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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应该让所有人都把同意捐赠器官作为默认选项

黄有光 网易研究局 2021-04-14

(网易研究局稿件未经同意禁止一切媒体转载,包括友商。)

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27 默认选项的重要性;选项增加,快乐未必增加
我们以前讨论了人们的一些不理性选择以及有关的轻推政策。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有关的问题,默认选项有多重要。
先从一个很简单的发现说起。通过关于法官对犯人的假释(parole)的申请的判决,心理学者(Gailliot等 2007,Gailliot & Baumeister 2007)发现,当法官们是在饭后处理时,有65%的申请被批准;当他们是在饭前一两小时内处理时,批准率大大下降,下降到刚好饭前的0%。假释申请的判决的默认选项(default)是不批准,也就是说,除非决定批准,就是不批准。因此,当法官们肚子饿时,就没有心思去考虑是否应该批准,使不批准的默认选项成为决策。因此,当你要请求人家帮助或支持时,不要在他们空腹时进行。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有关因素,包括心情好、放松与酒后等都有助于你的请求(见如Forgas与East 2008)。
除了法官,还有一个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重要课题。许多国家让人们在驾车执照上,选择关于意外死亡时,人体器官的捐赠。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参加”(opt-in)的方式,一个人必须签名填写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才可以采用其器官;默认选项是不可以采用。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不参加”(opt-out)的方式,一个人如果没有签名填写不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就可以采用其器官;默认选项是可以采用。换句话说,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捐赠。
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选项。然而,绝大多数人是根据默认选项,很少人选择填写与默认选项相反的选择。因此,文化类似的国家,由于默认选项的不同,愿意捐赠的百分比差别很大,例如在默认选项是捐赠的瑞典,捐赠率是86%,奥地利是接近100%;而在文化接近的,但默认选项是不捐赠的德国,捐赠率是很低的12%,丹麦是4%。[详见Johnson  & Goldstein  2003。中国的情形,见黄元娜等(2018)。]
绝大多数人并不强烈反对捐赠,但也很少人强烈要求捐赠。因此就随默认选项,没有采取填写与默认选项不同的选择。不过,所有国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绝对应该把默认选项定为捐赠,以增加人体器官的供应。为何很多国家还没有这么做,这是我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够的保障,不让人还没有死,就盗取器官,捐赠肯定是正确的选项。既然已经死了,能够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吗?
在澳大利亚, 并没有在驾车执照上让人们选择,而其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我虽然强烈支持捐赠,但由于开始时不知道必须填写,后来由于时间、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约三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赠的注册。其实,不必在驾车执照上填写,所有国家应该采用所有人的默认选项都是捐赠。你不愿意,可以填写选择退出或不捐赠。你没有填写,就假定同意。这肯定是正确的做法。
还有一个要点是,在默认选项是捐赠的国家,或死者生前已经选择捐赠,他死后,有关负责人不应该再征求其家人的意见。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是征求家人意见,并接受这意见。结果是很多家人选择不捐赠,使很多可以救活他人生命的器官白白浪费掉。如果我的家人去世,我不要人家来问我,是否可以截取其器官!你就静静地进行,不要让我来考虑这烦心的决定。这类决策,决策者的心理成本很大。社会应该自己决定。
实际上,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赠上,在其他所有选项上,如果有一个是专家与具有有关知识的多数人都同意是正确的选项,都应该在所有情形,尽量让它们成为默认选项。例如,对参加者和社会都有利的养老金计划,在默认选项是不参加的情形,很多工人没有选择参加。应该把默认选项改为参加。[关于不同的养老金的默认选项,见Berardi等(2018)。]
另外一个例子,全谷面包比白面包健康,卫生部应该规定,除非条件真的不允许,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学校食堂,应该供应全谷面包,并且把全谷面包列为默认选项。人们如果只是说要买面包,必须提供全谷面包,明言要买白面包,才可以提供白面包。
很多人可能认为全谷面包比较难吃。我提供一个经验。在1968年,我在读博时,出于健康的考量,从吃白面包转为吃全谷面包。起初真的觉得难吃,因为比较粗糙。在几个星期内,经常想是否要改回来吃白面包。为了健康,还是坚持吃。后来就习惯了。大约半年后,有一次买不到全谷面包,只好买白面包。一吃,觉得像啃面粉一样,一点好吃也没有,比全谷面包差多了。因此,如果你还没有改吃全谷面包,应该马上开始,并坚持。
可能也有人认为全谷面包比较贵。然而,它比较耐饱,以营养成分而言,应该比较便宜。而且全谷面包之所以比较贵,主要是因为吃的人还不多, 商店从进货到卖出的周转期比较长,因而成本比较高。如果规定所有学校以全谷面包为默认选项,以后吃的人多了,就不会贵了。
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是,有些特别情形,选项增加,快乐未必增加,而这与信息不够和选择的麻烦等因素无关。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新加坡建国初期,1960年代中期,总理李光耀宣布,把一块坟墓用地征用为发展用途,人们必须把坟墓的尸骨另外处理。当然,政府没有给人们认为足够的赔偿。华人的传统,认为移动尸骨,是对祖先的大不敬,每人赔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都很可能不会被认为是足够的。不过,除了少数比较迷信的人,大家会同意,从社会的观点,发展是正确的决定。即使用投票,为了避免对祖先的大不敬,大概也不能够通过。像这种特殊决策,政府根据全社会的利益,自行决定,应该是正确的。【详见Ng(2019)。】
我们经常在小说、电影或电视节目,看到古代的穷人,父母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孝子出售自己来安葬父母。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买卖,应该会增加孝子本人的福祉,虽然可能减少他的效用(代表偏好)。如果他能够选择,包括出售自己,那么他会为了没有做出这选择而不安。但如果法律禁止,他会认为是在他的能力或选择之外,就不会感到不安。像这样的情形,增加他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选项,反而可能减少他的福祉。不过,这些坟墓和卖身葬父的例子,比较特殊,不应该用在其他比较普通的情形。多数情形,应该尊重人们的选择,除非造成像污染等外部成本。
关于默认选项我们就讲到这里,也留一个思考题,中国有类似的现象或问题吗?或者说,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吗?
文献
黄元娜,宋星云,邵洋,李纾,梁竹苑(2018). 以小拨大:默认选项和反应模式效应助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 《心理学报》, 50(8):868-879.
BERARDI, Andrea and TEBALDI, Claudio and TROJANI, Fabio(2018). Consumer protectionand the design of the default option of a pan-European pension product. Available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4224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42243.
FORGAS, Joseph P. & EAST, Rebekah(2008). On being happy and gullible: Mood effects on skepticism and thedetec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5):1362–1367.
GAILLIOT,Matthew T. et al. (2007). Self –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source: Will 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92: 325-336.
GAILLIOT,Matthew T. & BAUMEISTER, Roy F. (2007). The physiology of willpower:Linking blood glucose to self-control.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4): 303-27.
JOHNSON,E. & GOLDSTEIN, D. (2003). Do defaults save lives? Science, 302: 1338-9.
NG,Yew-Kwang (2019). Markets and Morals:Justifying Kidney Sales and Legalizing Pro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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