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诞辰142周年|重读鲁迅的八个理由
文章界域,本来是极可弛张的。鲁迅发表的文字,除了小说,我们几乎都把它们归入杂文一类。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这种归纳,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从读者方面考虑,分类细一些,当更便于理解和掌握。
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
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
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认为,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和“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文体论,最富于理性色彩,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人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
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
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
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
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唯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突暴的锋棱。
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写过几首新诗,确是不押韵的,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是适宜的。
在写作资源方面,毋庸置疑的是,他接受过尼采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是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尼采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一生与“庸人”作战,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特莱尔写人间“罪恶的圣书”,没有尼采似的强者的力,而竟陷入颓唐。
两人在鲁迅这里构成一种奇异的结合,他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邃,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鲁迅的旧诗写作有两种情形:一是有不能已于言者,非言说不可,如集中的悼亡诗。二是应友人索墨而作,用他的话说是“偶尔玩玩而已”。比起小说杂文,写诗于他不过余事。他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开始时,并不曾起意编入集中,这是的确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诗作当中,仍然可以随处看到他作为一名思想战士的丰神。这些诗由于有感而发,并非为了发表,所以,能够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体现固有的美学品格。
写旧诗大概也可以算是他的一种不忍抛舍的积习罢。不过,以律绝短小的篇幅,抒一时的愤懑,除内在生命的必需之外,论文字的经济,实在是一件合算的事。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骘他们著述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做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未必精当”,却热情赞扬说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殷夫,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发掘诗作的“别一种意义”,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做深度阐释。他由来主张,人是先于作品的。
作为一种文体,书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记一样,带有一种隐私性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就拿鲁迅的书信来说,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别的文体中便很难见到,例如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对于左联的态度,等等。
因此,这些书信不但富于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献价值;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历史幕后的文化运动的秘密。
此外,就是语言魅力。鲁迅的书信语言很有特点:简约,凝重,柔韧,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节奏音韵之美。这种味道十足的风格化语言在别的作家里是没有的,比较鲁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独特。
近些年来,鲁迅的个别作品被移出了语文课本。然而,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异乎常人的狂人、穷困酸腐的孔乙己、被岁月躺平的闰土,苍白婚姻里的四铭,愚昧麻木的华老栓、还是屡屡落弟的陈士成,偏执悲怨的祥林嫂,还有认为谁都不配姓赵的赵太爷,在现实中,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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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林贤治,原标题《我们为什么读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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