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张乃翥 | 新疆出土汉文印信的文化生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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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乃翥

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龙门石窟、佛教、丝路文明等。著有《龙门石窟与西域文明》《洛阳与丝绸之路》等。

摘要：在新疆瀚海绿洲的古代遗址中，近代陆续出土了若干古人遗留在当地的汉文印信。这类汉唐时代的历史遗存，与同一地区出土的众多汉籍文献、内地遗物一样，从文物视域折射了当年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经略与文化浸淫。而相关古代史料的文化学考察，则让人们认识到中原王朝的西域经营，实际上伴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与当地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过程。古代汉文印信在新疆地区的出土，恰以历史文物毋庸置疑的认识价值，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塔里木及其周边地区多元一体发展的真实存在。

关键词：新疆 丝绸之路 汉文 印信 文化交流

一、新疆汉文印信出土纪略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在新疆地区汉唐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存中，有以下几件汉文印信的出土：

1.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奥依塔克征集汉“唐诩印信”铜印一枚，兽钮，通高2.5厘米，正方形印面边长1.9厘米。此为中国境内发现古代汉文印信最西的一例。

2.1928年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其喀特古城遗迹出土的西汉“李崇之印信”铜印，桥形钮，通高0.7厘米，近方形印面边长1.3厘米。印主李崇，乃西汉晚期最后一位西域都护，《汉书》有其简略的记事。

3.1958年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其喀特古城遗迹出土东汉“汉归义羌长印”铜印（一说是年出土于沙雅县于什格堤），羊钮，通高3.5厘米，正方形印面边长2.3厘米。

4.1959年考古人员于尼雅遗址所在的民丰县，征集到一枚汉代的“司禾府印”。该印炭精质地，桥钮，通高1.7厘米，正方形印面边长2 厘米 。

5.1972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西北隅出土唐“蒲类州之印”铜印。该印桥钮，通高3.8厘米，正方形印面边长5.6 厘米。

二、汉籍文献对西域相关历史阶段的叙事纪要

众所周知，由于新疆地区处于古代东西方陆上交通的会冲地带，于是发生在这“丝绸之路”城郭绿洲的诸多汉唐遗事，便因中原王朝拓地西疆、交通域外的政治需要载诸史乘。

按中原国家开通边荒、交流异邦的记事，端赖汉武时代张骞西域之“凿空”。自此而后，异域奇闻，委婉而东来；华蕃游子，络绎于西行。而中外社会于此前后的交通往复，《史记》则有适会其时的纂录：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冞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以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冞、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

而东汉时代，“自建武至于延光（公元25—125年），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已西遂绝”。

实际上，东汉初年乌孙已与中原王朝有过政治联系。史载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西域戊己校尉耿恭屯后王部金蒲城，“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乌孙]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

史载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

时值西域都护班超经营西域（公元91—102年），威慑远方，“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史部如上之记载，大抵反映了纪元前后汉地驻旌瀚海、沟通西域的梗概。与本文另一印信文物有关的唐代西域史事，古籍更有丰富的记载。

两汉以降塔里木绿洲在中原交通西域过程中地位的重要，李唐王朝初期已有明确的认识。太宗之用兵于高昌，起因盖肇于麴朝扼东西方孔道之便攫取地方利益的驰张。这从当年唐廷兵檄行文中可以概见其端倪：“[时人]途经彼境，皆被囚系，加之重役。”“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琛赆遭其寇攘，道路由其壅塞”。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献”。这无疑更加刺激了唐廷交通域外的需求。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破灭，西州设立，由是汉廷版图再次推及于碛西。中外交通遂又步入一个更形发展的阶段。仅以初、盛唐之际中外往来之大端，史籍便有如下的记叙：

拂菻国一名大秦……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水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六月，大食国遣使朝贡”。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二月“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咥运、阙啜。贺鲁走石国，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在东都，十二月“戊子，于阗王伏阇雄来朝。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正月“庚午，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

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其王冠金花冠，坐狮子床，服锦袍，加以璎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男女皆徒跣，丈夫翦发，戴白皮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夫人亦巾帔裙衫，辫发垂后，饰以金银……气候暑热，土地宽平，知耕种，多畜牧。有鸟，形如骆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极以为患。又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骏犬，今所谓波斯犬也。出[马娄]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瓈、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其王]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珍珠。

