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 | 灵魂骑在鹅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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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书《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从今天开始在各大平台预售，编辑杨晓燕老师追问过我几次，人生当中有没有“叮”一下那种改变时刻，我想了很久，这个文集当中，已经写下了那么多的故事。有时候我在人物旁边，有时候我在人物里面，那些跑过的路，打过的仗，流过的泪水，只能说，作为一个行将中年的中年人，或许需要这样一种“寻找”，需要残留这么一点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足以安抚我对所有不可知的生活的惶恐。39元，就像是订阅了一份我这样的人生清单，你会看到彷徨，看到迷茫，看到沉重的肉身，一起从崎岖的山路一路轻下去，直到跃跃欲试。
哪怕只是看见了河对岸的光，也要坚定不移地跑下去呀。
我是在外公山一样高的杂物里发现它的。
那年，外公以一个陌生人的姿态闯入我们的生活时，我大概七岁。
外公的书太多了，大部分我看不懂的。有一天我想撕几张纸折纸鹤，翻开了它，发现有几副有趣的插图，其中一张，是一个小男孩骑在一只巨大的鹅背上。
当晚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是把时间花在阅读一本妈妈口中“没用”的书，还是看几页永远都看不懂的数学题？
我恍恍惚惚地捧起它，然后读了第一页，接着是第二页——那是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市，城市的名字都充满了异国情调，还有那些会说话的小动物，从大鹅背上领略的风光，任何地方都似乎充满了美，即使当中也会有带着阴影的情节，但是总能让人充满信心，那双飞往天涯海角的羽翅，始终反射晨曦的金色。
突然间，闹钟响起，我才发现自己看了通宵，在那一年里，我将它读了不下六七遍。有些段落甚至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直到有一天，我藏在书包里的书被同学发现，他嘲笑我像封面上的那只呆头鹅，随后老师也嗤之以鼻地从我身边经过，我像无数次的日子一样，流着眼泪回到家，把那本书又放回了书架原来的位置。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市自贡，因为父母都不是当地人，我印象中的全家人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和我。
1986年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一堆人围在我家窗户前，言笑晏晏。我奋力地拔开人群，看见一个老头正坐在桌前吃饭。
那天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节假日，一贯节俭的妈妈却炒了好多菜，摆了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老头完全当窗外围观的人是透明，他每拿起筷子夹起一道菜，都会由衷地感叹一句：“太~香~了~”，那声叹息像是从自贡的千年盐井深处传来一般悠长，现在回想起来，我会把他吃饭的样子和保罗·奥斯特《月宫》里面那个怪老头埃奉联想在一起——“他的嘴巴碰上汤匙的第一时间，他会使力大吸一口，一举破碎宁静，然后是拉长的尖锐噪音，汤滑下喉咙时所产生的猛烈骚动，似乎把液体变成了沙砾和碎玻璃的混合物，吞咽，接着暂停，汤匙击中碗的当啷声，然后嘟起嘴巴双唇外翻不停地抖动，这个时候他会咂咂嘴……”，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能形象地表达出他对食物的那种衷心热爱了。
他——像是从西伯利亚来的人——那个我刚刚从地理课上学到这个地方，光是看到这四个字的造型就足够让人心生畏惧。妈妈扭着手，站在一边看着老头吃喝，那是她第一次和自己的父亲相处，也如同一个陌生人一样手足无措。
外公身上永远散发出一种无形的冷的东西，不是让人打喷嚏的那种冷，而是需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冷，类似一种怪癖。比如他从来不用指甲刀，他总是拿把大剪刀，坐在门前的大树下，像是剪去半截手指那样咔嚓有声，然后那些在他身上艰难长出来的物质就像暗器一样飞溅了出来。
他教我读唐诗，还拿来许多大部头的世界名著，让它们像卫兵一样整齐地站立在书架上。他说那些写得好的名著是抵御妖魔鬼怪最好的武器，有了它们就能守护我有个安稳觉。还有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蓝色的封面，厚厚的上下两册，那时候我识字还不太多，外公经常在我临睡之前，坐在我床头，把那些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拆开来给我细讲，我被那个变成小人的孩子迷住了，他去过的那些高山、湖泊，遇到的那些会讲话的乌鸦，花草，黑家鼠和褐家鼠的斗争，但是奇怪的是他从来都不叫我“尼尔斯”，他总是叫我“茅帧”——那只硕大的鹅先生。
那时候我已经比同学高出许多，他得意地觉得这更加验证了他所说过的话：孩子啊，你就是茅帧，总有一天你会在世界的上空飞翔。
然后有一天，他的床铺空了。被子被叠成了砖块一样的，有梭有角，四四方方，看着像拥有扔下去就能砸死一头大象般的硬度，床单上面连个褶皱都没有。
