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陈彩云 | 巡检司与元帝国的海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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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彩云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边疆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元史、江南文化史，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古文献整理等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摘 要：元代继承宋代的巡检司制度，藉由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亦为扫除南宋残余海上势力所需，于偏远的港湾、海岛、滩涂等海疆地区广泛设置巡检司，澎湖巡检司就是典型例证，使之成为元帝国海疆治理的重要机构。海疆巡检司的职责与内陆巡检司有所不同，涵盖缉捕海寇、打击海上走私、维护海疆社会稳定等。巡检司对于海疆治理虽有一定成效，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选人用人不当、所属弓兵战斗力低下、吏治腐败严重等问题，不仅对海疆地区造成民生困扰，元末方国珍等海寇起事之时亦未能有效扑灭海寇，其历史教训为明初君臣所借鉴，影响明代海疆巡检司的设置部署与制度设计。

关键词：元代  巡检司  海疆  海防

巡检司自五代开始设立，宋、辽、金亦有沿革，其职责主要为缉捕盗贼，元代在基层治安机构设置中亦加沿袭，因设置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而为学界和社会所熟知。值得注意的是，澎湖巡检司位于远离大陆海岸140多公里、顺风亦需两日海上航程的澎湖列岛，彰显元代海疆管辖的外向扩展性，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它当同元帝国奉行积极开拓的海洋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其标志性举措就包括建立起异于前朝的漕粮海运体制，通过海路将江南的粮食与物资运输至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毅然将国运系于海洋秩序的稳定，可以说，海疆治理的成败之于元帝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澎湖巡检司是元代在海疆地区设置巡检司的典型，其实，元帝国在远离州县府衙、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港湾、滩涂盐场和海岛设置巡检司，将其作为海疆治理的重要机构，其职责稍不同于内陆地区的巡检司，包括征剿海寇，打击海上非法走私贸易等。学界关于元代巡检司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李治安从宏观制度史角度梳理元代巡检司的设置分布，职能和与州县之间的关系。申万里指出至治元年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阐述该措施的制度史意义。刘迎胜对澎湖巡检司设置的背景、宋元时期浙江、福建地区巡检司的沿革做细致分析，阐述其连续性关系。本文对元代巡检司在海疆地区设置分布、职能、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考察，以期更全面理解巡检司之于元代海疆治理的意义，同时也希望厘清在元末海上动乱中，巡检司作为海疆治安的基层机构为何未能有效阻止海寇势力蔓延，亦得以从中管窥元代海疆治理的利弊。

一、巡检司在元代海疆地区的设置与分布

元灭南宋以后，江南民众反元斗争此起彼伏，元政府为稳定社会局势，继承宋代的巡检司制度，亦于南宋故地广设巡检司以加强镇压力量。“至元间江南新附，殷民未安，时多反侧，乃设巡检司，置官一人，行省版受，吏一人，兵三十人以守之。”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残余势力如陈宜中、陆秀夫等多凭借舟楫之利，充分利用海上机动性强的优势，不与元军陆上争锋，而是依托偏远海岛、沿海港湾进行军事斗争，严重威胁元朝在海疆的统治。为有效掌控局势，除加强海防机动力量外，元帝国有意在偏远海湾、海岛布设巡检司以资弹压，维持治安。黄溍就说：“巡检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区海聚，幽昧旷绝之境。”由于海疆巡检司地处偏僻，大多基础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元末危素谈及巡检司设置分布就说，“其职所当荒山绝海，去大府必远。”中国海岸线绵长曲折，港湾、岛屿星罗棋布，全面设置巡检司显然是不可能的，元代根据海疆治理的需求，在海路要道、漕粮海运出发地，重要贸易港口、重要沿海城镇等地周边设置巡检司，同时也会根据海疆治安形势的变化，裁撤或新增巡检司。

山东登州的沙门岛为海防要地，元代江南至大都间的海运漕粮经黑水洋，从沙门岛往西转入渤海，到达直沽港，元官府因此地海防地位而置巡检司。“（沙门岛）登州北海中九十里，上置巡检司，海艘南来转帆入渤海者，皆望此岛以为表志。”元时此地海盗多劫掠往来商贾或漕船，在至正元年，“贼于茒竹山、沙门岛，公然驾舟张旗，树矛㦸，鸣金鼓，焚舟杀人。”此岛设置巡检司以加强海上武装巡查，护卫海运漕船实属必要。

