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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坤新

汉族，1953年生，四川三台人，现为中央名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理论，如果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是没有错的；如果从具体民族文化单元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来看，那就是“一体多元”的关系了；如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具体民族文化单元的关系来看，也是“一体多元”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基本上就从政治制度层面即从顶层设计上奠定了“一体多元”的格局。再有，如果从现行政体来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不是与“一体多元”是相一致的？当然，笔者并不是想否定“多元一体”的提法，只是觉得光提“多元一体”还是有所欠缺、并不全面。如果既提“多元一体”，也提“一体多元”，这样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也符合中国的现实，比较全面。

从先贤圣哲的思想中理解“一体多元”

关于“多元一体”的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在此无需赘述。关于“一体多元”的话题，其实也有人论及，但显然不够充分。要想充分而又全面地理解“一体多元”的涵义，必须从中国哲学即先贤圣哲们的思想里去吸收养料。所谓“一体”者，即是指生命的、心灵的、宇宙万有的各自的统一、合一、融一、化一的整体性；也是指生命的、心灵的、宇宙万有的整体上的统一、合一、融一、化一的形而上的根源性的本源归一性。《老子》四十二章里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在《论語·里仁》中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易传》中也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太极”就是无极而太极的“一”。《吕氏春秋·大乐篇》中讲：“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易传》所讲的是在本源之“一”的基础上的二、四、六、八直到六十四卦之裂变之生，是强调偶数之生，是强调无穷生变中的对称性，用现代物理学的术语讲，就叫做“宇称的守恒”；但是不对称性也在其中，同样用现代物理学的术语讲，就叫做“宇称的破缺”。《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的“一”和“同”同义，就是“统一”。最早出现“车同轨”记载的是《中庸》，原文是这样的：“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从原文的内容看，从周朝建立，统一的国家形成的时候，文字、车的轨距、道德规范统一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和混战，各国在各自地域独立发展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周朝订立的各项制度，也即所谓“礼崩乐坏”。秦王朝建立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些措施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国在实质上的融合和统一，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体多元”理论是综合以上“一”的全部义理而言的，即这个本源性的“一”，它既是派生万有，含括万有，遍在万有，又超越万有而成的“一”，但它同时又可以是化无归空，即无即空而又不无不空的“一”。

“万有”是泛指所有的现象界的事物，所有的现象界的事物，如自其现象界的各自之“一”视之、或各自之“一”而界定、论定，那就是不超越的下属的许多“一”的那些物质和事物，也包括抽象的数字的“一”，这许多“一”从许多的角度来看，又同时是“多”。所有这些现象意义上的“一”，都是因为这些“一”的自身和之外的虚位的“空”和“无”而成立、而转化、而超越、而消解，这些所谓的“成立、转化、超越、消解”，就是在人类的知觉意识和客观物象的这两者之间的、似二实一的、既分离而相配合又消融的不区别的、即有即无的、“体用”之“一”的“体”的本源之妙，和“体用”之“多”的“用”的现象之奇。

简言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但“一”是本位、是基础，“多”是派生、衍生的；“一”能生“多”，“多”又归“一”，但它们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互相转换的关系。

从国体建构上的中国，从民族建构上的中华民族，所呈现出来的“一体多元”格局，正是奠基于以上的哲学基础。

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天下观看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

中华民族一词，无疑是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民族识别而确认的56个民族的统称，当然也是包括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的。后来这一概念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均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中华民族都是指中国56个民族的复合体，是对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单元集合在一起的总称，而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单元则是在这一称谓下通过个体形式而存在和发展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为“一”和“多”的关系。用“一体多元”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关系，无疑也是成立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每个生活在中国的公民自觉地意识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和观念。认识到我国的56个民族是一家，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本民族的一员，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只考虑本民族的利益，而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不能为了本民族的小利益而忽视其他兄弟民族的共同利益，更不能为了本民族的小利益而损害中华民族的大利益和整体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是56个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利益。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思想共识。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堪称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新途径和新钥匙。面对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新情况，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增强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确理解和把握“一”和“多”的关系是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新思路。这个“一”，从国家层面上讲，就是指一个中国，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在内的所有领土，全体中国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从民族层面上讲，由56个民族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由“多”聚合为“一”的表现，中华民族是整体，56个民族是个体。当然，这种表现既是“一”和“多”的表现，也是“多”和“一”的表现；既是“一体多元”的表现，也是“多元一体”的表现。

