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与礼制的离合
“诗”“礼”“乐”为形成“礼乐文明”的三大元素，“诗教”“礼教”“乐教”为建构“诗礼文化”的三大要素。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教与礼制互动关系中的诗礼文化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转型，形成了以下五种离合类型：
一、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和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正是帝舜向乐官夔所发出的关于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夏、商两代诗教和礼制的互动已难知全貌，但从殷商礼乐之遗的《商颂》中可以看出，二者此时的契合已比较紧密。如果我们在结合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的说法，夏、商两代无疑是诗礼文化形成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由于西周贵族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创造者与实施主体，又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主要创造者与实施主体，故诗教和礼制的绾结呈现出高度贵族化与王权化趋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与此相适应的是由王室太师总领的“学在官府”教育制度，在注重以“五礼”“六艺”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各种典礼节仪对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进行道德教化，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一以维护礼制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目的，从而使得诗礼文化盛极一时。
三、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诵《诗》、赋《诗》以“言志”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齐卢蒲癸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之言，更说明《诗》已成为传达个人意志的文学性工具。单就儒家而论，虽然《诗》在孔子时代尚可“弦歌”，但从“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的事实观之，《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诵以雅言、书以竹帛的独立的文学文本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门诗教以恢复周礼为根本追求，儒士的增加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平：“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只可惜，孔门诗教的影响被时代新宠郑卫“新声”冲淡了。于是，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四、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汉书·艺文志》）。可见，尽管《诗》依然是儒家授受的衣钵，但仅仅借儒者之手传播繁息，诗教自然无奈地游息于民间。即使是在像孟轲这样的大儒手中，依然是“经涉乱离，师有异读，后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诗·大雅·皇矣》孔《疏》），足见其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正是在这种乱局中研习《诗》文本采取的无奈之举。荀卿虽将诗教归于王道之治，却与当时的霸道横行殊不相侔。其他学派对《诗》的态度更不必说，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本源于儒家用刑思想的法家对自己的母体更是反目成仇，危言耸听地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虽然重视礼制建设，但执掌国柄的法家仍视儒家为妨害国体的异端，终于以焚书坑儒这种极端手段，来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五、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齐、鲁、韩、毛四家诗并行共处，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及至东汉，四家诗更在争胜中弃短取长，融为一体。但无论如何，其目的总归于树立国家政教道德，正如齐诗著名学者翼奉所说：“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要之，我们可以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兴衰起落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作者：郝建杰，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诗经》与“诗教”
《诗经》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断诠释中，逐渐形成为一部具有政治、道德、伦理，以及礼仪、音乐、文化综合教育意义的经典著作，在塑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在周代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既是文化、礼仪的教科书，也是外交场合使用的交流工具，渗透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周人特别重视《诗》的教与学。周代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极，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等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诗》的教与学的设置非常体系化：
一、“诗教”按诗歌特点系统进行。《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是说乐官在教国子《诗》时，按照《诗》的分类特点和创作手法分科教学，特别注重从道德、礼仪和音乐上引导。
二、“诗教”依年龄循序渐进。《礼记·内则》谓：“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国子十三岁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韶》舞，年龄稍长再学习《象舞》。经过几年学习后，国子们“六艺”之事就能略备基础，在二十岁时进入大学阶段，据《礼记·学记》记载：“大学始教”要开始学习《小雅》，重点演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以明了为官之道和君臣一体。
三、“诗教”与“乐教”紧密结合。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是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以诗言志、以诗讽谏。《墨子·公孟》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描述的正是以多种方式学习《诗经》，以及在各类典礼场合中使用《诗经》的景象。
四、“诗教”还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当时社会祭祀、宴饮、举行射礼等场合都要歌《诗》。歌《诗》并配以礼、乐、舞蹈，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动辄以礼”的意识，形成对个人品德、言语、行动的自我约束。如在《仪礼》乡饮酒礼仪式中，就伴随着《诗》乐的吟唱和演奏，整个活动就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演出。人们通过观看、体验乡饮酒礼歌《诗》的每一个艺术化环节，受到礼乐熏陶，并要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的影响中。
《诗》与礼、乐结合，借助艺术形式的诠释，就成了礼仪教化的理想载体，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诗教”也因此逐渐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诗经》文本结集后，不同时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立场出发，对《诗经》进行了功用各异的阐释。圣人孔子就特别重视“诗教”，《论语》和《礼记》中就多次记述孔子与其弟子谈《诗》，或称引《诗》中词句。那么，孔子教《诗》的目的是什么，要使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呢？《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对“诗教”的重视，是基于其对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用的理解和诠释，即运用“温柔敦厚”对社会进行礼仪方面的熏陶、规范。
孔子在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时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强调的正是通过学习《诗经》获取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孔子更将“诗教”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是从《诗》开始，以礼为依据，由音乐来完成的。诗、礼、乐在此浑然一体，凝练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眼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对此，蒋伯潜就认为：“诵《诗》授政，期其能达。盖《诗》之抒情美刺，可藉以练达人情，洞明治理，然后可以‘专对’期。且谓‘不学《诗》无以言’者，其故可深长思矣。”（蒋伯潜《十三经概论》）
通过孔子的诠释，《诗经》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读之书，也是人们“洞明治理”的必备教科书。其中的“洞明治理”，既包含了参照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内涵，又包含了用之以关照现实社会的厚重责任感。同时，孔子所言“达”于《诗》的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之时，用于“专对”。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享宴中的重要礼节，这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左传》载：“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六月》之诗乃是赞美尹吉甫佐周宣王伐猃狁、匡王室之诗。赋《诗》者依据自己的理解，或全面、或借用、或诡用于各种外交和礼仪场合，《诗经》文本转而又成了国家外事交往中屡试不爽的宝典。
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加之孔子“圣人”的特殊地位，他对《诗》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后学传扬开去，《诗》也就成为儒家研习的重要典籍。《孟子》一书中引《诗》为说共计36次，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荀子》一书引《诗》论《诗》80余处，更注重诗书的学习与圣人之教的关系。荀子曾经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十分重视传统经典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荀子晚年曾在楚国兰陵传经，对《诗经》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三百》“由诗向经”的历史演化，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的工具。《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常常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作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诗章更构成了其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体现出了寓评价于引《诗》之中的这一特色。他在记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往往适时地征引《诗经》中的某些诗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被征引的诗章，既作为了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流露出了他自己的褒贬倾向。《鲁周公世家》中在记述周公辅佐成王，东征管、蔡的历史过程时，就引用了《诗经》中的《鸱鸮》，不仅写出了周公在被流言恶意中伤以及被成王误解的情况下，仍然忍辱负重、忠于王室的宽广胸襟，同时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周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的情况之下，独力支撑周王朝、维护新生政权这一历史行为的充分肯定。于是，《诗经》文本成了历代史家认识历史、观照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
通过先秦至汉代儒家的系统阐释，《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成为国家文化经典文本，为中华民族“温柔敦厚”、诗礼相承的民族特色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刘冬颖，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战国经典诠释学考论”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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