浙西长江口地区是元代漕粮海运的起运地，漕运官衙、海运仓、船场、港口均置于该地，属海疆设防的重点所在。在长江口的嘉定县，至正元年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官分镇万户府于本县治南的孩儿桥，在县治周边的中槎、吴塘、江湾各置巡检一人，弓兵若干。华亭县设有七处巡检司，分别是金山、戚漴、杜浦、淀山湖、青龙、上海、邹城。如青龙镇作为滨海要地，“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越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也。”现上海市中心所在的上海镇，元时尚位于海滨之地，掌控漕粮海运的朱清、张瑄等人早年在此从事海盗营生而发迹，后随着海运和贸易的兴起，上海镇治安难度颇大，元末贡师泰称上海镇“在东海之滨，其民多豪强，轻于犯法，所谓三甲五甲，尝再挺为乱，尤号难治。”在嘉兴海盐县，元时亦设置有故邑、芦沥、澉浦等巡检司，如澉浦港为市舶司所在，元人称：“境接岛夷，商通卉服，大艘巨舶与丑类鲸鲵相出没，有司防御虽不敢懈。”亦可见本地海防形势之严峻。

浙东庆元路（宁波）外洋的舟山群岛控制杭州湾口，历来为视为“海道险要”，元人形容舟山的海疆形势时说：“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大德年间就设置有五处巡检司，分别是螺头（本岛西隅）、岑江（本岛）、三姑（金塘乡之烈港）、岱山、北界，五处皆是海上交通要地，亦为船舶停靠补给的重要基地。如岑江“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舶辐辏于此，亦海州之一镇云。”庆元路市舶司，对日、对朝鲜贸易海上航线多经外洋，位于定海县西北的施公山巡检司亦是海防要地，“北瞰大洋，东距龙头，西接鸣鹤，商舟如江浙常往来。”早在至元十五年，定海县达鲁花赤张进以地扼险要，建巡检司，大徳十一年巡检王质始于山前建衙宇，军备一新。位于庆元路东南的象山县属于突入大海的半岛，亦属海上航线密集之处，“海环三垂，东南皆大洋，北则巨港，东曰钱塘，南曰大睦，西南曰东门，皆蕃舶闽船之所经，从自钱塘而北则定海，自东门而南则台、温。”

浙南台州路所属的临海、黄岩、太平、宁海等地海岸线曲折，港湾滩涂均分布有大量盐场，民众多以海上商贩为业，尤其是地处海滨的太平县（今温岭）元时设置四处巡检司，分别是松门、湖雾、北监、石塘。松门巡检司位于太平县外海岛，宋时为松门寨，为往来航船所集。湖雾位于乐清湾边，是台州和温州海陆交界。石塘亦位于太平县外海岛上。与台州相邻的温州路乐清县有三个巡检司，主要设置在水陆要冲和盐场。“馆头巡检司，在本县长安乡六都岐头，元在茗屿乡十二都馆头。北监巡检司在本县北门乡十八都蔡奥，元在玉环乡三十五都北监。小鹿巡检司在本县玉环乡三十三都枫林下场，元在玉环乡三十都小鹿。”馆头在瓯江边，是乐清到温州路郡城的官方驿站所在地，为重要水路要道。北监和小鹿均在玉环岛上，是温州路天富北盐场所在地。温州城南的瑞安州元时有梅头巡检司，设置时间和原因不可考，其设置在崇泰乡梅头，其地多为沿海滩涂，“双穗场盐课司在崇泰乡场桥。”设置梅头巡检司概与控制盐场有关。