历史文献以上片段之载籍，大抵勾画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大约1千年左右中原王朝对西域诸国社会人文的一般认知。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官方记事受到东方政治伦理传统意识的束缚，未能对当时的东西方社会往来作出客观的实录与评价，但从公共信息角度来看，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唐时代中外社会交通的某些侧面构成。而这无疑对后人了解那一时代的人文脉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把握当年西域社会的人文形态奠定了史料凭藉。

三、汉文印信的出土与塔里木盆地人文生态的考察

新疆地区这次汇总的五件汉文印信，有四件属于两汉时代的遗物，仅就这一文物门类来考察，从中亦可看出两汉王朝经营西域涉事内容的主体。

汉代“唐诩印信”采集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奥依塔克，至少反映了中原仕宦阶层活动半径已达中国的西极疏勒一带。

《史记》所谓“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冞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以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冞、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的记事。业已显示当年汉胡使臣、商客跨越葱岭络绎往来的遗踪。

又《汉书》所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从中透露出西汉王朝于丝路南北两道设防沿途、接济本朝使节的部署。

由《法显传》《惠生行记》《大唐西域记》等古人经行之纪实，结合近代中外探险家田野勘查得知，上古以降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多半经由喀什（疏勒）西南乌孜别里山口或红其拉甫达坂穿越帕米尔高原的“罽宾道”来完成。“唐诩印信”出土于阿克陶县的奥依塔克，恰当这一丝路要冲的疏勒地区。由此看来，“唐诩印信”作为一种个人信誉的凭证，正是当年中外人流往来这一城郭绿洲从事人际交往的历史印证。而李崇印信出土的历史背景，史籍稍有明晰的透露。

史载莽新“天凤三年（公元16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剼胡子。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是岁，王莽“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左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皆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封剼胡子；何封为集胡男。西域自此绝”。

以上史料充分显示，正是焉耆之役的失败，导致了西汉王朝失控西域城郭诸国而龟缩龟兹的结局。至于李崇于焉耆败后能有退保龟兹的一时喘息，或许与此前汉、龟之间保持传统旧好有着密切的关联。

原来，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偕夫人入朝长安，汉赐印绶，且以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厚赠送之。绛宾“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内中颇已显示这一绿洲国家对汉室孜孜向慕的心迹。

只不过，此时已成强弩之末的莽新王廷，已经无力支撑处在荒远绝域之中的李崇残部了。这正如史家所评断：“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

中原王朝再次蜚声于西域，已是建都于洛阳的东汉时代了。

这次集结的新和玉其喀特古城遗迹出土东汉“汉归义羌长印”，在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

当年李崇焉耆折戟退保于龟兹，除了得益于龟兹向慕汉化的原因，更有当地归附汉朝的羌人部落融与汉人的情感就包含在其间。

有关汉朝政府款接、羁縻西北诸胡民族酋帅的史实，早年各地出土有不少同类官印可以折射其中的信息。就以涉及碛西沙海诸胡民族为史例，此前已经见有另一“汉归义羌长”和“汉归义羌佰长”“西海羌骑司马”“西海沙塞右尉”及“汉归义胡长”“汉归义胡佰长”“汉率善胡长”“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等印的面世。

史传中国上古时代，南方曾有三苗之乱的发生。后及虞舜，始迁三苗部落于三危山一带。这些三苗后裔在敦煌地区与原住居民融合之后，逐渐形成了羌族部落。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强秦的崛起，游弋河陇一带的羌族部落被迫西迁于雪域高原或塔里木盆地的周边——以“婼羌”“叶尔羌河”为代表的一些与羌人有关的地理概念的出现，应与羌人部落的定居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此看来，以上诸胡官印的颁赐，足见中原汉庭对碛西沙海周边部落的怀远与优柔。其中优抚羌人印信的一再出土，无疑透露出中原王朝充分认识到羌人拥镇西疆的重要。

大抵由于路途遥远转输辎重粮秣的艰辛，两汉政府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率先采用了就地军垦、设府屯田的政策。1959年民丰县“司禾府印”发现，可谓中原王朝屯积西域的绝佳印证。

征诸史乘，知我国西汉时代已在西陲边远地区设有专司垦殖的机构。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颜师古注广至县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而史载神爵三年（公元59年）后西汉王朝于西域设都护，因之匈奴“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从中一再透露出西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军事屯田的重视。

