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的中国学术共同体

随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大陆学界”的边疆研究重新起步并不断扩大和深入，源流衍生，蔚为壮观。边疆史地研究、边疆民族研究、边疆社会研究、边疆文化研究、边疆战略研究、边疆安全研究、边疆经济研究、边疆发展研究、边疆地缘政治研究、边疆政策及制度供给研究乃至中外边疆学术对比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著述迭出，刊物数量和发表的相关论文与日俱增。众多学者加之政界、军界研究人员的探讨，将中国大陆的边疆研究不断推向新阶段和新高度。

进入21世纪之后，边疆研究在中国学界逐渐产生出建构边疆学学科的趋势。无论是内地或边疆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均有学者倡议构建边疆学。事实上，无论是否将“中国”冠名以论边疆学或提出何种范式才能称为“边疆学”，似乎无关紧要，边疆学作为一个对边疆现象研究的总称，已经被中国学界普遍采用。笔者认为，边疆词汇和语境的产生以及逐步丰富起来的边疆研究，是到了出现国家实体的时段才形成的理性和由理性衍生出来的概念、理念以及学说。时至今日，中国学界的“中国边疆学”如何建构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以至于“边疆学”成为一种将所有考察报告、史地研究、边疆学说分析、边疆社会文化调查、地理边疆治理、周边国家关系、边疆学建构探讨等论文和著述包罗起来的“隐学”。其中，近些年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现象早已凸显，对于如何构建“中国边疆学”或“一般边疆学”的探讨，其实都与这些学术共同体的主张关联在一起。

(一)以边疆史地研究为载体构建“中国边疆学”的主张

边疆史地研究是在中国影响很广的一种学术方法，亦是一种广泛覆盖于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流派。如前已述，其可溯源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因源头远、领域广，且大师辈出，边疆史地研究的展翼之下云集了各相关学科，又经大师们的多年孵化，似有可以进行交叉研究或跨学科研究的广阔空间，几位主流学者又较早倡议构筑“中国边疆学”，并提出要进行跨学科研究 ，在建构边疆学的学术呼声之中占优势地位。近十多年的代表人物有马大正、厉声、方铁、邢广程等人，他们的主张影响相当广泛，而从南到北各省市的学者致力于史地研究的为数众多，马大正、厉声、方铁等学者的研究范式已经为研究者们所熟悉并多有运用，国内多种学刊尤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发相关论文甚多，近年来尤其强调“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支撑在于史地研究，可以说“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事实上是存在的。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陆续出版的《中国边疆学》（邢广程主编）在国内颇有影响，虽仍然是边疆研究的资料汇集，与边疆学学科形式的专著不同，可视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动态之总称。由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历史渊远流长，依托于历史和地理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易于受到承认，马大正、方铁等学者的主张，拥趸者很多。但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出版极少冠名为边疆学的学科性质的专著。需要提及的是，边疆考古研究虽然属于史地研究范围且成果丰硕，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一直对构筑边疆学不置可否，也未见倡议建构边疆考古学的，原因尚待探查。

(二)以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为载体的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实践

如前所述，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之中，由于西学渐进包括受来华外国学者的影响，很多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传入中国的文科知识体系，将能够阐释考察之中发现问题的学科活学活用，尤以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亲缘学科为工具，取得了丰硕成果，“路径依赖”已经产生；更由于新中国建国之后，中国学界受民族学研究的实践和民族学讲授的影响，多数知名学者的民族学功底深厚，轻车熟路地推出一系列成果。早期林耀华的《民族学研究》《民族学通论》，该类书多以边疆为视角，其影响广泛；后周伟洲、徐黎丽、张植荣等学者同为这一领域的建树者，周伟洲的《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将民族学作为边疆学载体的主张。徐黎丽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当代卷)》，是将民族问题视为边疆问题的诠释之作。张植荣的《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其主题将民族问题置于边疆研究，同时又关注海疆问题。周伟洲也主张“中国边疆学”要作跨学科研究，但其底蕴仍然为民族学。中国西北省区学者受早期舆地派研究的影响，将民族研究置于边疆研究之首位，这也是思维逻辑的使然。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具有学术共同体现象的群体，只是由于旗手不多而比较松散，在一定的范围内(例如陕西师范大学)存在着学术共同体的集簇。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大部分高校在讲授民族学时，几乎没有不与边疆问题相联系的，众多学者也将民族问题视作边疆问题的关键。由于这个原因，以民族学建构边疆学的建议在大陆学界有较多的附和者，这种情形在近些年国内的各种边疆论坛中十分常见，有着学术共同体的现象。

