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丨沈明：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70年（一）[转发]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五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沈明研究员。

第五章  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7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语地理语言学在丁声树、李荣先生的引领下，形成了符合汉语实际的学科规范和话语体系，树立了实事求是、朴实严谨的学风，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学者，推出《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等一批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第一节  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定义和特点

一、汉语地理语言学的定义

汉语地理语言学指“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方言学报》第1期，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174页）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以方言地图为其最终表现形式的地域方言调查研究；第二，以方言地图为基础所进行的各项综合研究。（项梦冰、曹晖编著：《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版，第26页）

研究步骤“简而言之就是：调查、画图、解释。”（曹志耘：《评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方言》2010年第4期，第357页。）。

比较国内外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其异同概括如下：

1. 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语料，是可验证的语言事实，也是研究的基础。

2. 注重字音及其演变规律，兼顾词汇、语法项目。根据《方言调查字表》调查记录单点方言的音系，归纳其演变规律和例外，快速有效。需要明确的是，用《字表》调查字音，不是照着字形念的，而是问该字所在的词汇环境是什么。也就是说，调查的是活的口语词或短语。

3. 方言地图包括分区图和特征图。分区图侧重于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比较法出发，根据方言（特别是语音）某些代表性特征的演变类型，看其地理分布，并“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方言学报》第1期，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174页）特征图侧重于从地理语言学出发，以方言地图为基础，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并“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同上）分区图是在特征图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

二、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特点

汉语地理语言学在创立之时，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借鉴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

1.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包含着明确的地理语言学的意识，即关注方言分类和分区。西汉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包含700多条词汇条目，和大量方言地理及其分布的信息。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版，转引自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语言学》，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46页）根据词汇条目地理分布次数进行统计，把当时的方言分为12区，分别是：（1）秦晋方言区（含秦、晋、梁益三个次方言）；（2）周韩郑方言区（含周、韩、郑三个次方言）；（3）赵魏方言区（含赵、魏两个次方言）；（4）卫宋方言区（含卫宋两个次方言）；（5）齐鲁方言区（含齐、鲁两个次方言）；（6）东齐海岱方言区（含东齐、海岱两个次方言）；（7）燕代方言区；（8）北燕朝鲜方言区（含北燕、朝鲜两个次方言）；（9）楚方言区（含楚郢、北楚、江淮三个次方言）；（10）南楚方言区（含江湘、沅澧、九嶷湘潭三个次方言）；（11）南越方言区；（12）吴越方言区（含吴、越、瓯三个次方言）。

张振兴（2013）认为：上述分区，“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出。第一，这个分法可能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第二，除了齐楚有交叉重见的以外，这个分法是最少含糊或两可的。从理论上说，方言分区有时候需要含糊和两可，但从实际应用来说，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干净利落。第三，这个分法有二位区分，从大区里划分次方言，这个也可能更加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张振兴：《〈方言〉与中国地理语言学》，载《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46页）

2. 西方的地理语言学，关注方言特征及其分布。19世纪70年代，欧洲历史语言学青年语法学派提出了“语音演变无例外”。德国学者舒哈尔德（Hugo Schuchardt）强烈反对这一学说。他的瑞士学生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受其影响，制定了一份约有2000个词语的调查表，并专门训练了一位名叫艾德蒙（Edmond Edmont）的调查者。艾德蒙一个人实地调查记录了法国约650个地点的方言词语，编制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2册（1902—1914年，1920年）。在这项研究中，吉叶龙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相抗衡。（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23—229页。）。其实，这种分歧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或旨趣，历史语言学侧重于研究系统演变的规律性，地理语言学侧重于研究例外演变及其原因。

地理语言学，又称作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

把西方的地理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国，最早见于岑麒祥《方言调查方法概论》（1936）第六章。分绪言、调查方法、地图的拟制、地图的解释四个部分，还列了五种参考书（岑麒祥：《方言调查方法概论》，载《语言文学专刊》1936年第1卷第1期，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部编印，第69-73页）。把西方地理语言学付诸实践的是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illem Grootears，1911—1999）。贺登崧1941年至1943年在山西大同市东南、桑干河南岸的西册田村传教，期间调查了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1948年回国，1950年申请到日本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地理语言学的发展。1945年至1958年，贺登崧整理了当年在大同调查的材料，先后发表了4篇论文。这些文章由岩田礼和桥爪正子编辑删节，并加上详细的注释，先后出版了日译本《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1994）和中译本《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2003）。也就是说，贺登崧在中国所做的地理语言学，到90年代中期经由日本二次引入。

3. 现代中国学者非常重视汉语地理语言学。他们在借鉴西方地理语言学理论之初，便根据汉语方言的实际进行了改造。汉语方言的实际，一方面是汉语方言的分歧直接体现在语音上，而汉语属于单音节语言，文字形音义兼备。汉语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众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有《广韵》《集韵》之类的韵书，归纳方言语音系统的演变规律、找出例外非常便利。另一方面，地理语言学要求密集布点调查方言词语，短时间内无法积累到足够的调查语料。因此，进行单点或区域性的调查研究是当务之急。

