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亭友：警惕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
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一股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扫除思想理论上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的实质和危害，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坚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一、苏东剧变以及俄罗斯国内长期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我国产生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源头之一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新的低潮。加上受西方反共势力不断宣扬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终结论”，以及近年来我国泛起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我国有不少人得了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盲目崇信西方的成就以及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发生怀疑和动摇。
有人把苏东剧变同十月革命及列宁主义联系起来，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俄国引向了“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苏东剧变证明了“暴力社会主义”的破产，说明了列宁主义的“彻底失败”。有人还追溯历史，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的不是正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篡改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长期误入迷途，走上了暴力和专制的法西斯主义道路。还有人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理由是“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1]
为达到彻底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目的，这股思潮不惜采取篡改历史、散布谣言等各种手段，丑化诋毁列宁形象，恶毒攻击十月革命。比如，今年5月份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一篇网文，历数了列宁的所谓种种“罪状”，如“‘十月革命’非革命”、“残杀沙皇一家”、“出卖俄国利益给德国”、“私生活糜烂”等，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恶毒攻击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文章还公开散布早就被粉碎的谣言，说什么“‘十月革命’是德国支持下的叛国、暴乱与政变”，说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钱等的支持”。[2]
这些谬论的提出，并不是我国国内一些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完全照搬照抄苏东剧变期间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杰作”。比如，捕风捉影说列宁是德皇“间谍”，攻击十月革命为俄国发展选择了一条错误道路，污蔑列宁为泄私愤下令枪杀末代沙皇一家及随从11人（连狗都不放过）等，其源头都来自俄罗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苏联。比如曾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负责人的雅科夫列夫就带头鼓吹并竭力支持彻底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言论。他公开说，“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社会主义的大船从此就“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3]他还污蔑十月革命是德国人策划的，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拿了德国政府的巨额秘密资助，回国从事反对沙皇政权的暴动，等等。
由祖波夫担任主编、2009年在俄罗斯出版的《二十世纪俄国史》就照搬了雅科夫列夫的论调，不仅把列宁描绘成“德国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认为“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在这部“史书”的描述下，十月革命俨然成了违背人类伦理道德与信仰自由、破坏社会法治秩序、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恐怖事件”。为了突出列宁的“惨无人道”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红色恐怖”，“史书”还特别强调了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斩尽杀绝的做法”，不仅编造事实说该文件是在“列宁安排”和“斯维尔德洛夫办理”下，尼古拉二世夫妇、4个女儿、皇子以及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4]
上述列举的观点，只是这部所谓“史书”对苏联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内容彻底颠覆的冰山一角。在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列宁和列宁主义遭到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污蔑，遭到这部“史书”作者的攻击，是丝毫不令人奇怪的。令人奇怪的是，这部以极端反共反社会主义著称的“史书”，却被我国一些学者当作正面著作加以介绍，其主要观点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予以刊登，成为国内一些人丑化列宁、否定列宁主义的所谓“口实”。
二、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否定毛泽东思想，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在我国，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的人，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首先是为了取消列宁主义在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其次是为了在中国否定毛泽东思想，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扫清思想理论上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一股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达到了一个巅峰。这股思潮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官方不便公开承认，但实践中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进行改革的。他们认为，官方不便承认自己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障碍，就是指导思想里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批判修正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是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的，是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此，否定列宁主义，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即他们认为的恩格斯晚年思想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反对暴力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实现对接，就能彻底清除掉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的思想理论藩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像瑞典等北欧国家一样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就能从此踏上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就此改名换姓，如改为中国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并加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等。
为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开始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为民主社会主义唱赞歌。他们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制度竞赛中，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力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显示出巨大无比的优越性，体现并寄托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他们看来，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强行把落后的俄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使俄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再加上斯大林模式的“后天失调”，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发生。苏东剧变，不仅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列宁开创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是列宁主义的失败，是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此，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和价值取向下，一些人拾起苏东剧变期间及其后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掀起的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狂浪的牙慧，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机，大肆贬损丑化列宁的形象，鼓吹列宁主义“失败论”、“崩溃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造势。不仅如此，这股势力还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恩格斯晚年的某些论述，肆意地篡改其本意，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上。
他们先是从源头上割裂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把列宁主义孤立出来并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对立，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否定列宁主义。如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认为晚期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认为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不仅否定了自己早年与马克思共同创立并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且赞成他们早年批判的改良资本主义思潮，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5]
有人还提出要记住恩格斯的一段“93个字”论述，扬言“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6]还说这“93个字”论述，表明恩格斯晚年改变了自己早年的革命观点，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倡导“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然而细读恩格斯的“93个字”论述，不难发现，他是在1886年针对年轻时（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引发出来的议论，是对早年并不成熟的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恩格斯确实指出过早年的那部著作和他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带有“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7]
但熟悉恩格斯晚年著作的人都知道，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和共产主义理想，并不存在一些人所认为的放弃革命和理想、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情况。在社会革命道路问题上，恩格斯也从来没有动摇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去迷信什么资产阶级议会，迷信合法的议会主义。1895年4月，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党内一些人有意曲解甚至恶意歪曲他的观点，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气愤地指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8]可见，恩格斯是把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严格限制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范畴，而且还是在德国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斗争形式。恩格斯认为，如果超出这些范围就会变成谬误。
遗憾的是，有的人却以无根据的揣测为依据，指责列宁别有用心地批判伯恩施坦为修正主义，无视甚至曲解恩格斯晚年的正确思想，认为“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看来，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是对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之相反，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要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是要恢复民主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这种言论的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要否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因为否定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也就 47 45718 47 21516 0 0 9473 0 0:00:04 0:00:02 0:00:02 9474然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列宁开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思想理论体系，缺一不可