外公消失了，像他出现一样突然。或许爸妈觉得我们的年龄太小，没有任何解释的必要。外公没有任何的告别就消失无踪了，连同他带来的那些物件，一箱箱的书、唱片，那本《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也不知道消失在哪个角落。
此后很久，我再也没有听过人提起他，我把他想象成凡尔纳《地心游记》走出来的人，只不过又回到了他的地底世界；又或者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项宗教的隐密语言，甚至不能启动嘴唇念叨出来，他和所有人都是永不交集的平行线。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有天早上七点，我被电话铃吵醒，摁掉；再响起，再摁掉。
他死了，在一个不合适宜的秋天，妈妈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在重庆乡下一个破落的房间里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他缺席这个家庭太久，早在他去世之前若干年，他就已经自动放弃了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妈妈长到34岁才第一次见到他。而后他用了生命最后的岁月来拒绝每个人的靠近。
后来，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去重庆资料馆、档案馆、图书馆查询外婆和外公的资料。外公只是外婆生命中的一个男人——出生于大家族的他爱上了她，去参军，误传为阵亡，被发配到甘肃酒泉，一个和家乡遥不可及的地方。
这个曾经的富家少爷，热爱骑马喝酒的政法大学高材生，到后来为何会选择远离喧哗，一心一意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活着。哪怕那意味着他将一直处于生命的黑暗中。
很多年后，我彻底地遗忘了那本书。San Diego、LA、San Jose、SanFrancisco，我一程接一程地将所有的国家、城市、乡村、树、人群扔在脑后。那些年，我的人生就是沿着公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探索下去的模式，我在全世界东奔西跑的那些年，曾经对无数城市肮脏的楼道，无数场馆黑暗的角落展开过刺探，我探入过这个国家的最深处，与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球员、陌生人展开过无数的对话……我把我的生命中的一部分遗留在那里，却带着不明所以的东西逃之夭夭。不明所以——我想，这正是我十多年的一个冬天上午要找而没找到的那个关键词。那天我拖着一只疲惫不堪的箱子，鼻尖发冷，僵立在曼哈顿的街头一动也不能动。
但我终于对这种人生感到厌倦，我见过那么多的城市和人群，却从来没有体会到当初那本书里的惊奇与神秘。
我有时候在冬天的夜晚，也会裹紧毯子，想想是什么造成自己这种谁都进入不了的孤独。如果要拥有一个知己，首先得找到一个愿意为他牺牲的人。倒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可在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那段失败的初恋。
初恋男友来自一个离异家庭，所有父亲的责任、母亲的温暖，一个完整家庭应该给予小孩的爱都落到了他外婆身上。难免会有些爱得过猛。
他外婆觉得我不好看，胖，蠢，还找不到工作，拖累了他最心爱的孙儿。于是我需要低眉顺眼，去遵守所有为我一个人制定的家规，比如做我之前从来不会的家务，早餐只能吃三分钱一个的馒头，吃饭的时候不能吃肉……等等。
他家挨着一座桥，水流带着淡淡的腐臭。有一次实在喝腻了只有咸菜的稀饭，听不下老太太一句一句砸在我脸上的数落，就一个人慢慢走出去，一直走，直到走不动为止。有一次走了很久，来到城郊结合部的一个荒废的小院子，在坏掉的窗户上坐了一个小时。
还有一次因为不堪忍受外婆每日必说的“挑错了人”，前男友终于不像往常被骂时候那样沉默，和我大吵了一架，任由我哭着冲出了家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倔强，每一封写给父母的信都说我过得很好，即将要结婚。明明我发出一声请求，我爹一定会立即赶来救我。
那天我走了很远，自从到了他家，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过，漫无目的地想着这样回家是奇耻大辱，于是径直走到荒凉的、没有一个行人、没有一盏灯的地方，完全不觉得恐惧，平时在深夜前男友睡着之后，悄悄拉开窗帘，流个不停的眼泪终于有了汹涌的出处，我对着遥远城市的那一扇扇窗户，那一扇扇屋子里的人点着的、有着家的寓意的、明亮的窗户嚎啕大哭。
那年我才二十岁出头，我失去了爱情，接着是外公，然后是自我。
又过了几年，我去了《南方体育》做记者，去美国采访NBA。为了阿根廷球星吉诺比利的独家采访，在酒店的门口守了一整天，被风吹被保安驱逐被饥饿轰炸，直到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报纸很快扩版，我和同事小慕拎着报纸坐公车，厚且重，最后一页，总编辑龚晓跃写到：“我们这里有三个全国最好的记者，张晓舟、王勤伯，还有易小荷。”我俩在车上手脚舞动，路过的建筑在舞动，广告牌上的豹子和美女在舞动，鸟、树林、河水、大地都在舞动，那种不可言传的光芒，穿越了千百个不同的物体，像一只特别大的金色羽翅轻微地覆盖到了身上。
2015到2016年，抑郁高峰期。
