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电影《棋王》
我和玉山的莫逆之交多来自于部队时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
一
我和赵玉山认识是在1970年初。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二、三十个战友，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五连调到了九连。我被分配在一排二班，赵玉山是这个班的战士。
赵玉山于1972年8月送给战友阮健的照片。背面是赵玉山的手迹，内容看似莫名其妙，但对文革时小学生的水平不能强求。
那时的兵团完全是军事化管理，除了繁重的农业劳动之外，出操跑步、投弹打靶、军事训练、紧急集合、长途拉练等等，凡是正规部队的训练科目，在我们兵团一样都不少。
由于排长以上的领导多为复员军人和现役军人，他们长期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上述训练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但对我们这些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城市学生来说，可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从五连调到九连时，我刚好从团部医院住院出来。住院的原因，是我在例行的体检中，查出我的转氨酶为125，单项偏高，被诊断为迁延性肝炎。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乙肝”吧。
尽管我没有感觉有任何的症状，但大家当时都认为这种肝炎有传染性。大概为了防止传染给别人，所以我被收治在团部医院住院处的传染科病房。
在团部医院前住院病友的合影。左起: 本人作者、汪和平、大康、韩鲁平、张增强出院时，主治医生还给我出具了病休假条和长期免重体力劳动的证明。凭借这样的假条和证明，我成为连里唯一的一个不出操、不跑步、不出工、不劳动的闲散人员。我们班的赵玉山长期患有胃病和腰腿疼，也时不时的能从连卫生所开出病假条。这样在大家出工后，我俩便有机会经常坐在屋里聊天。
玉山是69届的初中生，比我小个三、四岁。从谈吐中看出，他对我充满着敬意。于是，我也把他当做小兄弟，渐渐的我们俩就熟络了起来。由于玉山的身体不好，体质也比较差，干起活来不像其他人那样生龙活虎，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怕苦怕累。此外，玉山也比较自由散漫，在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生活中，显得总比其他人慢半拍。比如在紧急集合时，他不是衣服没穿好，就是背包打的慢，总是最后一个从营房里出来。这样就更容易给人以比较懒散的印象。此外，他也总爱抱怨。经常发牢骚说，连里管的多、干活累、伙食差。用当时部队里的俗话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操蛋兵”。后来班里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他刮目相看。那时我们对自己的劳动工具，就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有人甚至在铁锹或镰刀把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防丢失。一天大家下工回来，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铁锹不见了。问大家都说没见，他又跑到别的班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不会是“牛鬼”在搞破坏吧！他所说的“牛鬼”是指随着山西老兵团转到我们内蒙兵团时，一起带过来的几个被群众监督劳动的“牛鬼蛇神”，其中的一个就在我们一排2班。这个人叫陈政，也是北京知青，下乡时间比我们早几年，被分配到了山西农垦兵团。在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他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牛鬼蛇神，虽然没有关进大狱，但作为坏分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这些“牛鬼”，和大家一起劳动时干最脏最累的活，大家休息时他们还要去清理猪圈、打扫厕所。这样一个人“坏分子”，如果再被扣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那可就是罪上加罪了。这时玉山站出来指着那个说话的人说，是你看到陈政把铁锹偷走了？你不要看人家被监督劳动不敢言语，就随便把屎盆子往人家脑袋上扣！听玉山说完这些话后，顿时大家都沉默了。他敢于为一个“牛鬼”仗义执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始料未及的。玉山在当时用正统的标准来衡量，可能不是一个好兵。但他性格正直豪爽、敢做敢当、讲哥们义气、为人仗义，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兄弟。那一年，根据部队的管理经验，在我们全兵团也推行了“一帮一、一对红”的运动。所谓“一帮一，一对红”就是以班为单位，将本班的骨干或上一年度的五好战士与还未评上五好战士的人搭配成一一对应的帮教对子，使结对双方在生产、训练、生活中互帮互助，取长补短，从而在新的年终评比中，双双跨进五好战士的行列。当时，班长刘成豪想跟赵玉山结成对子，但赵玉山不同意。玉山提出要跟我结成对子。那时，我的病假条已满，刚刚参与连里的农业劳动。我们排长老董见我在群众中有威信，就让我做了副班长。两、三个月后又提拔我做了二班长。