4. 20世纪20年代末期，现代汉语方言学建立。其时，汉语方言纷繁复杂，分歧（特别是语音）巨大，但几乎没有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于是，在1928到1946年的近20年间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主要有赵元任在两广（1928-1929），白涤洲在陕西关中（1933），罗常培在皖南（1934）和江西（1935），赵元任等在湖南（1935年）、湖北（1940年）、云南（1940年）和四川（1941年-1946年）。

在后来出版的调查报告里，几乎都含有方言分区（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图。主要有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有66幅方言地图。杨时逢整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含65幅图。杨时逢整理《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含53幅图。杨时逢整理《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含47幅图。白涤洲调查、喻世长整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33年调查，1954出版）含42个地点、23幅地图。“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方言学报》第1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9页）

方言特征图有王辅世《宣化方言地图》（1994）。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1948年7—8月间，跟随贺登崧在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1950年8月把调查结果写成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 个地点、35幅图。1994年出版。

第二节  汉语方言分区（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推广普通话成为三大语文政策之一。为此，195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方言普查。这一阶段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丁声树、李荣的《汉语方言调查》（1956）是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经典论文。

一、《昌黎方言志》

河北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1960；1984）是深入系统的单点方言调查的代表性成果，调查了193个行政村，调查条目多达100个，最终绘制出12幅图。

二、《江苏省上海市方言概况》

普查的代表性成果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含43幅图。

其他省区的学习普通话手册包含方言分区图和特征图。比如山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山西方言概况》（1960）含22幅地图；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1960）含18幅地图；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和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1963）含51幅地图。

三、《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

1979年《方言》季刊创刊，刊登了一系列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成果。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搭建起全国汉语方言研究者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些都为绘制方言分区图提供了条件。这一阶段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延续了方言研究的传统，在分区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一些区域性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中也包含方言分区图和方言特征图。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简称《地图集》）（中文版1987；英文版1989）。

1983年启动，1987由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任主编，组织全国50多位汉语方言学者调查了600多个县市的方言。

《地图集》含35幅地图，分成三部分内容：

A是5幅综合图。其中A2是“中国汉语方言图”，展示了汉语方言分布的全景。A5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图”，反映广西境内汉语诸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面貌。

B是16幅汉语方言图。9幅图从方言出发，5幅图从行政区划出发，1幅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B8），１幅是海外汉语方言分布图（B16，分a、b两张）。9幅方言图包括：B1-B6是官话图，8个官话方言分布在21个省区。B7是晋语图，分布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河南5省区。B9是吴语图，分布在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6省市。B12是闽语图，分布在福建、台湾、广东、海南4省区。B15是客家话图，分布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香港6省区。5幅是省区方言图，包括B10安徽南部汉语方言，B11江西省和湖南省的汉语方言，B13广东省的汉语方言，B14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

C是14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

每幅地图都配有文字说明。根据语音特征比如古入声的演变、全浊声母的演变等给方言分区、分片，并说明各区片方言的语音特点。

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对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分类和分区。

《地图集》是方言分区图的典范，也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典范。出版之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丁邦新（1996）说：“编绘这样一本地图集是一件体大思精的工作”，“中国境内语言和方言情形极为复杂，主编和各图的编辑从整体的设计到个别的解决，既须有一般性的了解，也要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光是语言调查的资料就涵盖了近数十年来的方言调查报告和近几年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成果。海外汉语方言部分则显示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百五十个汉语社区的情形。说地图集体大思精，并非虚誉。”“编图的手法是灵活的。”“绘图的技术是一流的，种种方言重叠交叉的情形都能用不同的颜色和符号详细显示出来，令人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设计过程中不知流过多少辛勤的汗水。” （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载《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Vol 1.1，1996年版，第89-92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简称新版《地图集》，2012）。

2003年启动，20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熊正辉、张振兴任主编，组织全国50多位方言学者共同完成。

新版《地图集》沿用了1987版《地图集》的绘制理念，图幅和文字说明反映了20多年来新的调查研究成果。新版《地图集》共有79幅地图。A是5幅中国语言总图，B类图是36幅汉语方言分区图和分省区汉语方言分布图，C类图是38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图和分省区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

新版《地图集》新增地图44幅。包括“平话土话”图、19幅省区汉语方言分布图、24幅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文字说明部分，汉语方言卷增加了关于有争议的方言分区如晋语、徽语、平话归属问题的讨论，归纳了争论的焦点和划分的理由。民族语言卷则增加了新发现的49种少数民族语言。

四、区域性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区域性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中，都包含方言分区或特征图。比如：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1990）含42 幅地图，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1992）含50 幅地图，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1993）含50 幅图，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1993）含25 幅地图，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1994）含45 幅地图，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7）含63 幅地图，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含55 幅地图，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999）含36 幅地图，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2001）含24 幅地图，钱曾怡主编《汉语官话方言研究》（2010）含9幅地图。这些成果延续了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传统。

这一阶段的方言特征图，有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涉及263个地点、51幅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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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转自“今日语言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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