(三)以边政学或边疆政治为载体构建学科体系的实际成果

如前已述，在中国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之中，边政学是边疆政治学的代称，边政学的首倡者为当时的著名学者，所议所说正合当时国家之急需，响应者众多，有的学校开设边政学课程为其后留下了学术火种。到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时，自然有学者或多或少受到启发，将其基本方法和范式贯入“中国边疆学”之中。近年来，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边疆现象(边疆问题)的论文逐渐增多，由于这个角度有亲缘学科的公共管理学、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以及政策学乃至国防学、边防学等作支撑，目前，在学界这个方面的探讨似较为成熟，《中国边政学新论》(罗崇敏著)是2006年出版的专著，其内容对边政学的框架多有替换，但仍然推崇边政学的理念；而2012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学概论》(郑汕著)可视为新时期边疆政治学即新边政学的集大成者，名曰“中国边疆学概论”，实为边政学新解，从主线与框架都可以看出边政学的学术基因；而2005年和2015年出版的两部《中国边疆政治学》，更显示出以边政学即边疆政治学为载体的建议有着合理性与可行性的佐证。毋庸讳言，这个方面的学术共同体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较为松散，其代表人物有吴楚克、周平、郑汕等。他们的影响面在边疆研究之中比较广泛，且以专著形式对这一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诠释，立著为证，将建构边疆学的实践付诸于现实行动。公允地说，这都还不是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学”层面的展示，只能视为边疆学分支子学科的研究成果，因为疏通了学科建构的管道，步入其中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

(四)以边疆经济为视野的边疆学学科建构的实践与探讨

其实，在第一、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之中，对经济各个方面的研究络绎不绝，不过皆从属于当时研究者的偏好未能独立出来。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边疆经济研究领域群贤毕至，倡议构建边疆经济学的学者陆续发文，以推进这个方面的研究。1986年徐晓光发表了边疆经济学初探，分量比较重。与之同时，王慎之撰文提出建立边疆经济学，认为边疆经济学是限定含义的区域经济学,也是研究边疆区域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科学。1994年牛德林发表了《边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意义》，是一篇比较重头的论文；此前，其编撰出版的《中国边疆经济发展概略》内容丰富，但仍是一部经济史学或类志书似的著作，主要以介绍和综述为主，距相对完整的学科著作还有较大差距。郑长德著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一书，对边疆经济学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国西部省区有些学校在为学生讲授经济学时，也编写过不少边疆经济研究的教材，广泛地将国内外涉及边疆经济运行、边疆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以及边疆经济史的若干档案，还有边疆地区政府的经济政策等都纳入其中，教材题目一般也冠上“边疆经济学”字样。2009年，梁双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边疆经济学专著《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有可能此书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将边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著书立说。四川大学于2016年开设边疆学，公布了(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631边疆安全与发展考研大纲。该校学者杨明洪是建构边疆经济学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有数篇论文已经成型，近期可见诸于刊物。目前的“边疆经济学”可以说是一门正在新创的学科探讨，从已有的基础看还很薄弱，尚未有现成的成熟著作尤其是教科书的参考。公允地说，边疆经济学也还不是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学”层面的展示，只能视为边疆学分支子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这个角度所出现的学术共同体更为松散，有学术共同体的现象而尚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五)以边疆战略研究为蕴含的边疆研究的学术实践和展示

