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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苏轼文艺朋友圈—— 苏轼与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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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将这六个人特别称之为苏门六君子呢？这六个人，年纪最大的是黄庭坚，只比苏轼小九岁；年纪最小的是李廌，比苏轼小二十三岁。六人中，文学艺术成就最大的是黄庭坚，苏轼最喜爱的是秦观；面对权贵，骨头最硬的是陈师道；与苏轼结识最早的是张耒、晁补之；命运最不济，最让苏轼操心的是李廌。苏轼与苏门六君子同呼吸、共命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文学与道德。我们先来看文学。
首先，苏轼与六君子都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六君子之所以汇聚在苏轼门下，首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钦佩。如黄庭坚评价苏轼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又评价苏轼的书法说：“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跋东坡墨迹》），将苏轼的诗文、书法都推为当今天下第一，可以说是极尽推崇备至。黄庭坚作为北宋可与苏轼相提并论的大文人、大书法家，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专家之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六君子中，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黄庭坚，苏轼对他赞誉有加。黄庭坚只比苏轼小九岁，算是同辈人。而他在诗歌与书法方面，都与苏轼并称“苏黄”。因此，苏轼对黄庭坚有一份特别的尊重。《渔隐丛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昙秀的人从海上来，见到苏东坡，拿出一幅黄庭坚的草书问：“您看这字写得怎样？”苏轼回答说：“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二王，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书圣。我不恨这二位我学不到手，我恨的是他们看不到我写的书法。这是何等自信，何等豪气干云。但这不是黄庭坚自己说的，而是苏轼替他说的，可见苏轼对黄庭坚书法的评价之高。
黄庭坚当时在诗坛的地位很高，因他自号山谷道人，他的诗就被人们称为“山谷体”。一次，苏轼就模仿黄庭坚的风格作诗，并自注“效山谷体”，黄庭坚见了十分惶恐，连忙赋诗表明愧不敢当：“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并特意在苏轼这首诗后加了一个题记：“子瞻诗句妙一世，乃收敛光芒，入此窘步以见效，盖退之（韩愈）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 ，故追韵道之。”由此可见黄庭坚对苏轼恭敬谦逊的态度。晚年，他将苏轼的画像悬挂在厅堂中央，每天清晨都要整冠上香，态度极为恭敬。有人不解地问他：“您与苏翰林当年并称‘苏黄’，声名实不相上下，何必如此恭敬？”黄庭坚马上反驳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语载《闻见后录》）这既说明了黄庭坚的谦逊，又能看出苏轼在弟子们心中的分量。
除黄庭坚外，苏轼在六君子中特别喜欢秦观，这也与文学有关。苏轼最初并不知道秦观，做杭州通判时，一次去扬州，当时秦观在扬州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模仿苏轼的风格作了几首诗，写在寺庙的墙上。苏轼游览寺庙时看到了，非常吃惊，自己也糊涂了：自己明明没有写这些诗作呀。后来见到朋友孙觉，孙觉给他看了秦观的数百首诗，苏轼这才反应过来，说，那个在墙壁上题诗的，就是这个小伙子了！从此对秦观关爱有加。后来秦观被贬藤州之后去世，那时苏轼在刚离开海南岛北返中原的途中，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悲痛，几天吃不下饭，将秦观的名篇《踏莎行》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写在扇子上，发出“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沉痛叹息。
由此可见苏轼对秦观的喜爱。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苏轼对秦观的喜爱，民间才会有秦观是苏轼妹夫的传说。我们现在都知道苏轼没有妹妹，他有个姐姐，早就去世了。但为什么民间会编出这样无中生有的传说呢？因为大家觉得秦观像他妹夫。两人不仅关系很亲密，而且秦观风流倜傥，具备其他五个人身上没有的一种气质。这种风流倜傥，就跟苏轼的气质特别接近。
