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再无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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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戊戌变法120年，学者许知远来到谭嗣同墓前，向这位民族的先行者发问：
如果1898年的秋天，你逃走了或者没有被杀头，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怎么应对未来的动荡……如果你活到今天，你会觉得现在的浏阳是你渴望的样子吗，你会喜欢这个时代吗？
“他为什么会催促梁启超离开，自己却选择留下来赴死？”今天的人，或许已经无法去理解一百多年前那场义无反顾的牺牲了，那是一种明知后果如何却仍要一往无前的悲剧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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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迎来了最后受刑的日子。
六人皆大义凛然。有人在受刑前为六人送来西鹤年堂药店的鹤顶血，要他们服下，称可以立即昏迷，以减轻就刑时的痛苦。六人均推开说：“读书数十年，到今天才有用了，拿去。”
被捕之前，谭嗣同本来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逃跑的。
慈禧发动政变是1898年9月21日，囚禁光绪，并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到第四天后，也就是9月24日才被抓获。而这几天里，谭嗣同大多数时间就静静地呆在他在北京的住处——浏阳会馆中。他是在家中等死。
在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就清楚的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9月21日开始抓捕当天，梁启超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说话。谭嗣同的仆人得到抓捕的消息，赶来报告，并告知两人，康有为已逃往上海。梁启超立即劝谭嗣同逃跑，并说认识日本使馆代理公使，可求保护，但谭嗣同当时就拒绝了。
谭嗣同让梁启超速速逃亡，自己留下来赴死，因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又说“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
谭嗣同的许多日本朋友苦苦劝说谭嗣同东渡日本，以躲避慈禧太后的搜捕。
还有一些江湖侠士也来劝谭嗣同外逃，大刀王五便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
谭嗣同拒绝了那些劝他逃跑的人，他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但他放弃了，选择了主动赴死。
行刑那天，谭嗣同是第五个被杀的。受刑前，谭嗣同仰天大笑，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话令刽子手手抖不止，握不住刀，胆都快被吓破了。因为慈禧曾专门交代刽子手用钝刀，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谭嗣同在被砍了足足30多刀之后才倒下。可以想见，当日的行刑已经不是砍了，而完全是锯了。即便如此，谭嗣同在临死时仍大义凛然，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怯懦。
122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位当时33岁的铁骨铮铮汉子在刑场上的表现，仍然觉得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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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在就义前，曾给妻子李闰写下绝笔信：
闰妻如面： 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谭嗣同与妻子李闰结婚十五载，感情甚笃。李闰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死亡来临之前，谭嗣同的信写得哀感顽艳，既有眷恋之情，也有愧疚之意，以及怕妻子太过伤心，对妻子的种种安慰。
“手书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语气看似平静，却将两人阴阳相隔的无奈表现无疑，给人一种深深的心痛感。
他劝慰妻子，“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又写下“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将自己和妻子比作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中的迦陵毗迦同命鸟，“生生世世，同住莲花”。
英雄驰骋千里，家是最后的温暖。人非草木，面对死亡时，没有人可以彻底洒脱到不管不顾，谭嗣同可以视死如归，但是仍然对于自己的妻子有各种放不下。
这位悲剧先锋，在任侠豪迈之外，展现出来的儿女深情，令人泪奔。
写下信一天以后，谭嗣同被押送至宣武门外菜市口，在人山人海喧闹声中被斩首。
被捕前，谭嗣同曾与妻子诀别：“告诉后来的人们，我为了什么而死。”
妻子李闰说：“可是我们还没有孩子。”
刚硬如铁的谭嗣同闻言后，一下子哽咽了，他抱着妻子说出了天下父亲最绝望的一句话：“在现在的国家，多生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谭嗣同牺牲以后，听到噩耗的李闰很是悲伤，投江自杀，被路人救下，送回家中。李闰再次用刀自杀，被家人急送至医院，救回一条性命。
两次自杀未遂，李闰整日悲痛，后取谭嗣同绝笔诗中之句“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并写下催人泪下的悼亡诗：
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谭嗣同遇害这一年，他的父亲谭继洵已经75岁了，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位守旧的大清高官，因为儿子之事受牵连，被革职回籍。谭继洵并不懂儿子，但知道儿子高贵的情操和忧国忧民情怀，悲痛之下为谭嗣同写下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三年之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也郁郁而终，享年78岁，至死也没有等来儿子的平反昭雪。
谭嗣同拯救天下苍生，却惟独苦了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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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鲜血未能在当时唤醒民众。愚民们并不认为谭氏等人是在为谋天下苍生之幸福而努力，而是相信了满清政府官方宣传，认为这六人均为乱臣贼子，其罪当诛。
从当时来看，谭嗣同的死是一种不幸，这是先行者的孤独。人们经常在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然而纵观古今，困顿与冻毙正是大多先行者无法摆脱的宿命。
当戊戌六君子乘囚车赴刑场途中，甚至有沿街民众投掷白菜帮子烂菜叶。当六位志士人头落地时，围观群众也是一片叫好声。
谭嗣同的时代，主流是守旧，而不是维新。在此语境之下，作为先行者的维新派注定孤独，民众给予他们的不是掌声，而是嘘声和骂声。鲁迅因此曾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但谭嗣同的鲜血也没有白流，他的死唤醒了当时社会进步人士。在晚清时期，改良派一度坚持，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与瓜分。在当时社会，改良派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谭嗣同赴死以后，革命逐渐在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达成共识。
谭嗣同就义不久，其好友唐才常组建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发动起义，虽最终失败，但为通过革命为中国探索新出路，算是从实践中回应谭嗣同的就义。唐才常在临刑前吟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故友说的就是谭嗣同。
《革命军》作者邹容虽从未与谭嗣同相逢，但最仰慕谭嗣同。在谭嗣同就义后，邹容“立志继承谭嗣同的未竟事业”，曾题悼诗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表达对于谭嗣同未竟事业的继承与向往。
邹容平日将谭嗣同的遗像放在坐侧，并题诗于其上，以勉励自己以谭嗣同的奋斗牺牲精神从事革命。
谭嗣同的血对于年轻革命者思想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此时的革命者已经从谭嗣同的血腥味中觉悟到，满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摆脱这个政权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空想。
谭嗣同的湖南老乡，以投海自杀激励革命者的陈天华，在其《猛回头》中写道：“那时我们汉人中有一班志士，看见时势不好，热心的变法，只想把这国势救转来。那里晓得这满洲政府，说出什么‘汉人强，满人亡’的话儿，不要我们汉人自己变法，把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六个人一齐斩了。其余杀的杀，走的走，弄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满人的势力。”
李敖在小说《北京法源寺》中，写了谭嗣同告诫从南方而来劝他逃亡的革命党人的一段话：
我愿意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这是对谭嗣同主动赴死的心史最精彩的发掘。
谭嗣同的血惊醒了后来的国人，全社会的进步人士结束争论，逐渐形成共识，惟有革命才能为中国寻找到一条出路。
曾经温和的改良者纷纷转变成了激进的革命者！
戊戌年的谭嗣同选择为改革而赴死，却最终为革命而永生。在他求仁得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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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常人来说，死亡以外，再无大事。但是在勇者眼里，终究还有一些事物高于生死，为了追寻、捍卫这些事物，他们不惧一死，甚至勇于一死。“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谭嗣同以后，还有自投监狱的邹容，北上行刺的吴樾等，前赴后继，昂首而行的革命者队伍，共同铸就了一个烈士精神蒸腾、弥漫的时代。
这样的英雄，这样的精神，始终像神祗一样，矗立于时代之上，应该受到瞻望咨嗟，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