从战略的角度开展边疆研究，是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在中国学界、政界和军界研究人员的一个新视域。可分为一般性的边疆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两大方面理论，以及对策性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等。从互联网检索所见，从事边疆战略的研究人员可谓众多，皆与“问题导向、国家亟需、前瞻重大”的主客观需求有关，综观近几十年来边疆战略的研究成果，多数研究者横跨学界、政界乃至军界，个中底蕴可想而知。有学者认为，“战略边疆指的是一国影响力所能实际控制的战略空间。”此与地理边疆的一般性定语极为相近。从这个角度衍生的边疆战略研究，多与政治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有着亲缘的学术基因，同时又包含了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地理、历史、文化、安全、军事、外交、法学以及地缘政治学的交叉与综合，切入边疆研究有着许多相关学科作支撑，最重要的是，此类研究都具有战略的眼界以及战略学的依据。在边疆战略或地缘政治战略研究上，近些年的领军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有：张文木、王仲春、乔良、徐光裕、时殷弘、王缉思、温铁军、何新、张瑞、石家铸、于逢春、肖自强、王鼎杰、张世平、李国强、刘从德、丁力、 杨恕、朱听昌、李星、胡波、余潇枫等，从他们研究的领域看，几乎覆盖了以上所述的各个方面。多年来，有关边疆发展战略、边疆军事战略、边疆安全战略乃至于边疆人财物政策等方面的战略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诠释、解读、深度研究等方面的探讨，更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因“一带一路”范围宏远，影响巨大，所涉边疆战略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张文木在边疆战略研究上可谓首屈一指，其涉及的方面，包括国家战略中的边疆地缘战略、战略地理分析、战略哲学思考、边疆军事布局、边疆历史的延伸等；王仲春作为军界学者翘楚，对战略全局的内涵以及边疆战略的实践有着很深的研究，对边疆战略研究极有启迪；乔良、徐光裕等军界研究者将边疆含义进行了拓展，视野不局限于地理边疆、文化边疆等传统“边疆”理念上，还将金融、网络、外太空等形式的“边疆”做了揭示；张瑞、石家铸、张世平、李国强、胡波等对海疆的研究，成为近些年边疆战略研究的亮点；时殷弘、朱听昌、丁力、王缉思、刘从德等在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角度上对中国周边形势做了深度分析；肖自强、王鼎杰等从全球化以及国家边疆划分的视野作了边疆战略的解读；于逢春、杨恕等作为高校专职学者，在边疆战略的研究上影响较大(不能忽略的是学者于沛、孙宏年等人从国外边疆理论研究中提炼的边疆战略观点，提供了边疆研究的参照)；李星的边防学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余潇枫等人的边疆安全学研究别开生面；温铁军、何新等人是横跨诸多学科的研究者，也对战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包括笔者也认为大边疆战略是研究国家战略问题的一个出发点。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地的作一介绍。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现象，即在战略视域中边疆研究的人数大幅增加，集簇现象也较多，即使是同一个领域也存在以学校或行业为圈子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可以划分出类型的研究群体，各家各派的学术研究家国情怀甚浓，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也具有以战略学为底蕴的研究范式，视域和问题域都指向边疆研究或与边疆有关的战略研究。