其次，东汉史乘亦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今新疆哈密境内），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

《金石续编》卷1东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刻石，亦见“宜禾都尉”的职官，由此可见东汉王廷于西陲因屯田而设置管理机构的措施。民丰“司禾府印”的出土，透露出汉代在精绝地区经营农业并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确凿信息。

西域出土唐代文物汗牛充栋、无以计数，然而见于铜质印信者，迄今则仅有吉木萨尔北庭故城“蒲类州之印”的一枚。其于唐代西陲行政细节之揭示，价值珍贵，自不待言。

考北庭故城遗址，地当丝路北道的咽喉要冲，在扼控伊犁河流域东来汉地的塞防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城汉代称为“金满城”，为车师后国王庭之所在，著名汉将耿恭曾以持旌北疆屯垦于此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破灭，唐于该城设庭州，与设于吐鲁番的西州形成连贯锁钥的形势。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武则天在此设立北庭大都护府。“自永徽至天宝（公元650—755年），北庭节度使管镇兵二万人，马五千匹；所统摄突骑施、坚昆、斩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镇兵万余人，马五千匹”。所领金满、轮台、蒲类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

然唐于西陲之设州置县，当年史籍仅载“西州”“庭州”“伊州”之数事，亘未见有“蒲类州”行政机构的颁敕。

《通典》卷191：贞观“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万七千七百三十，马四千三百匹。太宗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每岁调内地更发千人镇遏焉”。

同书卷174：“北庭府，东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骑施三千六百八十里。北至坚昆七千里。东南到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西南到焉耆镇守军八百七十里。西北到突骑施三千一百八十里。东北到回纥界一千七百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三十里，去东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户二千三百九十八，口九千七百一十五。

庭州，今理金满县。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之旧壤，后汉车师后王之地。历代为胡虏所居。大唐贞观中，征高昌。于时西突厥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及高昌既平，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后置北庭都护府。领县三：金满；蒲类，蒲类海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轮台；其三县并贞观中平高昌后同置”。

今“蒲类州之印”于庭州故地的出土，说明当年唐朝政府亦在蒲类海地区设立了与庭州级别相当的行政机构，这无疑透露出吐蕃领有吐鲁番地区之前李唐王朝在瀚海故道上频密驻节的历史信息。

在以往新疆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曾有诸多涉及唐代西疆行政管辖的历史文物的出土。1966年至1969年新疆文物部门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发掘出土了一件“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行兵请赐物牒”文书，文书钤有三处朱文篆书的“安西都护府之印”。

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昌县申太平乡贮粮状》（64TAM35：24）一件，状中规定各户贮粮数目，“并令乡司检量封署”。该状钤有四方朱色篆文的“高昌县之印”。

大谷吐鲁番文书《唐开元十九年正月——三月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是一件天山县开元十九年正月至三月的抄目残卷，推测内容应是兵曹帖为鸲鹆镇别将康欢奴等官考功事。卷内钤有“天山县之印”。

初、盛唐时代吐鲁番文书如此频频见有官方印鉴的钤署，足见当时的边政机构有效行使着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

四、中外出土文物对新疆汉唐文化背景的折射

如果人们乐于从更高一个层次回溯汉唐以前新疆地区赖以承续的文化资源，那么来自于物质领域的史料信息则更能丰富我们对于这一地区整体文化脉络的认知。

有关古代中外社会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相对于古籍文献的记载来说，东、西方一批考古成果的公布，则更能给人们留下直观、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以无可争议的物质文明的属性，展示了一段古代历史的真实存在。

中国考古已经揭示，自公元前2千纪青铜时代以来，塔里木东沿的罗布泊一带已经居住着一批操吐火罗语的欧罗巴人的移民部落。虽然人种学测样已经证明这一史前部落含有东方人种的血缘，但这一“罗布人群”高鼻深目、棕色毛发的体格特征，具有浓郁的西方人种血缘成分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自葱西东迁而来的吐火罗先民，曾对天山南北的广大西域地区的早期开发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虽然塔里木盆地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吐火罗人的生计索取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上古时代先民们拓展生活空间的文明探索显然能给我们留下更为珍贵的文化启迪。