福建岸山阻海，南接广东，北连江浙，为东南海防的咽喉要地，此地海洋经济活跃，海边盐场密布，对外贸易繁荣，加之远离政治中心，海防管理难度极大，元人称：“闽海去朝廷几万里，其土风之浇厖，山川之险恶，海盐市舶之所集。”福建与浙江交界的福宁州元末曾设置柘洋巡检司，由袁天禄所筑。泉州位于福建中部，扼晋江下游河口，为一天然优良港湾，自唐宋以来就是对外贸易大港之一，元时亦设市舶司，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等地的商人聚集于此，商船往来频繁，族群关系复杂，海疆治安形势复杂，元统二年泉州路北的惠安县十三都涂岭设置巡检司。泉州南的晋江县元时亦为海防重地，时人称“闽南之天府”，“控扼实要关”，这里海外贸易繁荣，“风帆踔海鱼龙翻，万货山积来诸番”。晋江专门设置市舶务管理贸易事务，晋江城南八都安海市“人烟辏集，古名湾海”，南宋就于此地遣吏征税，建炎四年建石井镇，绍兴二十六年在此地建土城，垒石为门作为守备，元时设石井镇巡检司。在晋江城南二十都亦设港边巡检司，此地附近有浔渼盐场，港边属其南埕的团场之一。晋江县所属还有澎湖巡检司，汪大渊提到：“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除了澎湖列岛扼守南北海路要冲的战略价值外，管理盐场大概也是设置因素之一。福建沿海最南部的漳州路亦也为海防要区，元人称：“漳居七闽底，东南傅大海，西北引潮汀诸山，地僻且多险，群獠凭溪峒以居，时出为民患。”漳浦城南三都有南诏场，设有沿海巡检寨，元末至正中右丞罗良命屯官陈君用砌石为城，以备不虞。

广东、海南在元朝海疆版图中最为偏远，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海盗劫掠往来商舶，海疆治理尤其困难。元人称广东：“为海上雄藩，南距海，北抵庾岭，东接闽，西连雷、化，地方数千里，户口数十万，猺獠半之。……苟抚字无方，则啸山林，泛江海，相胥起而为盗，故广东视他道，号称难治。”广州路为广东宣慰司所在地，是岭南的中心地带，此地巡检司设置较为密集，广州路就有十七处巡检司。其中不少设于沿海重镇，如屯门巡检司为珠江口东岸门户，今属香港，据载唐时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广州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崖山巡检司因南宋残余海军与元军曾在此激战闻名，时人多认为是海防险要之地，为岭南出入南洋的要塞，其“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海南岛孤悬海外，入元版图时间也较晚。至元十五年，元军基本稳定海南局势后开始进行有效管理，设置有立石、石山、西峰巡检司等。

巡检司所属捕盗兵卒，称为“弓兵”，忽必烈时期江南地区巡检司弓兵一般是三十人，海疆地区巡检司会根据任务情况增减弓兵数量。如同属昌国州，螺峰、岱山、北界三巡检司弓兵为三十人，岑江和三姑则是二十人。岭南沿海地区盗贼频发，弓兵数额就远多于江浙地区，广州所属的屯门巡检司弓兵一百五十人，崖山巡检司一百零五人，广东其他沿海大多在百人以上。应该是根据任务所需配置。

二、巡检司在元代海疆治理中的职责

元代巡检司的职责与州县的县尉相似，在元代基层治安机构制度设计中专以“捕盗”为职。大德八年称：“巡检之名品，系流外之职，所掌从九品印信，专以警捕盗贼。”对于巡检官员的升迁奖惩也主要是以追捕盗贼的政绩来衡量，“巡检弓兵人等严加巡警，务要不致盗贼生发，若有境内盗息民安，特加升赏，巡捕不严，盗贼滋盛者，依例黜降。”设置于海疆地区的巡检司职责稍不同于内陆，其侧重于缉捕沿海或海上的盗贼，维持海疆稳定，将其“捕盗”职责加以区分和延伸，大致可分为缉捕海寇、打击海上走私和维护海疆地区社会稳定等。

（一）缉捕海寇

海寇不同于陆上行劫道途的盗贼，由于东南沿海港湾及海岛众多，海寇易于藏身及补充给养，一旦遇到官府追捕，则逃入茫茫海洋之中，追捕极为不易。同时海寇长年涉险风涛从事非法活动使其财力雄厚，战斗凶狠，元末温州平阳人史伯璿就说：“自古盗贼为患，莫甚于海寇，盖以鲸波万里，白昼犹夜，聚散往来，无有定着，不可得而掩捕之也。”海寇横行海上，威胁往来商人和官员，甚至阻断漕粮海运，影响海上通道的畅通。