就像蜗牛躲进了壳里，我整月呆在家里，不出门，我能感觉到自己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地方停了下来，硕大金黄色梨子般的太阳正在头顶，一丝风都没有。快递员来送货，我坐在屋里接电话，我说：你放门口吧，我不在家。
有一次我开始没完没了地清理杂物，花了我几乎三天的时间，第三天收尾的时候，窗外已是天色黯淡，我无意中看向窗外，星星多得令人吃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仰望过星空了—突然，我看到了一颗真的流星，一瞬间划过了星空。我差点就叫了起来。
我想起了那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我曾经向往过的去往世界的梦想似乎实现了，但又似乎全不相同。
那么，我的未来会是这副样子吗：一个孤独的老太太，一辈子不婚，不为人所知，一事无成地坐在窗前，一生中的惊奇时刻只剩下一颗流星？
我找出来那本书，那本被我摩挲到卷边的旧书，那段曾经被我耳熟能详的段落：
“那些灰色野鸟就像披云带雾一样飞了过来……他们的舞蹈奇异而别具一格，就像灰色的影子在做游戏，使人目不暇接。这种舞蹈好像是从荒凉的沼泽地上空的云雾那里学来的。在他们的舞蹈里有着一种魔力……他们的舞蹈显得粗犷，而激起的感情却是一种甜蜜的憧憬。此时此刻再没有人想到斗争。相反，所有的动物，有翅膀的和没有翅膀的，都想无限高飞，到太空去进行探索，想遗弃自己笨重的肉体，飞向天堂。”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冲动，我低头望了望自己的脚，想象自己努力地在沼泽里面拨出沉重的身躯。
第二天凌晨，我从睡梦中醒来，梦见自己在美国西部一个硕大无比的体育馆里面，里面坐满了人，热热闹闹地看乔丹在扣篮，然后突然，坚固的场馆像是被小行星撞击了一样，就连地板都开始摇摇欲坠，我踉跄着勉强站稳，在一片混乱的废墟中走过，到处都在抢救，而我就像过去无数年那样，寻找一切有生命迹象的人、动物、植物，和他们没完没了地交谈、记录，还在昏暗中拧亮录音笔的小绿灯。
从那个奇怪的梦里惊醒之后，再也没有睡着，一看时间才三点钟，便又回忆起了无数个细节，尤其是那些年独自一人前往世界各地，飞机像孤零零的雨点，驶向每一个人世间，每次降落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之前都会害怕得颤抖起来，有那么多不可知的彼岸，不可知的落日和不可知的未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试着用手掌贴着机舱的玻璃，只一会的功夫，手的温度似乎足以融化掉舷窗上的雾气：摇晃的水滴、开满山坡的晚樱、浮在空中的鸟影——万物从未如此清晰而深情。
今年四月份，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再一次浑然不知地看着天亮，如同我初次读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一样，完全忘记了时间。我随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仿佛又重新活了一遍，然后我试图以他者的目光再看看自己，感觉书里的文字就像当年那本书一样，把我狭小世界之外的窗户，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亮了。
所有的荣光都应该归于命运的用意：我猜想世界上也有像我这样的人，曾经缺乏自信，曾经一无所有，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完蛋。但正是那些我曾经看到过的风景，降落在我肩膀上的雪花，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如果那样的我，都可以，那么你的某些激情，也能在你的肉体里活得好好的。那应该就是属于有趣的灵魂之间，共同享用的“叮”那一刻了。
小学六年 被当作“白痴”、“学渣”，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长大了只能去扫大街”。
初二 开始深度厌学。
大学 青春叛逆期。
大学毕业 整整一年找不到稳定工作 在北京的人行过街天桥看车流的时候想过，一个月八百块钱，连冬天的长靴都买不起啊。
此后做过前台文员、行政助理、翻译、私立学校教师、总经理助理、网站记者、记者。
呆过中体网，离开后 中体网 卒
新华社《体育快报》 离开后《体育快报》卒
《南方体育》 离开后 卒
2002年 首本体育报道类随笔《亲历NBA》出版
2007年 离开《体坛周报》
2008年 《体育画报》，之后转型去《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 出版《NBA七宗罪》
2015年前 离开《南都周刊》两次，最后离开的时候，“传统媒体”大厦将倾
2016年 抑郁
2016年3月 开始写诗，6月创办《七个作家》
2017年3月 《七个作家》卒
2017年4月 完成首个文学作品《我们是否拥有灵魂》
2017年6月8日 创办《骚客文艺》
2017年11月6日 创办《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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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张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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