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真正好的作品，让读者喜欢，让评论家为难 | 专访视频

上月末，根据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舞台剧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上演。这是继电视剧、电影之后，这本小说以又一种艺术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演出前，刘震云和导演牟森共同出席了主创分享会。分享会上，导演说了一句“勇敢地做一个中国人”，刘震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一支笔，记下了这句话。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日后会把这句话写到作品里。但在台上他举起话筒，说：“我确实有拿出纸记上几笔的习惯，记什么呢？谁得罪我，我给写到纸上。”引起了满堂笑声。

写作卅余年，获奖无数，刘震云创作的生命力从未衰退。他认为，作家应该永远在阅读两本没法读懂的书：一本是生活，另一本是真正的书籍。 

  张垚仟 / 文

  施向辉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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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部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难免会产生比较。被问及觉得哪一种形式更契合原著，刘震云觉得，艺术形式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总有一种“会做得更好一些”。

《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甫一出版，就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好就好在文学之上还漂浮着哲学，说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心事里面不为人知的道理，而心事恰恰是视觉艺术最难把握的东西。

刘震云认为，牟森编导的舞台剧，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加入了古希腊戏剧的歌队形式。在古希腊的戏剧中，歌队通过歌唱形式转换戏剧场面、引领剧情、引导观众感情，而导演牟森这次采用歌队的形式来演绎刘震云笔下那些普通人不为人知的心事。

“普通人的心事”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也是作家刘震云保持创作生命力的关注点之一。“一个作家要保持创作的生命力，必须保持自己末梢神经的不断生长。那就需要不断阅读‘生活’这部书籍。”

“生活里面蕴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思想和情感都是每天在变化的。”刘震云不同意“太阳底下没有新事”这种说法，“那是因为你没有发现，太阳下面另外的新事或者背面、阴影的新事。”他所说的“新事”并不是近些年新产生的事物，而是对世界的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不藏在生活的表面，它藏在万千的、百分之九十八的这种普通人，自己咂摸出来的那些生活的味道。”

在刘震云看来，对于文学而言最有用的哲学就是生活的味道和滋味。“这些普通的心事是被忽略的，它是不被重视、没有人关心的。但这些心事的洪流是非常宏大的，这些洪流里边有好多人们没有认识到的道理，有时候甚至比哲学书上道理的话还要深刻。”

一个作家的神经末梢应该深深地扎进生活，“就像树的根须似的，能在大地上扎多么深，这棵树才能根深叶茂。”

生活是常读常新的，书籍也是如此：“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这个深刻不是说你原来读过这本书你就能知道的。一个人二十岁的时候读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维特根斯坦，中国特别好的哲学家，比如像孔子、老子、庄子。和一个人四十岁的时候读，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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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刘震云凭借《塔铺》一改当时文坛实验文学的“不接地气”，风格上返回了现实主义，内容上也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存状态、教育状况，农民改变命运的艰难。这篇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助推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新写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之后《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一批小说的发表，使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加。北大学者洪子诚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这样评价刘震云：他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对于他们的活动，互相的折磨，倾轧，以及所表现的猥琐、自私、残忍，小说有着冷静，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塔铺》

刘震云 著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则更加注重艺术性和思想性。进入千禧年，刘震云的作品频频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他的名字和小说也随之家喻户晓。

刘震云认为，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写你懂的东西，另一种是写不懂的东西。“写你懂的东西，当然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好，但它不会是一个顶级的作品。应该写那些不懂的东西，通过写书的过程，你去深入地把这些不懂的方面，稍微感知了一下。当然你未必能够全明白，所以有时候你写书，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会想，‘当时我要是那样写就好了。’”

在他看来，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让读者喜欢，同时能够让评论家为难，“真正好的作品，是无法评说的，让评论家非常为难，他好像没见过这种动物，狗咬刺猬它没法下嘴。评论家过去，按照固定的标尺，他没法量。如果能写出这种作品，是特别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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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刘震云经常说自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生活中那些沉重的话题往往被用讽刺、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刘震云说，他并非有意这样处理，事情本身在现实中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作家能否认识到事件背后的道理。

“真正的悲剧，你考察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是荒诞。”刘震云提及最近湖南怀化操场埋尸案，“这事它就荒诞，更荒诞的是牟森导演说了一句，所有人都说我们知道他在下边。这件事如果出现在我的作品里，并不是偶然的事件，文学的、戏剧的结构应该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十六年大家又都不知道’，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和通过新闻出来、全国人民都知道，是不一样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学问。”

刘震云认为，“真正好的作家或者导演，一定应该是学院派。你的知识到底扎实到什么程度，接着你才能创造出不可取代的、新的东西。你知道世界上都有什么，才能接着说，哪个跟世界稍有不同。”刘震云并不赞成用“工匠精神”衡量文学艺术，“如果大家都变成匠人的话，这是非常麻烦的。应该变成学问家、变成科学家，重视未知的领域，而不是已知的领域。”

刘震云凭《1942》获得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学问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深入浅出”，“你是只知道用学问来说学问，你就是没学问，必须要深入学习学问，但是你还必须‘浅出’。特别是对于艺术来讲，你说得让人听不懂，那不是你自己都不懂吗？其实真正好的哲学，包括好的书都是家常话，但这个家常话，后边有好多不家常的道理和学问。像孔子说的话都是家常话，家常话里不家常，不家常的道理又有家常话给说出来了。当任何一个学问变得深奥了，是被人给利用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接触哲学。”

对话

趣味性是文学里仅次思想性的因素

读品：电影和舞台剧版本的《一句顶一万句》可比吗？

刘震云：我觉得都不可比，包括小说。艺术手段是非常不一样的。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首先做一件事，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用怎么想的来表现这个人的行动和语言，这是小说容易的地方。但是电影，你一个人坐那想几分钟不可能，用行动语言表现内心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

读品：很多人都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在书写“孤独”。

刘震云：孤独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边只是一个浅层面的，它可能会是书中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物的感觉。但孤独导致的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像导演说的，在生活中勇敢地做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一辈子不知道变成多少人，他根本就不是他了。有一个词叫面目全非，面目全非就比孤独要深刻。还有一个，换了好几次心肠。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用孤独能够概括的。孤独是里边的一个因素，但你要用孤独整个给它覆盖了，那就不准确了。

读品：您觉得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

刘震云：文学里面的思想的含量肯定要超过文学本身。对于一个作者、导演来说，他思想的深度非常重要。这个思想不光是哲学，还包括对于话剧、文学的认识。趣味性也是文学里边特别重要的，仅仅次于思想性。你发现好多作家，他的作品特别的干巴、苍白。貌似深刻地教训人，但是不好看。我赞成博尔赫斯的话，他就说如果一个东西写得很无趣，肯定是你能力有问题。好的哲学书写得都很有趣。一个艺术家，你感到这人特没劲，我不相信他能写特别好的作品。

读品：您刚刚在台上记了什么？

刘震云：刚刚我记了牟森导演的一句话，将来在我的作品中，我会给他引用上去。像这样的思想吸收对你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作为一个作者，也许你对生活、对文学、对作者跟生活和文学的关系认识没有那么深，那你的思量应该不断地在成长。每一本书对作者而言都是新的开始，而不是过去的书的延续。

刘震云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著名作家、编剧，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代表作有《塔铺》《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手机》。2011年，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刘震云获埃及文化荣誉奖；2018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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