缉捕海寇不同于陆上，不仅需要海上搏杀的勇气、力量，更需要海上航行的能力与胆识，一些巡检官因为尽职尽责受到赞扬。江阴长寿镇人朱申曾任庆元路鄞县主簿，曾代理巡检官之职，在他治理下，素称“多盗”的鄞县出现“私贩不入境”的局面。当海盗侵扰时，县令恐惧不敢出海，“君鼓棹径去直前搏贼，获其首，并从者八十余人。”从文中叙述来看，朱申能乘船海上缉捕，并且在战斗上斩杀贼首。巡检官海上缉捕盗贼艰辛备尝，杭州人吴福孙至治二年由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阳县青洋山巡检，由于潮阳也是“遐荒之地，县长贰久缺”，吴福孙全面负责县中捕盗事宜，“获强盗之捕诛者八人，脱平民被诬为盗者若干人，而获其真盗者若干人。”可谓明察秋毫，做到勿枉勿纵，不过长期海上捕盗导致他身心俱疲，未几就“移疾而归。”一些从儒官转任的巡检官追捕海盗时的英勇表现受到时人称赞，如抚州临川人王文锷由吉安龙溪书院山长转任南海县黄鼎寨巡检，到官两月，海寇侵扰邻境，他奉命率所属弓兵直抵盗贼巢穴，而盗贼闻其廉洁官声，主动不与对抗。后海北盗起，王文锷奉命运输军粮数千石遇险海上，“至金星滩，云雾昼晦，风涛大作，舟多漂散，从者皆泣下。”王文锷积极鼓励所属弓兵，并投诗向神灵祈求，而狂风忽止，后海南盗起他又负责海上运输军粮。当广东宣慰司准备提拔他时，身心疲惫的王文锷说“吾于海上艰险备尝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急流勇退”的恬淡背后，可以看出海上追捕盗贼、运输军粮对于王文锷这样的内地文人确实属于“艰苦任务”。

巡检官员就役于海疆，追捕海盗并不轻松，在一些元人诗句中也有体现。泉州惠安人卢琦有诗赠赞扬当地涂岭巡检约苏穆尔时说：“群盗方獗猖，匹马汗如雨，战袍北风凉，奋身良间关。”骑马追捕盗贼固然辛苦，然海上追捕盗贼更是艰辛。余姚人岑安卿赠当地张姓巡检归乡时描述其捕盗情形，“海氛忽凭陵，蒙冲肆攻击，弓开新月弯，剑倚秋空碧。跋涉洪涛中，归语心戚戚，惟喜山谷间，穿窬自宁息。”不难相见，巡检官驾船出击、奔波海上的状态。

（二）打击海上走私贸易

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使得元代海上贸易颇显活跃，贸易航线不断开拓，繁荣商贸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给海疆治理提出挑战。为加强海上贸易的管理，早就忽必烈时期就颁布“市舶法”，鼓励海上贸易的同时，亦加强对海上商舶的纳税管理，严禁贩卖金银、铜钱、铁货、人口等违禁品，确保海上贸易不会影响国内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秩序。不过海上走私贸易亦常有发生，如大德年间，就有商船妄称遭遇风灾，停泊远离市舶司的偏远海岸或海岛，假借补充淡水、食物、柴火等理由，实则乘机怀揣贵重细货上岸交易，从而偷逃税款，元廷一方面宣布“许诸人告捕，余行断没，犯人杖一百七下，告捕人于没官物内三分之一给赏。”用告赏法严控走私，一方面加强海面巡查，要求“沿海州县出榜晓谕屿㠗等处，责在棺吏、巡检人等，常切巡捉，催赶船只，随即起离彼处，不许久停。”设置沿海偏远地带的巡检司因地利之便，就有负责巡查海岸，登船检查以防走私的职责。

海滨地区走私活动最常见的商品就是盐，为有效巡查私盐，元帝国在滨海盐场或海路交通要地设置巡检司，“窃见盐为国家大课，朝廷设官分职，其干系于盐法者不一……关津要紧所在，在有巡检司及镇守军官，分任巡逻私盐之禁。”值得指出的是，海寇也多以贩卖私盐为业，正如朱元璋讨伐张士诚等两淮盐徒的檄文就称“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盐徒长年从事非法海上私盐贩卖，积聚雄厚的财力，足以支持长期的反叛活动。元初张之翰就指出“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始则盐商，终则因盐而为盗。”从私盐商贩到入海为寇，敢于抗拒官军的追捕，甚至抢劫、杀害海上商旅。如元末温州平阳地区的盐徒极为凶悍，“劫掠居民，搏执行旅，少不如意，则杀伤狼藉者乎。”