此外，在近代域外考古史上，西方学者们发现欧洲出土最早的中国丝绸遗迹，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一座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德国贵族墓葬——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Baden-Wurttemburg）的荷米歇尔（Hohmichele）发掘的一座编号为6的墓葬中，人们发现了一件当地制作的羊毛衫，羊毛和装饰图案的织品中均杂有来自中国的家蚕丝。墓中还出土了成批的来自希腊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器物。考虑到在斯图加特附近霍克道夫—埃伯丁根（Hochdorf-Eberdingen）一座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古墓中也出土了丝毛混纺的织物，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中国蚕丝有可能是经过黑海地区转输于德国。

另在希腊雅典西北陶工区的墓葬遗迹中，人们亦曾发掘了一座雅典富豪阿尔西比亚斯（Alcibiades）家族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六件丝织物和一束可以分成三股的丝线。经鉴定，这些丝织品原为中国家蚕丝所织造，时代属于公元前430—400年间。

来自欧洲考古实践中的这些学术成果，使人们有可能观察到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至5世纪之际充当了中国丝绸远输西方的转输者的角色。从而让人们对远古时代横跨欧亚万里广漠的“草原丝绸之路”有了来自感性的直觉认识。

其次，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的巴泽雷克（Pazyryk）一带，考古学者从一组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大墓中，发掘出了一批产于中国的铜镜和丝织品。

这些文物包括，其六号冢墓中出土的不晚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原“山”字纹残铜镜及同墓另外出土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刺绣。从而有力地证明公元前千纪中叶中国与西域地区社会往来的存在。

另据德国雅各比（HermanJacobi）教授考证，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当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有臣某著《考铁利亚》（Kautiliya）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因此可见，远在上古时代，中印之间已有海陆交通的开辟。

在中国内地，河南安阳小屯殷商妇好墓中所藏之和田珑玉，显然亦为上古中原沟通西方的人文遗迹。

此后的1977年，中国新疆托克逊阿拉沟东口28号古墓遗址中，又出土过一件幅面长宽各17厘米且保存良好的凤鸟纹绿色丝线刺绣绢。经考古鉴定，这件丝绸制品为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产品，具有明显的楚人织绣的风格。这件沉睡了数千年的历史文物，以其毋庸置疑的文化学信息揭示了那条封尘万里的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

质遗存的发现。20世纪中叶，洛阳中州路一带战国遗址出土的若干“蜻蜓眼”料珠，则尤为东周晚期中原地区交接西域的绝佳例证。这种带有圈状套花工艺的玻璃制品，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盛行于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或腓尼基等地中海东岸国家的蜻蜓眼料珠十分接近。

东西方古道上凡此年代绵远、不绝如缕的文物发现，无疑从田野遗存的角度反映着古代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孔道物流转输的昔日辉煌。而所有这一切不避艰难险阻的人类往来，无不与新疆这一葱茏古老的大地保持有不可逾越的地理因缘。

五、以人文观照看待新疆汉地文化的传延与融合

围绕新疆地区文化源流的讨论，曾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这除了近代西方列强在觊觎这一东西方地理走廊的过程中其政治意图直接刺激了这一课题的必然敏感之外，更与这一地区文化构成的丰富多样、机理复杂有着内在的关联。

回顾新疆地区近代以来业已揭示的各种文化信息，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内涵构成至少有以下几个要点可以让人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达成共识。

第一，以小河墓地和楼兰遗址的文化遗存为实例，可见青铜时代至西汉王朝的早期，塔里木盆地已有东、西方血缘交流的欧亚部落在当地形成了绿洲聚落。

第二，随着西汉王朝“凿空”西域的国家意识的拓展，两汉以降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遂又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视域。包括本文列举的带有汉地文化特质的历史文物的出土，便是这一历史过程忠实的记录与写照。

第三，两汉以降同一地区与汉化文物错落出土的大量诸胡民族的文化遗迹，则客观传达出历史时期新疆地区胡汉杂糅的人文生态的鲜活现实。

由此看来，新疆地区出土汉唐时代带有信誉资质意义的汉文印信，实质上正是上述地域文化逻辑在相关历史阶段的合理演绎——它们的出现，正以历史文物毋庸置疑的认识价值，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塔里木及其周边地区多元一体发展的真实存在。

【注】文章原载于《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责编：杨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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