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编者按：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而研究和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话语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该论题，需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在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展现主流意识形态魅力之目的，这是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研究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视域。
今天是和平和发展的全球化年代，世界在博弈、竞争甚至是局部对抗、冲突中艰难前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文化软实力的比拼和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是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呈现出日益白热化的态势。由此，维护和提升中国意识形态的国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凸显出来。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中提出的“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主题，可以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视野更加宏阔、更接地气、更能取得成效。然而，传统研究大多是从传播学的视角，侧重从技术-策略侧面来研究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缺乏从具有战略性的全球视域来研究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其说服力穿透力显得不够充分。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将“传播学研究范式”与“实践学研究范式”有机整合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思考和探究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宏大论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升
在阐述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简要梳理一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意识形态创新问题，防止发生不应有的偏误。意识形态是近代以来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重要精神现象，适应历史潮流的意识形态威力不可小觑，“移山可也，填海可也”。美国学者加迪斯认为：“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靠言辞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因为意识形态履行着这些功能，所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各国领导者，以它们来指导行动”[1]。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具有战略功能，但功能发挥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也是与意识形态创新分不开的。任何重大理论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时代不同，国情、世情、党情不同，意识形态特别是其“外围性”的操作性意识形态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特点，即在坚持意识形态内核不变的前提下，更加与时俱进、包容开放，更具全球眼光、世界视野和时代特质，对意识形态的外围进行必要的转型与创变。[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适应国际局势新变化，兼顾世界各国新需要，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任务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重要理念和主要举措是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科学理论和战略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新时代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大同思想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提出以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而不断丰富，逐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包容开放自信的精神气质，具有全球眼光、世界视野和时代特征，为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夯实了思想基础、指明了航向，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升由此进入了新时代。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谋求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前提、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因而前者之于后者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1.超越构建全球秩序的“西式版本”，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思想前提
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必须清扫思想的地基，抛弃狭隘的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立场，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弄清谋求话语权不是为了能强行“价值输出”“输出革命”，而是要在超越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互利共赢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升话语权的目的恰恰与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全球性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4]在知识发生学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渊源。当国力尚弱之时，即使我们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鞭长莫及，无法圆梦。进入新时代，随着综合国力增强，中国稳居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世界深度融入中国，我们才能能力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由“抽象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由“思想火花”变为“指导思想”以及具有可行性的“路线图”。
从世界范围看，构建全球秩序具有多种版本，其中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版”，坚持“我赢你输”“丛林法则”的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奉行狭隘自私价值取向的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和文化观，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上到处碰壁、风光不再。由于“西式版本”不可能为全球各国人民的安康福祉服务，只是少数国家和剥削阶级的“奢侈品”。所以，西方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和说服力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西强我弱”大格局下出现了“西降我升”的态势。[5]与之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版”，不仅要顺乎历史潮流，以理性力量实现全球资本力量的管控，而且，共同营造合作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及文化多样化进步与繁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它的价值意蕴体现为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超越”[6]。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促进全球生态和谐和国际和平事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等多维的功能，彰显了独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的价值理念，为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方案，为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夯实了思想基础、指明了航向。
2.超越构建全球秩序的“普世价值”，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夯实了价值基础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制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以及恰当的外交政策等。之所以国外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不高，诚然主要是与它们多年一贯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但是或多或少与我们在外交领域意识形态价值的包容性不够有一定关联。新自由主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标准，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等，并将其视为“普世价值”。事实上，这种“普世价值”就是连西方国家内部都无法实现，“普世价值”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实践一再证明，以此标准来建构命运共同体，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日益不得人心，与谋求进步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相背离。与此同时，各种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不停地搅动，使得世界不得安宁，人类社会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面对变革与变乱并存的世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表达了人们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对能够引领人们开拓前进的坚定信念和可行方案的殷殷期待。
在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的价值是合作共赢，互利发展。习近平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7]。这一中国方案，不仅结合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理念和中国实践，而且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和全球各国的共同价值，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指明方向、注入能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逻辑，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强必霸”的霸权逻辑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逻辑，对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观的批判以及对意识形态偏见批判基础上建立的“全球观”，蕴涵着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正如习主席2015年9月在第70届联大讲话指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8]。进一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提升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寻求人类的最大的价值公约数，谋求全球各国的休戚与共，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在物质层面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进步，而且在制度建构层面、精神文明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追求走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新境界，从而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夯实了具有科学的价值基础，必将有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3.超越构建全球秩序的对抗思维，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科学思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9]。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文化也变为世界性的文化，但是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是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物质条件，人类面临着制约生存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0]。为了适应全球资本力量的运作，西方国家构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反过来，这些系统反映了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市民社会的孤立异化的个人”的思想方式价值观。进言之，反观多半由发达国家搭建的现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框架，比如经济方面，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住在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政治方面，有西方发达国家构建北约、欧盟、西方七国集团等构建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文化方面，有西方国家主导的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这些反映了构建全球秩序的“西式版本”的思维方式，总体上看，这些“平台框架”体现的是“对抗思维”“竞争逻辑”优先，而不是“对话思维”“合作思维”优先。踯躅于上述思维怪圈，不利于世界走向“合作共赢为旨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利于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谋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版”是对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的冲突不断、问题交错的反思和批判。因为当全球化带来了很多矛盾、冲突、纠纷、混乱的时刻，全球人类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需要加速思想革命，需要以当代的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取代过去的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不难看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已有平台框架（“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以及未来将要建构的有关平台框架，都代表着人类先进的文明理念、战略构想和共同价值，折射出具有前景的新型思维方式，应当以此思维方式为引领，推进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而不应该“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沉溺于全球秩序建构的“西式路径”之中而不能自拔。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中国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实践