巡检司官常在海上缉捕私盐贩徒。常州为江南大府，是两浙官盐重要的销售区，此地河网密布，巡查难度大，所设巡检司竟有二十所之多，其中小湖巡检司濒临长江，“风帆浪舶，辐辏岸下，贩私盐以渔厚利者往往与居民通，甚者御人江海之上，日薰月炙，恶习滋蔓，数年以来号称难治。”针对当地私盐贩卖情况，淮安人徐达善到任后，“申明宪章以严警，逻吏不敢肆，卒不敢怠。未几，民有蹈前辙者，追凶摘伏，罔或遗漏，境内肃然。”嘉兴海盐县亦为滨海要地，元末私盐贩卖猖獗，甚至公然往来海上，至正十七年滦城范廉卿为卢湾巡检，虽为儒士出生，却擅长骑射，打击海上私盐贩徒。“亡命心惧，毋敢于州北私贩，境内为之肃然。”元代盐法严密，不仅是对贩卖私盐者处置严厉，也严查巡盐官员的玩忽职守行为，此严厉盐法下，做到勿枉勿纵的巡检司官员更是难得。至大四年，庆元定海人范文忠因协助官府镇压海寇被授予慈溪县鸣鹤巡检，其地位于杭州湾口，滩涂盐场附近私盐贩卖严重，范文忠到任后，“申明法令而去其烦苛，无赖之徒冒盐禁以陷良民者为之屏息。”严酷元代盐法使得无辜群众多受牵连蒙冤，而巡检司官吏从中谋利，范文忠能做到严明执法确属难得。

（四）维护海疆社会稳定

缉捕海寇、打击海上走私活动是巡检司的应急性任务，其日常性职责则是维护海疆治安稳定。新安祁门人陈龙曾因军功授庆元路定海县海内寨巡检，为官三年，“民安盗息”，后因“廉能”，代理“定海县官界寨巡检，尤称厥职。”在官方的制度性设计中，海疆巡检司还能处置海上治安纠纷。沿海渔民不少从事捕捞业以为生计，如在温州平阳地区，“濒海居人不种田，捕鱼换米度长年。”然海上捕捞常遭遇海上渔业纠纷，巡检司官就负责加以处置。延祐年间乐清县陈姓海上捕鱼，以渔货售于他人，陈姓渔民斤两作手脚被发觉，双方发生打斗，陈某贿赂当地巡检官，诬告他人抢劫之罪。可见，巡检官有海上渔业管理之责。

位于海疆偏远地区的巡检司因为远离州、县所在，往往成为海疆百姓常接触的官员，一些巡检司官员往往参与当地社会事业。如位于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径川的寿安桥是当地商贸交通孔道，因其位置十分重要，对当地经济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入元之后塌坏，民苦涉渡。当地巡检官秦梓到任后，主持修复该桥，“偃虹驾黿，工坚贴妥，作八面亭于其上，飞檐步阑，雕栾镂栨，壮丽无与比，购材僦夫佣匠凡糜钱文若干万，米若干石。”建桥费用“大半出已帑。”当地父老感激之余，乡士大夫率族里之隽秀举行真率会，赋诗歌咏。当然巡检司官员由于品级低微，薪俸微薄，又专司“捕盗”，兴办公共工程尚难归为职务之责，应属个案。

三、元代海疆巡检司的运行弊端

元代在海疆地区广泛设置巡检司，目的在于维持海疆社会秩序稳定，加强对私盐贩卖、走私贸易的打击，然其在运作过程中却存在严重弊端，不仅不能维护海疆治安稳定，反而激化东南地区的社会民生矛盾。

（一）官员选任失当

巡检司官在海上捕盗需要战斗技巧外，更需海上航行的勇气胆识和技能，对于能力素质要求极高，然巡检司官员品级低、待遇差。海疆巡检司又多设置在盗贼出没的偏远港湾和海岛之上，位置偏僻，条件艰苦，在元代选官注重出身家世背景的情况下，蒙古、色目官员容易得到美差肥缺的情况下，实在不愿意屈尊就任巡检官，故所选官员难有胜其任者。