在民间的传说中，苏小妹与秦观结婚时，在洞房花烛夜，苏小妹给新郎秦观出了一个上联——“闭门推出床前月”，让秦观对下联，否则就不准进洞房。秦观虽是个文思敏捷的才子，但此刻心中焦急，在门外徘徊沉吟了许久，还是无法对出下联。苏轼一看妹夫如此为难，就想帮他一把，但又不好直接说破，于是从旁偷偷拣起一块小石头，扔到院中的池塘里。秦观听见这“扑通”一声，就如修禅之人得到了当头棒喝一般，立刻被激起了灵感，下联就对出来了——“投石冲开水底天”，这下可真对得工整而巧妙！这水里不是有星星、月亮的倒影吗？水里也有另外一个天空啊！向下投石，却冲破了本应该在上面的天空。那不就是“投石冲开水底天”，简直是绝对！这样新郎就获得了进洞房的权利。这是个多么有趣的故事啊！事实上，苏轼与秦观第一次见面是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当时苏轼任徐州太守，秦观已经二十九岁，而且早已娶妻，夫人是徐氏，不是苏小妹。
也许大家会问，六君子既然如此仰慕苏轼，苏轼也很欣赏他们，那么，这六个人的文学风格是不是都与苏轼很相近？按理说，弟子们都应该继承老师的衣钵呀？事实恰恰相反。苏门六君子之所以很受人们的推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文学上他们都能保持各自的独特风格。张耒就曾经十分形象地描述过苏门师弟的不同风采：“长公波涛万倾海，少翁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赠李德载二首》）而且苏轼也鼓励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不要跟自己相同。正因为如此，苏门内部彼此学习，互相批评、讨论的气氛非常浓厚，也令人羡慕，这是苏门六君子令后人无比仰慕推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弟子们可以随意改动他的作品，他也只好表示无奈。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记载：“苏长公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是说一位行脚僧，几乎走遍了半个天下，在一个寺庙歇了脚，头上正顶着大太阳，用的是“白头”对“天下”。黄庭坚见了提笔便给改成了“初日头”。张耒问原因，黄庭坚说：“岂有用白对天乎？”张耒不以为然，过几天问苏轼。苏轼回答说：“若是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好的，苏轼是不会强人所难。这种融洽的气氛，让后人羡慕。
正因为如此，所以苏门内部总是充满了和谐愉快的气氛。《却扫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北宋名臣富弼（受封郑国公）去世后，家人请苏轼撰写神道碑碑文。苏东坡一开始冥思苦想，都没有灵感。一天午休的时候，梦见一个伟岸的丈夫来访，来人自称是寇准，梦中相与交谈很久。醒来后，苏轼文思泉涌，提笔成章。写好后，拿给张耒看，张耒说：“有一字未甚安。”并解释说，碑文末尾，一开始说“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这个“能”字，不如改成“敢”字。苏轼听后连声夸奖：“您的指正太好了！”他当即改动文稿，《富郑公神道碑》就此定稿（事载《却扫编》）。张耒是苏轼的学生，却也是他的一字师，由此可见苏门师生相处的融洽。
又有一次，苏轼将自己的几首词拿给晁补之和张耒看，问他们：我的词作与少游（秦观）相比如何？两位回答：少游写诗像小词，您的小词写得像诗（语载《王直方诗话》）。要知道，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一般是供人们在酒宴娱乐场合演唱之用的，所写的内容也大都是与歌儿舞女、男女情爱有关的题材，将小词写成诗歌风格，这绝对谈不上是对苏轼的赞誉，反而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揶揄。至于秦观的诗歌，却写得如同小词一般，更是比较低的评价了。可见，晁、张二人对老师与秦观是各打五十大板。苏轼拿自己的词作与学生争胜，让学生评价，这说明他意欲在婉约之外，另开一门词风，却不料首先受到来自门生的批评，苏门开阔豁朗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则著名的轶事：有一回，苏轼听优人唱曲子词，乘兴问道：“我的词，与以前流行的柳永之词，有什么不同？”那幕士答道：“柳中郎的词，只需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手执红牙板，低吟浅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就行了；而学士您的词，则要关西大汉，手执铜琵琶、铁绰板，高歌‘大江东去’。”苏轼一听，为之绝倒（事载《宋稗类钞》）。以往我们常认为这是赞誉的话，其实不然。谁唱词的时候，会用一个一米八、九的大个子，拿个大铁板敲着唱呢？不会，词是二八年华的少女唱的。这说明当时的风气，对苏轼这种词风是不认可的。但苏轼不以为意，而觉得自己在柳永和秦观之外又开创了一路词风。正是以这样的胸怀和见识，苏轼才能开创宋词中豪放一体，将词的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苏门师友间和谐而融洽的氛围，让人羡慕。这种和谐代表着彼此的认同和尊重。老师并不是恶狠狠地批评学生，学生也不会对老师的批评话语记恨在心，大家都是为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呈现出了一种完善的交际人格，这种人格的互动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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