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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诗》


  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论到“周代人的用诗”,将它们分为四种:“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又说:“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古史辨·三》)可见,前二者是《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后二者则是时人对《诗》的运用。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后二者,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出现,而于《左传》中尤为集中。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见出春秋的政治生态、《左传》的表达艺术,以及《诗》的经典意义。

  从《左传》对“春秋时事”的记述中可见,时人或进行激励,或看待他人,或议论事件,特别是作者评判人与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常常引诗为证,把《诗》作为典范、依据、准则与证明。宣公十一年,晋国的郤成子向周边众狄希求结盟,众狄纷纷响应,晋诸大夫想要召集众狄在晋地盟会,郤成子没有同意,他说:“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于是当年秋天,盟会在狄欑函举行。引诗出自《诗经·周颂·赉》篇,以文王之勤政作为榜样,勉励众人。昭公二年,鲁国的叔弓到晋国访问,晋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宾馆,叔弓一再谦让,强调“寡君使弓来继旧好”,晋国叔向十分赞赏,称他“知礼”,并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诗出自《大雅·民劳》,原为对执政者的告诫,这里用为对叔弓的赞美。昭公七年,晋国的韩宣子出使楚国,楚国没有派人郊迎。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晋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于是晋侯派人郊迎。引诗见《小雅·角弓》,原诗为劝告周王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这里叔向用以提醒晋君为人行事将为民众之典则,所以应该尊礼为善。可见,《传》中人物常常以诗论人,以诗释事,《诗》俨然成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传》作者评价人事、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书中还以“君子谓”“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语表达同样的意思。据统计,《左传》以上述语言直接表达观点者共88处,而用诗者竟达38处,涉及45篇次!《左传》用诗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对颍考叔的评价:“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君子曰”的插入,不仅不让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简洁明快起到了点化的作用;而《诗》的引用不仅使评价有了纵横历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诗》的典范意义。

  《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喻志,即赋诗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还能够观国家兴亡,可见意义重大。昭公十六年,晋卿韩起访问郑国,访问结束,郑国的子齹、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等六卿为他饯行。席间,韩起请六卿赋诗,并明言“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各以诗表达了对韩起的赞美、对郑君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所赋诗又均在《郑风》,因而韩起听后赞赏道:“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赋诗的原则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赋诗者不仅要赋诗成诵,还要连类所及,合于场景;而听诗者不仅要理解对方赋诗之意,而且能够以诗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鲁国的季武子到晋国拜谢晋为鲁出师,晋侯设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晋君赋了一首《黍苗》,这首诗见于《诗经·小雅》,是一首赞美召穆公经营谢地的诗,显然意在借此称赞鲁君,当然也有点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听后马上起身,拜谢道:“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首先以小国安定来自大国庇护的认识,表明感谢之情;又以诗中“芃芃黍苗,阴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谢意之强烈;同时对诗意加以引申,表明对时常得到晋国庇护的期待。最后,季武子又赋了一首《六月》,诗在《小雅》中,为歌颂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猃狁获得胜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赞美,也是希望。

  在《左传》的记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常常成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当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卫国侵占戚国东部边邑,杀掉晋国戍卒300余人。于是晋与鲁、宋、曹等国在澶渊会盟,并讨伐卫国。卫献公被迫到晋国并试图参加会盟,却被盛怒中的晋人抓了起来。当年七月,齐景公和郑简公相约到晋国为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赋《嘉乐》(今《大雅·假乐》),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之句,既赞美两国国君,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国景子代表齐君赋《蓼萧》,诗中有“蓼彼萧兮,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之句,既表达见到晋君的欢喜和感谢,又向晋君提出以兄弟之义看待各位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郑简公赋《缁衣》,诗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说,我们这次来到贵国的朝廷,回去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君主美好的赐予。可见,三人的赋诗都表达了情感,后二人也传达了诉求。

  在这里,诗是对思想的一种修饰,也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达极为委婉,极为诗意,使得语言的风格极为婉致,极为典雅,可称“笔舌妙品”(钱钟书语)。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诗》,无论是摄职从政的男子,还是待字闺中的女子,也无论是中原各国,还是异族蛮夷,都必须烂熟于《诗》,做到随时称引。在当时,不能赋诗或听不懂别人赋诗含义的人是被人所鄙视的。在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赋诗言志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在《左传》的用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间杂着一些引者的解释,应该说这些解释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有许多是牵强附会的,不合于原诗的意义。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种倾向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时人对诗的一些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诗的评论。宣公十五年,羊舌职称《大雅·文王》中的“陈锡哉周”是说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评价晋景公时引诗“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强调“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韩无忌引诗“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召南·行露》)并解释道:“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昭公元年,赵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贼,鲜不为则”后,解释说这是“信也”!在解释《诗》的背景时,用诗者也常常立足于道德的层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前,申叔时评论楚军时引《周颂·思文》“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句,突出“德正”“时顺”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时赞美兄弟情谊的诗,而在富辰的眼里却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的警诫之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是难得的一份学术史资料,季札论周乐时秉持着“美”与“善”的双重标准,“美”主要赞美其艺术形式,“善”主要评价其道德内容,其中已经蕴含着孔子“尽善尽美”的文艺观念。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推荐郤縠为城濮之战晋军元帅时,说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并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评论之语中,更是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谓也”“求善”“敬主之谓也”等话语,涵盖了忠、信、仁、善、敬、礼等许多观念,以德义释诗。以德义论诗,既体现了时人对《诗》评价的着眼点,从而奠定了儒家论诗的基调,也蕴含着以诗为教的思想,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左传》用诗虽然多“断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见《诗》在春秋已经具有的高度的经典意义,以及在上层贵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态度的温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养和政治情怀的共识标准,是评价人事得失和政治成败的鲜明法则。不仅如此,引诗为证,还直接影响了汉代韩诗说的形成;赋诗言志,后来逐渐演化成为文人雅集赋诗唱和的文化盛景;论诗重德,奠定了儒家讨论诗乐的价值标准。《左传》的记事强化了《诗》的经典意义,推动了《诗》的经典化过程。