元初巡检官最初由世家子弟充任，至元七年规定：“敕诸路达鲁花赤子弟荫叙充散府，诸州达鲁花赤；其散府诸州子弟，充诸县达鲁花赤；诸县子弟充巡检。”可以想见，荫补充任到海疆偏远地区就任巡检官，多是家世低微的官员子弟，教育水平低，身体素质、战斗技能也不足以担当捕盗之责。至治元年，江南行御史台报告称：“巡检名役虽微，所系实重。近年以来多系荫授子弟，年皆幼冲，既不闲习弓马，焉知警捕方略？中间及有年迈之人，精神衰惫，手足瘫痪，被坚乘马尚且不能，何以示其矍铄哉！一旦盗贼生发，无所措手足，致纵贼徒滋蔓。”荫补子弟或“老弱病残”，或养尊处优，其军事训练荒疏，一旦海上领兵作战，面对腥风血雨，结果可想而知。随着元代后期财政困难，一些平民出身的人通过“入粟补官”的途经充任巡检司官。如至正四年，黄河水灾导致河南河北饿殍遍野，朝廷赈济储粮不足，于是下令天下庶民未受刑责者得以“入粟补官”，余姚人王某以五百石的代价，被授以离家不远的昌国州岑江巡检司。

因蒙古、色目权贵子弟多不愿就任巡检官，元廷为解决巡检司官员空缺严重的问题，也为解决汉人儒士升迁困难，在元中后期选拔儒学学官担任巡检司官。儒学之士弃诗书、操兵刃，到山林、海岛追捕盗贼，未免心酸无奈。苏天爵在送别其友韩伯敬任华亭县杜浦巡检时说：“顾使跋涉江湖风涛之险，触冐蛇虺瘴雾之毒，其亦可怜也哉，士之往者又岂得已也哉。”然对于江南儒士而言，处境则更为艰难，元廷规定学官任巡检官需要回避原籍，北方儒士调江南，江南儒士更远调广东、海南，相较而言，岭南无疑更为偏远，时人视为“烟瘴之地”而心生畏惧。元人吴澄就指出：“其地皆岭海之乡，边鄙之境。夫以章甫缝掖之皋缓，一旦使之驱驰弓马以戢奸捕盗为事，疑若失所宜。”儒士担任捕盗官员往往得非所长，一些儒士担任巡检官期间甚至殒命他乡，陈旅就说：“夫儒者平日雅雅驯驯，心神智术不越乎笔研文字之间，一旦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冦，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亦难矣！故前后之鳏厥官者常相踵。”由平日舞文弄墨，多未经军事训练的儒士担任捕盗官，亦可见元朝巡检司职官制度之荒诞。

（二）官兵海上战斗力低下

不仅巡检官素质低下，不堪任职捕盗，其所属弓兵也主要来自民间征发，战斗训练差，在至元三年，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的札付中就言及：“近据松江府申，合属额设弓兵，俱系农民，少谙巡捕。”巡检司所属弓手疏于训练，不一定是督促不严，弓手常被当地长官作为役使劳力，用于接送官员、押运贡物等非本职事务，“凡朝廷使命之岀东南，方物之贡与夫省宪百司往来络绎，罔不役巡兵护送之。”稍不如意，就鞭挞打骂弓兵，甚至巡检官也需亲自应役，故常疏于军事训练。可以说，巡检司所属弓手多民间百姓，缺乏战斗训练，加之兵器缺乏且低劣，巡检官又多是纨绔子弟或是文弱儒士，巡检司官兵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元初张之翰对于巡检司捕盗能力有所批评，“每遇盗贼不过率领县尉、巡检一二人，县尉、巡检不过率领弓手三二十人，彼贼众多，动百千，寡不敌众，弱不敌强，但束手待毙而已。”实际上，巡检司官兵面对“凶残狠毒”“杀人如麻”的盗贼亦往往不敌溃败。