(六)新型综合研究在边疆学建构上的探索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所有的边疆研究流派，越是往前走越是能够感受到学科建构的问题。从近年来一些边疆学论坛的内容看，关于如何建构边疆学(无论是“中国边疆学”或是一般边疆学)的命题，都有学者发表意见和建议。对此问题最为敏感的学者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及西藏社会科学院，有的学者对已有的“定论”提出了质疑。杨明洪、王春焕、袁剑、朱金春以及孙勇，首先对“中国边疆学”提出质疑的是有无国别边疆学？其次是缺乏边疆学的一般性研究能否将边疆研究引向深入？再次是对边疆学学科体系的依托提出异议，认为史地研究、民族研究都很难成为边疆学的载体。这些认识其实源于四川大学2014年出版的《华西边疆评论》第一辑的有关论文，其中，笔者在对自己2008年中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之中已经产生的观点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正在将一些同行引向对这个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张世明、袁剑等对边疆研究的一些著述，暗含了我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边疆”由陆地边疆延伸到多维的“边疆”，已从平面的陆地边疆概念发展到立体的陆海空疆和外太空边疆，今天和未来则进一步从地理的边界边疆发展到各种具有边疆现象的领域，产生了学界广泛关注的“利益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以及“战略边疆”等概念，这些“边疆”值得综合地进行研究。有关的认识和研究我们将在今后陆续推出，在此不作赘述。我们认为：学术共同体之所以能够产生，最重要的是几个研究者发现问题的专业基质，以及在发现问题之后将问题引向深入研究的能力。在某个学术共同体之中，仅有共同兴趣还不够，还要有在共同的目标追求之中能够为同行提供学科逻辑化的形式，以此作为一种内部的约定，为共同体在研究中提供学术逻辑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综合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已经产生。尽管目前人数还很少，但有理由期待着它的成长和壮大。

余论

摩里斯·N·李克特(MauriceN.Richter，Jr.)指出，学术共同体活动中存在两种交换系统：第一种是内部的交换系统，即共同体成员的内部交流；第二种是共同体与外界之间的交换系统。只有学术共同体成员同时遵循这两类交流系统的规则，共同体内运行规范与其外在社会规范才能较好地统一。从中国三次边疆研究的高潮看，学术共同体都具有李克特指出的这种系统，实际中要产生学术权威与导师，也会产生不同学派以及学派中的门派，这必然要形成研究的集簇状态，也要依托于一个期刊为阵地发表成果——由此，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行动才能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与此同时，每个学术共同体所在的历史阶段、国度与社会乃至于所处的地域或研究单位(学校、机构)，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会对学术研究人员产生各种影响，有的影响有时会对某个学术共同体的兴衰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为此，边疆研究和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皆是因时应运而生的。我们认为，党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等期望之后，经过国家级的协同创新工程、“双一流”学校建设总体方案等，边疆学的建构问题愈显重要，如果没有若干个学术共同体的作为，将是一个不可能靠几个专家学者独自努力就能够完成的任务。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学术共同体的“范式”(Paradigm)的理念，对科技学界和人文科学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其“范式”的提出和影响，使得研究人员开始注意构建成体系的理论，以解决单个论点虽然有道理但在论战中比较脆弱的问题，同时希望建立各种类型的“科学共同体”，遵守相约的“范式”或一同创新转换旧的“范式”。在各个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对范式的运用加以延伸，以至于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都在使用“范式”概念，大到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内在结构的模式研讨，小到每一个学科的基本规则的制定，都被纳入到范式的范畴。中国学界今天谈范式，有着多达近二十余种解释，在此不一一述评。我们赞同“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整体性。离开整体性，范式便无法理解，也不能存在”的观点，为此，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始于“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意识”，人类正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增长，也将知识性的问题在深度研究之后生长为学识的。能够坚持这一原则的边疆研究，通过哲学思维的指导，确立系统分析的方法，将明晰的逻辑主线作出规定，不超越问题研究的边界，同时又能开放性地阐释边疆现象，又要遵循学术一般性的规范，遵守文本写作的基本方式，即是我们主张的边疆学研究范式。

结语

在国内，无论现有的哪一种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更大的视域上看，都可称之为中国学界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通观学术共同体的功能，主要有：能形成持续的研究能力，对科研成果进行同行评议，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的机会，推进和实现学科的创新等。学术共同体的社会作用，是通过作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以及研究工作的实际社会效果体现出来的。这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创新，产生一流的学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培植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以促进建构边疆学，已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决策层各方面关注和重视的一个命题。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先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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