  (作者:张庆利,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左传》委婉语与中华民族重礼的特征


  先秦典籍《左传》中的辞令极具时代特色,其中用了很多委婉语,这种委婉含蓄的语言风格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重礼的传统和特征。

卑己尊人

  《左传》中体现卑己尊人特点的地方很多。首先是人和人之间用特定的称谓。《左传》辞令当中,敬称和谦称名目繁多,随着谈话者的身份地位和交际场合的变化而不断变换。敬称如“君”、“吾子”、“执事”等;谦称如“寡君”、“小人”、“下臣”等。《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辞令中出现了多处“君”,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君较早的涵义为发号者、治人者,称对方为“君”突出的是他具有的权力。“执事”、“从者”和“执政”是外交场合中下级对上级的称谓,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卫侯对齐公孙青曰:“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执政”是以所掌政务转喻掌政务之人,突出的也是他的权力。敬称还常用“子”或“吾子”,是古代对有学问的男子的美称,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有“二三子何其戚也!”

  称呼对方用敬称,称呼自己则用谦称,例如诸侯使者与他国国君对话,自称用“孤、寡、不穀”,“孤”意思是不得众,“寡”指的是寡德,“不穀”指不善,都是一种谦称。《庄公十一年》记有:“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宣公十二年》有:“不穀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穀之罪也”。常用的谦称还有“臣”、“下臣”等,甲骨文金文的“臣”似竖目之形,本义指奴隶。下级对上级自称臣,是用其俯首听命的象征意义以示谦。例如《哀公十五年》:“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下臣”,则是比“臣”更谦卑的说法。

留有余地

  《左传》辞令常用弦外之音来表达请求、假设等语气,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郑穆公)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肐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以粮资缺乏为由遣逐对方来暗示已经知道对方将要来袭的企图。再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周昭王南征楚国时在汉水被当地人设计淹死,多年后再提这事,只能回答“您还是到水边问问吧”,言外之意是与我们无关。

  之所以用弦外之音,是为了避免直接说出尴尬之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这里的“拜君赐”意思是回来报仇,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中:“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双方用“戏”、“观之”、“寓目”等极为含蓄的说法来谈战争。

赋诗求雅

  诗词歌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春秋时重辞尚文成为一种风尚,各国外交中温文尔雅的用诗风气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春秋《左传》共记赋诗数十条,在哪一种礼仪中使用什么乐章,与礼仪的性质、规格,以及参加者的身份、地位等密切相关。赋诗是要追求意义的隐喻,避免直接表达的直白。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齐侯和郑伯到晋为卫侯求情。晋侯先赋《嘉乐》以示欢迎,国景子代齐侯赋《蓼萧》,子展代郑伯赋《郑风·缁衣》,诗的内容都是赞誉晋侯,对晋表示自己的忠心,希望晋侯答应他们的请求。赋诗双方你来我往,互相应答,使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表面上变得温情脉脉。

避讳

  避讳,是在说话时避免说到犯忌讳的事物,而用别的相关的词语或说法表达。死是人们忌讳的事情,人们谈到死,经常用避讳的方式来说。《左传·隐公元年》:“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死”的避讳说法。《左传·昭公七年》中的“无禄”也是死的诲饰说法。战争则意味着反目为仇,因此当时的人们也忌讳直言战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经过楚国,楚子设宴款待,席间问他如果能够回国将会怎样报答楚国。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治兵”本来是指训练军队或者习武,这里是战争的讳饰说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弦高)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这里用“步师”来委婉地代指进攻。在战争中被打败是不光彩的事,因此提及时需要避讳。《左传·宣公十二年》:“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这里说的“迁大国之迹”即指将对方军队打败赶跑。再如《左传·昭公五年》里的“息师”也指打败对方军队。被对方军队俘获同样也要避免直言。《左传·成公二年》中齐景公战败欲逃,被晋军的司马韩厥追上,韩厥在准备俘虏齐景公之前,对齐景公施了君臣之礼,本来是自己聪明勇武俘虏对方,却说自己只是不小心遇上对方,并且用“陷入君地”隐喻俘虏对方的事实,淡化场面的尴尬。侵略他国是不义之举,因此,诸侯国要发动战争时都要寻找合适的借口,被侵略者也不直言。《左传·宣公十二年》:“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怀怒以及敝邑”实际就是指侵略进攻的诲饰说法。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举玉趾”的意思是屈尊驾临,实际也是进攻侵略的诲饰说法。

  《左传》中如此广泛地运用委婉语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含蓄、温婉的特征,整个社会文化浸润在礼的氛围中,讲求仁、义、忠、信等。《左传》中的委婉语作为辞令的形式之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左传》辞令的话语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2YZC740049〕的研究成果)

《光明日报》( 2013年03月2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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