那年，在我们全团各连都推广了水稻的试种。连里和排里就安排我们二班为水稻班，专门从事百十亩水稻地的田间管理工作。连里用于种水稻的这近百亩的农田原来是旱田，高高低低、错落不平。于是连队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平整。所谓土地平整，就是把碗口粗、几米长的圆木的两头绑上绳子，战士们在水田里拉动圆木。利用圆木在泥水中的压力来达到土地平整的目的。这种原始的粗放型的平整水田的做法，不仅又脏又累，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由于田里已经种上了水稻，再进行稻田的平整已无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局部打上新的田埂，以便把这些高低不平的地块分隔开来。在旱地里打田埂并不是难事，但在水田中打梗就不那么容易了。内蒙的土壤偏沙性，而沙性土壤在水田的流动性极强。如果在旱地打一条田埂需要铲100锹土的话，那么在我们管理的水稻田里，可能就要铲出300锹，甚至是500锹的泥土。体力支出大不说，人的精神也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其原因就是稻田里的蚂蝗。可能是由于这块土地原是旱地，刚刚改为水田。所以初期的蚂蝗并不多。但越到后期管理时蚂蝗越多。需要加固田埂及打田埂的地方，往往都是低洼处。水深大约在膝盖以下。只要两腿泡在水里十几分钟，当你从水里抬出一条腿的时候，这条腿上面基本都是黑色的了。这些黑色并不是泥土，而是在你腿上吸满了黑色的蚂蟥。由于我跟玉山是“对儿红”，所以在水稻田的管理上，我们俩往往在一起干活儿。开始，他总是时不时的就把腿抬起来，用双手把腿上的蚂蝗胡擼掉。这样，他至少用了一半的工作时间来驱赶蚂蝗。我尽管也害怕蚂蝗的攻击，但自己毕竟是一班之长，认为应当给自己手下的兵做个榜样。根据我在稻田里工作的经验，只要每10~20分钟清理一次腿上吸着的蚂蝗，基本上就是安全的。由于我的言传身教，玉山用于清理自己腿上蚂蝗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长了。在和他一起干活时，我还经常跟他聊天，说些笑话之类的，以减轻他的思想负担。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玉山原来的一些缺点，组织纪律松垮、劳动怕苦怕累等逐步得到了克服。在那年的年终评比中，玉山被评为“五好战士”。事后他高兴的告诉我，获得这一光荣称号这是他来兵团后的首次。刚到9连时，玉山叫我时，直呼我名“庆曾”；后来索性叫我“大哥”；自我俩结成对子后，就开始叫我为“对儿红”。我一直称呼他“玉山”，后来随着他，也叫他为“对儿红”了。从我俩称呼的变化中，也可以感觉到，我俩的莫逆之交更多的是来自于“一帮一，一对红”的魅力。我是1969年4月去的内蒙兵团。1974年2月病退回北京。自我病退回北京后，和玉山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后来，他也病退回到了北京，去他父亲所在的日用杂品公司做了管理员。
赵玉山(前排右一)和战友的合影
与玉山再次比较频繁的联系，是1984年我家从东城区的大兴胡同搬到宣武区的樱桃斜街以后。玉山一家始终住在宣武区的南横东街，从他家到我刚搬的地方只有两、三站的路程。每天吃完晚饭，我们一家三口上街遛弯儿，是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我们总是隔三差五的在晚饭后，走个两、三站路到玉山家，坐一会儿、聊聊天。当时正值1980年代中期，全国兴起了“公司热”。我在研究生院的学习紧张时期已过，于是就和同宿舍的同学张迪恳商量，是否也创办一家公司。当时迪恳也有这方面的意向，所以我俩一拍即合。由于当时我俩在研究生院的学业并没完全结束，而成立一间公司又需要有专人来打理，这样我又联系了玉山。听说要创办公司，玉山非常赞成。而且，他还腾出他家的一间搭建出来的门面房，作为我们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的一间小公司就正式成立了。公司成立后，我和迪恳基本上是甩手掌柜，要说工作主要就是出出主意。公司的事务无论巨细都由玉山一手打理。这时的玉山精力特别充沛，每天从早忙到晚，但也总是乐此不疲，被我们称为大总管。他的装束也从普通便装+懒汉鞋，变为了西服+大皮鞋。别看我们的公司不大，但是招牌却大的出奇。我们为自己的公司起的名字是: “北京大学生研究生经济技术咨询公司”。而更神奇的是，这么大的一个招牌，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并没有产生任何的阻碍。要是现在，那可真是连门儿都没有。当时农村改革起步不久，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各地农村、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很快就涌现出了一批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和“重点户”(“两户”)。而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要扩大自己的生产经营规模，往往遇到了地处农村，市场信息不畅的困难。而且，这些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对多年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心有余悸。