justifying Kidney Sales and Legalizing Pro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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