事实上，中国决非仅仅利用外宣途径谋求和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而是已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多种途径和平台，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中渗透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展现自己的国家形象，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中国行动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契机，主要表现在：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别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注意担当国际责任，已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认为，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究其原因，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条件、教育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同。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事实，把“华盛顿共识”奉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发展真经，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准，必定难以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西方模式”并非“标准答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但是，中国道路决非“横空出世”，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底蕴和支撑，因为“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11]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体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上面，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这一点国人切身感受，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首肯和赞誉。实际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2]。实践证明，中国勇于打破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和霸权，不简单“复制”他国发展道路，从而找到真正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而极大地彰显了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2.不断促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发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以此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精神高度契合，也与“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新型多边组织的价值诉求殊途同归。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与在联合国等多层面的国际组织的话语权分不开。联合国影响广泛，联合国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就是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综合性、普遍性国际组织；与此同时，20世纪末，新兴经济体崛起，尤其是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新型多边组织先后成立，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领导者。实践证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于国际秩序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发挥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十分重要。为了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我们应该在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源和优势，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为此，一是要重新树立联合国权威，推进安理会改革，这是发挥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作用的前提。近年来，联合国的地位和威信一度下滑，尽管如此，联合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而中国需要积极重塑和树立联合国的权威地位，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提高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权利、利益和安全。二是发挥联合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中的作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地。近年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等通过的五项决议中，先后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需要聚焦各国共同关切，比如在环境治理、网络安全、气候治理等领域，中国正在积极参加这些议题的思考和解决，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三是依托新型多边组织，有利于促使全球治理秩序公平合理。因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促进全球治理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转型，积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使经济全球化释放出更多的正面效应，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此建构和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3.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此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3]。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中，积极谋求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为此，近年来我们一直聚焦两点来做：其一，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建设大国责任共同体。当前，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国能包打天下，也没有哪一国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独善其身不切实际，只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挑战。由于大国对于影响世界和平和地区形势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大国之间应增强战略互信、深化相互依赖、健全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及时化解猜疑，共同承担起全球治理责任，形成大国责任共同体。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以责任共同体为目标，“从对抗转向合作，从独占转向共赢，从自身发展转向共同发展，从保守狭隘转向开放包容”，秉持相互尊重、共赢共享原则，促使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携手共进、同舟共济。其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举措，深化国际合作，构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立命运共同体。“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14]。“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打造的国际合作倡议，其特点是以东盟和东南亚地区为重点，带动南亚地区，并辐射至中东、东非和欧洲。囊括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真正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精神，以利益契合点为基础，成功建立与沿线国家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三、新时代进一步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理路
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需要，也是建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为此，特别需要三种思维为引领，久久为功，稳步推进。
其一、树立战略思维，高度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5]。意识形态以谋求和维护国家政权为价值指向，是立党立国之本，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所以，意识形态问题根本上说不是策略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任何把意识形态工作“次要化”的论调，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论调，都是对意识形态的矮化和贬低，无异于具体工作的开展，无异于意识形态多维度实践功能的充分发挥[16]。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外交工作需要“去意识形态化”，主张一种“和平主义”的外交策略。实际上，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外交也是国家战略意图中的一部分，也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意识形态理念的引领。所以“去意识形态化”是不对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有所差别，或者说操作性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反对“泛意识形态化”，不加区分地把国内适用的意识形态照搬到国际社会。基于此，我们科学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战略地位，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意蕴、价值意蕴和规范意蕴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即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话语感性与内容理性相统一”[17]。只有明乎此，我们才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提升和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其二、树立辩证思维，在和平发展中谋求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所以，社会结构分析，离不开辩证的分析，否则，就会陷入机械论。在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匈牙利的卢卡奇说道：“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18]。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因而我们需要开放思维，抛弃封闭思维。自我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挨打，只能自绝于人类文明大道之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当代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全球化的问题层出不穷，只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平道路。鉴于全球治理的难度，任何孤立、片面的思维方式，都是难以应对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过程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代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19]。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坚持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总体思维，必须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挑战和新问题，通观中国与世界，统筹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抓住和平发展和稳定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借鉴路径，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为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现实参照。只有以辩证思维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的呼吁，即“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
其三、树立合作思维，在合作共赢中谋求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当今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时刻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加剧；军备竞赛和核竞赛逐步升级、局部战争持续暴发、恐怖主义事件频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问题，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被一系列世界性、全球性难题所困扰。“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愿望，将理想与现实、愿景与举措、共性与个性紧密结合起来，已经得到并必将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和支持。本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蕴含了多样与平等、包容和普惠的精神，充满着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担当和大智慧，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思想精髓，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无论是“华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还是对抗思维或冷战思维，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点亮了一盏明灯，指明了方向。人类社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逐步由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逐步走向领导者，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领导者”意味着中国要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接在一起，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冶的角色转换。中国对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坚持、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态度确实为人所称道，符合世界潮流。这就必然要求以合作思维和合作精神来看待对方，推进全球化，而不可能以恶性竞争和挑衅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总之，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应该统筹国内外，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谋求需要坚持“传播学视域”与“实践学视域”有机结合基础上突出“实践学优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高度和视角去把握和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关键还是需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功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此，需要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全球治理能力”[22]。否则，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及其国际话语权，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随着中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取得更大的成就，世界上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宣传、欣赏或认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夯实扎实的全球治理实践基础。
注释：
[1]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版序言第7页。
[2]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4]张志丹：《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方法论探微》，《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5]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54页。
[6]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超越》，《光明日报》2017年9月23日。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8]习近平：《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13]习近平：《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5-46页。
[16]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148页。
[17]张志丹：《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方法论探微》，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18][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22]张志丹：《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三维治理能力》，《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
（作者：张志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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