巡检司官兵在海疆地区面对海寇，更是不敢驾船追捕，如在嘉兴海盐州“亡命得以私贩，擅之每操兵飞棹，往来贾贩，虽吏兵莫之敢撄。”与巡检司官兵二三十人相比，私盐贩徒成百上千，海上行动力惊人，巡禁官兵无可奈何，只能收些“过路费”，元末温州路平阳州是“介山濒海”之地，州地有天富南盐场，“贩私盐者，跋山而出，遵海而趋，动以千百成群”，对于这些武装起来的亡命之徒，“巡禁在官之人，袖手莫敢拦截，不过取索买路钱而已。”当海上捕盗之际，元代巡检司官员选拔不当的恶果就已经体现，史伯璿说：“盖牧民之官，素非谙识海道之人，彼见洪波怒涛，汹涌无际，固已胆丧而魄褫矣。况又使其冒犯猾贼之锋刃，则彼下海之行，惟有见之公移而已，舟未及行，固已问幽闲林壑，贼所不到之处，以为避贼之所矣。”海上捕盗之官却为北人，不习海战，，一见海上大风涛，已经破胆，被迫出海也移舟到偏僻地方躲避，既避免上司畏贼不出的责罚，又可免与海盗交战而丧命，真可谓莫大之讽刺。

（三）吏治腐败

海疆巡检司官员选人多有不当、弓手又多“无赖之人”充任，平时训练不足，因此非但不能维持海疆稳定，反而鱼肉百姓，成为海上动乱的祸乱源头之一。天台人赵许延祐年间曾任温州路推官，平反当地巡检司制造的冤狱。前述乐清县陈姓渔民诬告海上客商后，巡检司官收受贿赂前往缉捕，“捕得掠俾自诬，二人以瘐死。”乐清巡检官颠倒黑白，甚至将原告屈打成招，冤死狱中。巡检官滥捕平民以敷衍上官，甚至指善为恶，以求财贿。如嘉兴澉浦市舶司所在巡检官利用查缉走私贸易的便利横索贿赂，甚至公然抢夺外国商人，不从则以武力威胁，酿成祸乱。“上下求索、孔窦百出”，每一番船至，则众人欢呼说“亟治厢廪家当来矣”，强取豪夺，引起外商愤恨，杀伤市舶司官三人，导致严重涉外事件。

巡检司官兵无力缉捕海上贩卖私盐的海盗，又为应付上司切责，就抓无辜民众应付，导致百姓有冤难诉。义乌人黄溍曾任宁海县丞，本地滨海盐场私盐严重，武装盐徒率众拒捕，巡兵捕盗急，于是以“民在盗籍者”充，幸亏黄溍为之主持公道，免死者三十余人。在整治私盐过程中，不法官吏甚至主动制造冤狱，趁机侵吞百姓家产。“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获，乘隙肆为抢夺，所犯罪有轻重，家资为之一空。”颠倒黑白的私盐查缉，非但不能阻止猖獗的贩卖私盐活动，反而激化了官民的矛盾，成为海上叛乱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四、巡检司与元末海上动乱

元代在海疆地区司职捕盗事宜的巡检司，实际运作却存在严重的吏治腐败、战斗力低下等情况，再来分析元末海上动乱爆发就更易理解。关于动乱起事者方国珍的出身多认同《明史》所言：“世以浮海贩盐为业。”方氏家族长期从事海上贩卖私盐，积累财富，养成彪悍善斗的海寇习气，然起初尚不敢公然与官府对抗，促使方国珍决然起兵反元却是遭人构陷，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据载，元末黄岩人蔡乱头聚众海上劫掠，官兵发兵缉捕多牵连平民，方国珍平时仇家陈氏就诬陷他与蔡乱头勾结，方国珍怒杀陈氏后，陈家上告方国珍谋反。“官发兵捕之急，国珍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亡入海。”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叶子奇为方国珍鸣不平，认为方国珍最初组织武装的目的本意捕杀蔡乱头以领取朝廷的赏赐，“慕赏功官爵，募众至数千人。”“亦欲向功，为国宣力”，时台州路总管焦鼎等接纳蔡的贿赂，不加整治，玩忽岁月，方国珍惧怕报复万般无奈入海为寇。方国珍被官府缉捕时也不想起兵反抗，而是“大恐，屡倾资贿吏”，在“度不能继，且无以自白”情况下被迫起事。