“一体多元”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的天下观是一脉相承的。《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普天之下，都是王的土地和管辖范围，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都是王的臣民。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有秦朝、西汉、东汉、西晋、隋朝、唐朝、北宋、元朝、明朝、清朝。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各族人民大多数时候都是生活在“大一统”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创造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原因很多，但仔细分析，至少有这样一些因素：其一，中国的中原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这里东有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和荒漠，北有西伯利亚高寒区，南有南海和热带高温区，因此中原地区自然成为亚洲东部的地理中心。与此同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们，在数千年间始终能够创造出领先的文明与文化，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层出不穷，从而进一步形成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科技中心和政治中心，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其二，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主体的民族，很早就实施婚姻开放、交融吸纳等举措，从而有利于民族交往与融合。中国著名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记录的就是炎帝族与黄帝族通婚的故事。其三，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国人始终使用象形文字符号体系，这种文字有着非常稳定的信息传输性能，而且能够超越语音进行信息交流，并能够极大地促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可与认同。其四，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认祖归根的情结，而且古老的记忆能够追溯到同一个祖先，因此这种情结特别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其五，中国人有着对“中”的崇拜或偏爱。“中”的字义为中间、内里、半、中等、适中；中央、中心；中庸等。中原地区处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这里能够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之一就是北斗星的绕极旋转（北极星为天中，黄帝族的图腾星就是北斗星，并以“斗为帝车”），这种天象给古代中国人的启示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种四方环绕中央的社会结构。相传武王伐纣胜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确定天下之中所在地，最后选定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洛阳为中土。这个选择可能有着实测的依据，因为洛阳与东海之滨和青藏高原边缘的距离大体相等，洛阳与燕山山脉和长江的距离也大体相等。特别有趣的是，河图、洛书的结构也是一种中心与四方的关系，包括四方与中心、八方与中心。总之，中国古代特别注重中土、中原、中州，中原与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及由此而扩展延伸的四海、九州、神州、天下等。其六，中国人很早就拥有大一统的哲学理念和政治抱负，譬如孔子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以及历代有识之士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等。其七，中国人没有其他国家地区所存在的宗教障碍。其八，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文字的统一，以及度量衡的统一。相传早在秦始皇之前，黄帝时代就进行过统一文字的工作，帝舜时代就进行过统一度量衡的工作。其九，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物品交易和交通建设、驿站建设。据《尚书·旅獒》载：“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诗经》里也有赞美周代国道平坦笔直的诗句。秦代的国道四通八达。唐玄宗时的国道两侧栽种着果树。而且，古人还有祭祀道路神的习俗。《宋书·礼志》注引崔实《四民月令》中载：“祖，道神也。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其十，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采取怀柔远方异国、同化异族、吸纳异族的政策，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和大中华文化圈。

由上可见，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根基，更有着鲜活的现实基础。

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路径

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务必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政治方面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国家认同是各族人民的基本认同。有国才有家，有家必有国。我们在承认各民族都有其民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长期性、特殊性，进而承认各民族都有其民族特点和民族认同感的前提下，必须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教育。要让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我们的民族复合体是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不管我们是哪个民族，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子民，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无国哪有家？在近代史上，我国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国破山河碎，于是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终于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获得了民族大解放，各族人民都做了新中国的主人，并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历次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族人民都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未来的征程中，我国各族人民需要进一步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从经济方面创造更大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今后，我国各族人民还需要进一步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富有富强。经济是人们生存之本、是国家富强之本。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能民富国强。只要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调动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就一定能够实现民富国强、国强民富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从文化方面继续为世界文明做贡献

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格言、谚语、史诗，都有各自的禁忌、图腾、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虽然各有特性，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各自相互学习、借鉴、交汇、融通，形成了许多共有的精神印记，这就为我们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和文化基础。历史上业已存在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今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实践，以致于已经成为我国各族人民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范式，深深地融进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今后，这种现象必将进一步加深。也就是说，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各族人民都会践行之，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成为中国强军强国强民的软实力，成为中国文化继续为世界文明做贡献的软实力。

（四）从社会方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人类文明也是有特殊标记的。既有地域文明，也有国别文明，甚至还有宗教文明。中国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文明之一，当然其中还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等。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我们就奉行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力量，而且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从社会各方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各族人民努力奋斗、群策群力、无私奉献，在各民族文化互鉴互借、互赏互学、相融相通的基础上，构建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总之，从“一体多元”的角度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契合历史，也契合现实。而这正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中国民族报》2017年3月10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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