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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苏轼与杭州——九百年前的浪漫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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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瘟疫虽然过去了，但是苏轼觉得防病跟防水一样，要防患于未然，应当在杭州设立一所方便百姓治病的的病坊。苏轼立即付诸行动，他拨出公款二千贯，自己又捐赠黄金五十两，在杭州创置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延请懂医的僧人坐堂诊治，规定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少许资金作为维持病坊的经费，对于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三年之内治愈病人上千名的僧人，即由官府呈报朝廷奖励。据说，安乐坊是我国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这所病坊后来搬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直到苏轼去世时依然存在。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如果苏轼每天这么忙，这么累，哪儿还浪漫得起来呢？苏轼有个好习惯，每天将要做的事情按轻重缓急记录在备忘录上，做好的事情当晚勾消，从不拖到第二天。因此，他再忙，也还顾得上浪漫。他喜欢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他总是命侍从仪仗从北山路出钱塘门前往西湖，自己只带一两个老兵沿南山路乘船横渡西湖而来。然后就在西湖边上，据案判决，落笔如风，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办完公事后，就在灵隐寺散散步，或者与和尚们一道吃斋，与僚友部属在湖畔畅饮。傍晚时分，才乘马归府，真是优哉游哉！
总而言之，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文学的情怀，一种美的情怀。只有苏轼这种人才会想到，把淤泥造成长堤，还在长堤上修桥、种柳。总是在做实事儿的时候，忘不了把实际的事情，变成民众可以享受的美感，这就是东坡跟别人最大的不同，也是他的可爱之处。
其实，我还在猜想，苏轼喜欢在西湖边上办公，也许也是在等待不期而遇的一段浪漫。一天，苏轼和几位朋友在西湖边亭子闲坐聊天，忽见一艘画舫缓缓靠近。船上一位美貌女子，娴雅端庄，低眉鼓筝一曲，筝声漂渺如梦。一曲未了，却听那女子对苏轼说：“我自幼就仰慕苏大人的才华，凡是您的诗文我都尽力收集阅读，爱不释手。可惜无缘相见！我早就嫁人了，本不该抛头露面，可今天听说您要来湖中游玩，实在忍不住，要来见您一面，了却多年的宿愿，给您献上一曲，聊表心意。”说罢返回船舱，不一会儿画舫就消失在湖山的深处，只有隐约的筝音在湖面飘荡。有这样感伤的情怀，有这样美丽的情景，要再不写词，那就是暴殄天物。苏轼的词创作生涯，就是在杭州开始的。他写道：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江神子·江景》）
词中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忧伤中的浪漫。能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任职，再辛苦心里也是甜的。江上献曲的故事，既可以看作名士美人的一次浪漫邂逅，也可以看作百姓对父母官关心、敬爱的一次表达。还是最风雅的那一种，怎能不引得苏轼词兴大发，写下一篇篇感伤而优美的词章呢？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词创作的起点，那么，在密州任职期间，则是苏轼词创作的飞跃阶段。正是在密州，他创作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出了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苏轼是个好官，是个实干家，一方面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让百姓得到了实惠，同时也收获上了文学上的成果。杭州、密州的山水风土，成就了苏轼的文学创作。而他写下的华美词章，又丰富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涵，为城市增光了添彩。这是一种双赢，这种双赢，不但健全了城市，也健全了人心，更健全了人的灵魂。
还是在杭州的时候，苏轼遇到了老朋友毛滂，他们曾在黄州见过面。苏轼还推荐他参加制举考试。此时的毛滂，乃是苏轼的下属官员。一年后，毛滂任期满离去，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词赠给官府的歌妓琼芳。一天晚上，苏轼宴客，琼芳演唱了这首词，下阕说：“断云残雨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苏轼一听写得真好，问是谁写的？琼芳说是毛滂。苏轼连连叹息说，幕僚同事里有这样的词人我竟然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啊！立刻派人送信，将已经离开杭州的毛滂专门请回来，两人又在一起相聚了好几个月。苏轼在这里对自己的检讨，简直就像是在检讨工作中的失误一样。这种做法，在古代乃至今天都很不同寻常。作为顶头上司，苏轼有权批评、责罚毛滂。若当初苏轼在某件事上错怪了他，他调走后，苏轼得知事情真相，把他叫回来赔礼道歉，这是合理的。但谁听说过一个地方最高长官，因为手下一个人词才好他不知道，于是深感自责并赶紧将这个人请回来和自己聚了几个月的？
苏轼爱才，不但爱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更爱既有真才实学又有文学情怀的人。他看这些人就觉得格外亲切，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浪漫？苏轼的这种浪漫的文人情怀发展到了极致，就是将自己的文艺才情也灌注到工作中，浪漫的才情与工作的热情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依然是在杭州做知州的时候，一天，衙门里呈上一桩债务纠纷案。被告是个做扇子的商人。年前曾向一位绸缎商赊去一批绫绢，价值二万贯钱，原来说好三个月内一定还清，可是眼看一年过去，仍是分文未偿。绸缎商因此将他告上衙门，要求偿还货款。苏轼立刻讯问被告，被告是个老实人，完全供认不讳，他说：“小人并非想要赖账。只是年初父亲亡故，求医问药，治丧埋葬，欠下一身债务，而且入夏以来，又一直久雨不晴，天气阴冷，所以扇子卖不出去，以此无力还债。”苏轼听罢，不禁心生怜悯。虽说此案情节简单，一问就明，如何处置却令他大费踌躇。对于这样一个被天灾人祸逼入绝境的穷苦人家，怎么忍心再以公正的名义，轻易判他个限期还债？甚至以打板子、投监牢、拆屋卖女来处罚他呢？但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二万银钱也是绸缎商一家的活命钱啊。他看了被告一会儿，说：“你去取二十把上好的团扇来，我替你还债。”
制扇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时已深秋，莫非知府老爷还有心要买我的扇子？再说，二十把扇子能值几个钱？但他不敢发问，连忙躬身弯腰退出衙门，一路小跑地取回二十把团扇。苏轼便随手拿起判笔在扇子上信笔挥洒，有的画一丛竹石，有的画几株枯木，还不忘用蝇头小楷题一两行诗，并署上自己的字号，不一会，二十把团扇变成了二十幅东坡字画。堂下的原告和被告都看得呆了。只见苏轼把笔一搁，对制扇商说：“拿去还债吧。”被告简直被苏轼弄懵了，像做梦一样的抱着扇子走出衙门。苏轼画扇的消息早已传遍了街市，那些爱好字画的人纷纷赶来，聚在衙门口，制扇商一出门，大家你争我夺，一千多钱买一把扇子，几分钟就抢购一空，来迟一步的人都遗憾得不得了。
我在想，在这个故事当中，苏轼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是想好好的秀一把自己的字画呢，还是真的想帮一把这个可怜的被告？公正而言，苏轼主要是为了帮助穷困的百姓，但秀字画这个目的也不能完全忽略。但即便有这样的心，又有几个人能用这种诗情画意的方式来替这个人还账呢？换了别的官员，大不了从俸禄里拿出两万钱来，帮他还债，但这并不符合规矩，所以苏轼就换了这种风雅的做法。既秀了一把自己的字画，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帮了人一个忙。这样的方式只能属于苏东坡，因为苏东坡是一个爱民的好官，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官，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好官，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有着诗画才能的好官。因此，只有苏轼才能成为这一类故事的绝对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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