他们总是担心一旦政策有变，不说自己积攒下了这点家当毁于一旦。更严重的是，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什么大帽子，那么将永世不得翻身了。所以，这些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信息和市场信息，更重要的是政策方面的信息。而我们地处北京，与农业部和农研中心有着很多的联系。并且，迪恳和我一直在“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做兼职，这家报社不仅是专门为农村各业提供信息交流的专业平台，而且也是把中央对农村方面的政策传达给农民的重要渠道。这样，相对分散于各地农村的“两户”来说，我们在这两种信息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于是，我们就把为农村的“两户”服务，确定为我们公司工作的重点。鉴于我们对公司经营的准确定位，很快就得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两户”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专业户、重点户经验交流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十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开的很成功，还引起了团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由于共同经营这间公司，又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玉山和我的关系则更近了一步。但好景不长，1984年底赶上全国范围内的公司整顿，我们的公司由于名实不符属于被整改的范围。工商部门要我们进行公司的重新注册。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我和迪恳在研究生院毕业以后就正式开始工作了，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打理公司，于是我们的这间公司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在1989年出国后，没有和玉山进行联系。直到我在1996年回国在天津创业后，我们才又恢复了联系。见面后，他对我讲起了1990年代初期，他去俄罗斯做生意时的传奇经历。苏联解体后，他曾和几个朋友合伙到俄罗斯做生意。据他说当时他们的生意做的还不错，赚了不少的钱。而他的那几个同伙手里捏着大把的钞票，耐不住寂寞，时常把当地的一些娼妓带到他们的驻地来。这样就引起了当地黑社会的注意。在一天夜里，十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把他们六、七个人全部堵在房子里，来了个瓮中捉鳖。闯进来的劫匪洗劫了他们的全部财富，包括现金、商品、金银首饰、值钱的私人用品等。玉山说，他在这些人中年龄较大，头脑也较灵活，一看来者不善，就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乖乖的把所有东西都交了出去。而其他的人年轻气盛，都或多或少的受了皮肉之苦。后来玉山在他家开了餐馆，当时附近的餐馆还不多，所以生意很好。但后来很多家餐馆都在南横东街上开了张，玉山家的餐馆在经营上遇到了困难。这样，玉山不得不重操旧业，回归到他的老本行——日用杂品的小打小闹上了。跟玉山再次联系上后，我们会时不时的见面聊天。后来知道他离了婚，也知道他的胃病一直不好，检查的结果是胃癌。生活中的诸多不顺困扰着玉山。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以后，玉山的脾气变得极为暴躁，甚至出现了自残的苗头。一次我到他家看望他，看到他头上裹满了纱布。原来，他和他父亲闹矛盾吵架时，心里憋着火又无处发泄，于是一头撞到大衣柜的玻璃上，把衣柜门和玻璃撞了一个大窟窿。我劝慰他，他说他也不想这样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玉山家有七个孩子，父母是双职工，他上面有个姐姐，离家结婚较早。他在家是长子，下边还有5个弟妹，由此形成了在家说一不二、桀骜不驯的性格。一天，我接到玉山的大弟弟玉水的电话，说他哥刚刚去世了。听到这一消息我极为震惊，因为不久前我们还见过面，并没有听说他病情恶化的消息。我追问玉山最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玉水的正面答复。他只是告诉我，是他父母要他打电话通知我的，于是他从玉山的通讯录上查到了我的电话。他还补充说: “我们家人都知道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在我哥的诸多朋友中，我们只通知了您一个。”我当时还在天津，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玉山家，见到了他父母及所有的家庭成员。我和他的家人一起送了玉山最后一程。玉山在世上度过了不到50个春秋。能够像他那样随性、随心而为的人在我身边少之又少，他的率真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玉山活成了自己的样子，也不枉他在人世间潇洒走一回。~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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