黄岩当地的巡检司曾奉令缉捕方国珍，“巡检某往捕谷珍时，谷珍方食，左执食卓为牌，右持大杠为棍，格杀之，遂起兵叛入海为乱，劫掠漕运。”巡检官前去缉捕方国珍时竟然被吃饭桌子板凳当场格杀，可见巡检官兵的战斗力低下。方国珍投明之后述其反元的原因就说：“今酷吏藉之为奸，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常年从事海上贩盐的方国珍深知元代司法腐败，普通百姓被捕后被冤枉构陷、家破人亡。元末捕盗官兵与海寇交锋屡屡落败，并非仅有特例。傅常，江西人，至正年间带兵至定海侦测海寇时死难，“常所受兵素不习战，与贼遇弗敌，死之。”可见，海疆巡检司弓手对付海寇根本无济于事。

值得指出的是，元末海疆社会秩序大乱的情况下，巡检司并非一无是处，其力量虽不足以平息海寇，一些地方人脉广、能力超群的巡检司官能在乱世中保一方平安。元末贵溪人李光曾任温州之莆门巡检（今为苍南县马站镇，浙闽海上交界），时元末大乱，莆门北有海寇，南有福宁州红巾军，“民怖骇不宁厥居，光乃招集勇敢士，分镇险隘。”海寇登陆侵犯时，李光率当地义士赵良等力战，斩首十余人。由于李光严谨守备，勇于任事，海寇知难而退。其后升任庆元路儒学教授，湖州路知事，行枢密院掾史、乐清县尹等职。

元末海上动乱爆发之时，为弥补官兵之不足，元廷积极鼓励各地组织义兵对抗盗贼。一些当地义兵因对抗海寇有功被授予巡检官，元末危素就说：“闽粤去朝廷万里，方盗之起，警报上闻，非旬月所可达，及选将用兵，声罪致讨，而贼势日张，诚宜使其民自相为保，谨斥堠，置烽燧，声势相，而缓急相□，则盗难剧可平矣。”漳州南胜县海寇作乱，官兵作战不力，居民结天城寨自保，海寇围困天城寨时，龙溪许存衷倾资募兵击贼，遂解除城围，地方官授其为南胜县定南寨巡检。一些为官的当地人因为熟悉地方社会，有丰富的乡里人脉而被推荐为当地巡检官，象山人王刚甫元末为庆元路蒙古字学录，方国珍起事后被举荐为象山县东门巡检，“摄六年，盗畏，不敢一人登陆。”

综上所述，从海疆治理角度来说，元代在行政治理薄弱的偏远港口、海岛、滩涂盐场等海防要地重点布设巡检司，自然是为及早侦知海寇情报，相机而动，掌握海上捕盗的主动权，及时调配力量，将海寇消灭于萌芽状况，以维持海疆社会秩序稳定，可以说，设置于海疆的巡检司是元帝国海疆治理的第一道前沿阵地。就其制度设计初衷而言，意图在完善海疆治理，确保元帝国漕粮海运、海上贸易、海盐生产和运销等海洋活动都能稳定运行。

从元帝国实施大规模漕粮海运、滨海盐课收入丰厚、海上贸易繁荣等情况来看，海疆巡检司的运行起到一定作用，其积极方面当然不容忽视，巡检司官亦有为元人所称赞。然中国海岸线绵长曲折，广袤大海防御面广，只是布点设置的巡检司难免会有疏漏或薄弱之处。同时，海疆治理需多方配合，涉及军事防务、漕粮海运、行政运作、财政管理、司法监察等部门，实践运作中凸显出到元代政治体制所固有的弊端，如巡检司选人存在族群歧视，弓手战斗训练差、财政保障低、吏治腐败等各种问题，故作为第一道藩篱的海疆巡检司，元末未能有效阻止海寇兴起。至明初，作为海疆治理重要机构的巡检司因其地位、职责仍然继续保留，甚至在明初设置更加密集，然而明初吸收元末海上动乱的教训，为加强海疆地区的军事防卫能力，建置以沿海卫所为中心，包含巡检司、烽堠、墩台、营堡在内的诸多军事设施，同时为避免陆上防守的被动局面，还实施以水寨、游兵为主体的巡洋会哨制度。可以说是连点成面、巡查大洋，应可谓吸取元代巡检司海疆治理弊端而采取的改进措施。

【注】文章原载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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