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程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都是我们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是指引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须臾不能动摇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经过历史和事实检验的正确完整严密的思想理论链条，缺一不可。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大创造性贡献，就是指导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在落后的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一次伟大飞跃，开启了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打破了资本奴役人民的坚冰，开通了人类走向光明和进步的航路，指明了阶级解放、世界大同的正确道路。它不仅在其发生之初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开辟了民族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新纪元，而且它的影响还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强盛起来的苏联，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在此背景下欧亚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开辟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他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他在1948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文章中又指出：“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他接着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毛泽东还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贡献。他在1948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文章中说：“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9]
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0]他还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不仅如此，在实际的革命斗争和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并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中国化。从建党时起，中国共产党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54年9月，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宪法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列宁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不仅仅是因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还在于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11]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也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从历史演进的脉络和理论发展的逻辑看，如果缺少了列宁主义这一连接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一环，就无法说清楚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过程，包括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也无法科学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本源。同样，动摇了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也不能科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本源，由此产生的理论混乱和严重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四、充分认识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思潮的危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截取列宁主义这一环加以批判和否定，并不是什么偶然情况，也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其鲜明的政治意图，直接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其危害不能低估。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曾导致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垮台。苏东剧变期间历史虚无主义肆虐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否定党的领袖开始，进而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成就，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在此过程中迅速亡党亡国。在苏联，否定领袖是先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就巨大，但也有过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就从斯大林时期找到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事实表明，敌对势力搞垮苏共和苏联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他们在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后，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再接着否定马克思主义。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苏共执政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合法性，改旗易帜、苏共下台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中的教训极其深刻。
苏东剧变以后，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开始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他们借鉴成功搞垮苏联的经验，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外交的等等途径，全方位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达到他们“不战而胜”的目的。其采取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否定中共的领袖特别是毛泽东。这是近年来我国国内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得以泛滥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自由化分子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会轻易上这个当，相反会始终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此背景之下，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把目光转向列宁和列宁主义。
他们懂得，如果否定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在此过程中诞生的毛泽东思想也就站不住脚了。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作新的解释，比如向民主社会主义方面进行解读。这样就能够让中共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使中国步苏联的后尘，迂回地实现西方的战略意图。这是国内外一些人宣扬民主社会主义、肯定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否定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主要目的。他们虽然也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但他们主张的是已经遭到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西方可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上遭到马克思主义猛烈批判的“修正主义”在当代的翻版，目的是要瓦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推翻党的领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所以，对于苏联问题的认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我们党在历史上形成的正确看法，决不能按照苏联或当今俄罗斯、东欧国家和西方的立场解读苏联历史和苏联解体。
应当看到，在我国其实存在两股虚无主义思潮，一股是否定我们自己的，还有一股就是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而否定苏共和苏联就是为否定我们党和国家服务的。一些人不好直接批评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就采取指桑骂槐的迂回策略，借苏联说事，影射我们的党和领袖，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借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借否定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个别事例上也把斯大林同毛泽东相提并论。比如，流传甚广的两个“3000万”，斯大林肃反错杀了3000万人，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言下之意，毛泽东就是斯大林式的人物，是斯大林在中国的影子。新中国前30年的实践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翻版”，因此否定苏联模式“越彻底越好”。令人不安的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倾向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害无利。过去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将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和预言是正确的。现在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人正在犯赫鲁晓夫当年犯下的错误，若不加以制止、改正将把中国引向重蹈苏联悲剧的覆辙。
最后提及的一点是，应充分肯定十月革命运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包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2]列宁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上述结论蕴含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统治阶级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权，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这一历史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类至今的历史说明，依靠暴力取得政权，是政权更迭、先进阶级战胜落后阶级的根本道路，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坚持这一革命原则并不否定在革命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但这是以暴力革命取得的胜利成果，或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基础或前提的。[13]
暴力革命同非暴力手段（比如议会斗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一个革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斗争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和暴力的）。在一定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不排除由一种形式为主迅速转移到以另一形式为主的可能。所有这些变化都由当时的情况和条件来决定。比如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宜发动武装斗争，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有损革命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议会斗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斗争策略是应当肯定的。当然，不能因此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把议会斗争看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
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远弱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远没有出现毛泽东设想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是暴力革命的原则并没有过时，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共产党人曾经走过的暴力革命道路也并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要把革命原则同对外关系、外交政策等区分开来。由于当今世界并没有出现有利的革命形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因此我们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尽可能多的国家搞好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形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不等于像战争与革命年代那样对外搞输出革命。当然，也不能出于当前发展对外关系、处理对外工作的需要，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过时了，把十月革命的原则和道路也否定了。
（作者：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注释：
[1]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2]聚议堂：《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俄将对列宁、斯大林提出起诉》，2017年5月17日。
[3] [俄]《文化报》1994年1月19日。
[4]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5]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6]所谓的“93个字”论述出自恩格斯写于1886年2月25日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一文，恩格斯说：“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这段引文冒号后面的文字，就是有人说的恩格斯“93个字”论述。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6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9、135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13]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长征、艾地时谈到了这个问题：“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争取革命的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了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相关链接：
汪亭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拒斥西方“宪政”思潮
分享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长按左侧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只直接关注公众号。 共享“思想火炬”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 |
正能量微信公众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