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后疫时代政治经济策——不犯错，以时间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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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以成熟心态应对外部环境

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中、同时也是意料之外的冲击，尤其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在疫情爆发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高科技竞争问题、经济竞争问题、大国之间全球地位竞争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格局的出现。

过去40多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在全球化这种开放的背景下、在国际对中国的开放态度中发展。现在国际社会的态度转变，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认识——国际环境不会永远对我有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理念，只要自身对外开放，国际也会对中国开放，全球都能从开放中受益。现在，这种认为相互开放是理所当然的理念值得反思。现实是，大国一旦认为自身无法从开放中受益，也会采取关门或半遮半掩策略，就会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一个国家只有从开放中受益，而且在与他国分享开放红利的同时不影响自身的国际地位，才会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其他国家。

中国在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中，收益大于成本，国际经济、政治和外交地位得到提升，自然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但是，原来处于强势的国家因此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地位受到挑战。虽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对方就会这么以为，并且以此行为，我们要做的是思惟调适，而不是怪罪对方怎么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应该更客观地来看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对国际、对与中国相处的国家的认识要更加理性。不仅要看到自身在开放中的利益，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与应对，避免单边思维。否则，一旦国际环境出现变局，我们就会很诧异，无法理解国际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作为一个已经对国际和国别影响举足轻重的国家，现在要做的是，要有大批专业的、懂国际政治经济的人对国际格局，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进行中长期研究以及客观、及时的短期分析和研判。我们需要有对世界更全面、更成熟、更老练的认识与应对，避免用惯性思维看待国际问题。这是我们在思维上要做出的一个重大转变。

虽然现在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但是一定要明确一点，中国绝不能闭门造车。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中国越要有定力，坚信唯有开放，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中国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是因为我们的思想理念、经济联系、体制变革、技术水平等等，都依托于开放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历史教训是，封闭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客观、理性、冷静，不被少数政客的言论、行为左右。分清个人因素与基本面。我们社会各阶层一定要坚定开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这一认识千万不要有动摇。对国际问题的认识要保持定力，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断走向成熟。

从战疫体制回归常规体制

我在疫情期间提出，人类的体制有三种，一种是常规体制，另一种是战争体制，还有一种是战疫体制。实际上，在疫情蔓延初期，我们从常规体制转换到战疫体制的过程中，有教训。我们用举国体制防止了疫情在更广范围的扩散，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场战疫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就是在重大疫情时必须从常规体制转变为战疫体制。在战疫体制下，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应对疫情的防疫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员流动极强的国家，进行这种体制的调整和调适是很不容易的。个人认为，这是目前为止中国抗疫最成功的经验。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成功建立起应对疫情的战疫体制和防疫体系之后，如何在利用这套体制成功进行疫情管控的情况下，使常规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常规体制非常重要的特征是要素流动，劳动力、资本、货物等等要流动，整个经济的联系要畅通。但是，个人认为，现在防疫体制与常规体制的衔接不够，所以要素流动不畅，各方面的经济联系也没有迅速打通。这说明战疫对常规体制的影响过大。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在疫情防控有效的前提下，加大常规体制的恢复，加大经济联系的恢复力度。

在常规体制下，经济自动运转，经济各主体之间形成经济活动的联系。如果常规体制得不到很好的恢复，经济恢复到原有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疫情阻断一切要素，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不正常，订单不正常，与国际的经济联系也不正常。所有这些不正常实际上是防疫体制对常规体制造成影响的后果。今明两年，首先是保证国民经济体系不要出问题，体制的运行不要出问题。其次是整个经济的联系不要中断，各个要素的流动不要被阻断。我们要学会有意识地从战疫体制到到常规体制的转换，在防疫体制有效作用的情况下，保证经济体制运行有效。

从以投资为主转向提高有效需求

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在考虑用经济刺激、用短期的政策安排来做应急。表面上，一些数据的表现不错，比如制造业、投资、出口的数据都尚可，所以有判断称中国在引领世界经济的疫后恢复。我认为这些判断都要非常小心。短期政策阻止了制造业、投资、出口等下行过猛，对防止经济活动的中断是有作用的。但关键是，大量的投资和制造业的活动一定要有有效需求做支撑，否则就会变成库存。目前，投资、制造业的活动实际上是以大量的刺激政策做支撑的，不一定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可以看到，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老百姓的信心还没有恢复，人流量也没有恢复，也就意味着有效需求没有恢复。大量的刺激政策是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体系性的正常恢复起到作用，需要做研判。

因此，接下来经济政策更重要的是从原来以投资为主转向提高有效需求，提振全民信心，增加国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今年的政策也要做重大调整，否则，巨大的刺激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并且，刺激政策不能只管短期，一定要考虑中长期能不能“兜得住”。中国在2008年是有过经验教训的，这一轮比当时的刺激力度更大，虽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应考虑这些巨大的投资活动、债务会对中长期的发展和转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追求高增长转向追求高绩效，防止经济收缩

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处于经济的下行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如果继续追求高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更大，采取一些扭曲的政策来支撑这种高增长带来的错配会影响转型。中国经济的阶段性转变在疫情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我们一定要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高速增长的阶段一去不复返。从战略层面来讲，我们必须从以追求高增长为目标转向以追求高绩效为目标。经济绩效的表现不只是有高增长，还有经济收缩。经济绩效是向上的增长部分和向下的收缩部分之和。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主要取决于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所以，高绩效最重要的就是防止经济收缩，避免出现大起大落。

中国今年没有提出全年GDP增长目标，实际上增长百分之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达不到那么高的增长率的情况下，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是很危险的。

着力防止经济收缩，其中首要的就是稳定社会，避免出现动荡对经济发展产生扰乱。因此，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同时，要防止小企业大面积死亡。小企业是就业的主要来源，它们的生存状况不好，就会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另外，改革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对于防止经济收缩、提高经济绩效起重大作用。所以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政府的改革等等要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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