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唤醒，有价值吗？
这篇是承接上上一篇文章的话题，如果有读者还没有读过，可以先点开链接阅读：愚民能不能唤醒？值不值得拯救？
从苏格拉底到鲁迅，从谭嗣同到秋瑾，在唤醒愚民这一点上，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追寻到幻灭、满心期望到灰心绝望的道路。
那么，先贤的呐喊、唤醒，还有价值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谭嗣同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没有唤醒民众，但唤醒了当时社会上的精英进步人士。
在谭嗣同就义之前，改良主义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梁启超、康有为等泰斗级人物都是保皇党。
谭嗣同就义以后，社会精英放弃了对满清王朝的幻想，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逐渐崭露头角。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的好友，清末维新派领袖之一的唐才常（1867—1900）赴日本、南洋集资，回国后组建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发动起义，虽最终失败，但为通过武装革命探索新途径，算是从实践中回应谭嗣同的就义。
1900年8月22日，距离谭嗣同就义（1898年9月28日）还不到一年，唐才常在武昌紫阳湖畔就义。临刑前自题挽联：
七尺微躯酬故友， 一腔热血溅荒丘。
“故友”说的就是谭嗣同。
《革命军》作者邹容（1885年-1905年）虽从未与谭嗣同相逢，但最仰慕谭嗣同。在谭嗣同就义后，邹容“立志继承谭嗣同的未竟事业”，曾题悼诗一首，以表达对于谭嗣同未竟事业的继承与向往：
赫赫谭君故， 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 继起志勿灰。
邹容平日将谭嗣同的遗像放在坐侧，并题诗于其上，以勉励自己以谭嗣同的奋斗牺牲精神从事革命。
谭嗣同的湖南老乡，以投海自杀激励革命者的陈天华，在其《猛回头》中写道：
那时我们汉人中有一班志士，看见时势不好，热心的变法，只想把这国势救转来。那里晓得这满洲政府，说出什么“汉人强，满人亡”的话儿，不要我们汉人自己变法，把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六个人一齐斩了。其余杀的杀，走的走，弄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满人的势力。
谭嗣同的血对于年轻革命者思想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此时的革命者已经从谭嗣同的血腥味中觉悟到，满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摆脱这个政权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空想。
于是，全社会的精英结束争论，不再幻想改良，一个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谭嗣同的就义，对中国的变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领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的主动赴死，是中国国运由衰败到昌盛的转折点。
秋瑾的鲜血，同样没有白流！她没有唤醒民众，但让支持满清王朝的士绅阶层开始觉醒。
晚清的士绅阶层普通尊崇儒学，维护三纲五常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反对西方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
在太平天国与满清王朝的较量中，士绅阶层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满清王朝一边。曾国藩、李鸿章等士绅阶层地方豪强举办团练，捐输助饷，帮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天国，使得岌岌可危的满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秋瑾的鲜血最大限度地激起了包括地方土绅在内的汉人的反抗情绪，即使那些对革命党恨之入骨的守旧派也对满清的残暴“纷纷议论”。
满清统治者对一名有声望的汉族女子不仅施尽酷刑，而且当街斩首，弃尸闹市，激起了举国上下舆情汹涌。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上海的大小报纸，《神州日报》《时报》《申报》等，均连篇累牍地对秋瑾案始末做连续报道，发表各种体裁的有关评论，刊载秋瑾的照片以及诗词。
作家、戏曲家们创作了大量的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如《碧血幕》、《轩亭秋》、《碧血碑》、《轩亭血》等。署名“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是近代戏曲中的名作之一，写成于1907年9月9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书中这样写道：
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
同时，大量关于秋瑾的纪念文集得以出版发行，竞存书局出版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的《鉴湖女侠》，上海复汉社印行的《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等。
舆论向所有参与秋瑾案的官员开炮，所有官员均被抄底，被民众指名道姓地唾骂。
浙江巡抚张曾敫调任江苏时遭当地士绅联合驱逐，犹如丧家之犬；
绍兴知府贵福被迫改名换姓，弃官归隐，将父母墓碑上的字都凿掉了；
山阴知县李钟岳为亲自拘捕监杀秋瑾而负疚不己，在秋瑾遇难百日后悬梁自尽。
秋瑾的就义加速了士绅阶层的分化。新派士绅阶层积极接受新思想，他们或游学海外，或支持子弟留学，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
历史学者雷颐长期研究辛亥革命，著有《走向革命：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在雷颐看来，辛亥革命成败的最终决定权在士绅手中：
最终决定的是士绅的态度，要是士绅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那么革命的爆发、革命的成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正是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满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从而加速了满清王朝的崩溃。
如果说谭嗣同的鲜血拉开了革命的序幕，那么秋瑾之死，则是点燃了各地绵绵不绝的起义烽火，为满清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谭嗣同与秋瑾等人的鲜血，影响远远不止于辛亥革命。
1897年，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发起创办时务学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均在学校任教，传授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时务学堂被接管，易名为求实书院。
这所办学时间不到一年的学校，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绝对不逊于任何一所985、211名校。
在时务学堂，有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学生，天分极高，是学堂最小的学生，他的名字叫蔡锷。
谭嗣同就义以后，蔡锷曾追随唐才常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去日本学习军事。
辛亥革命时期，蔡锷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四年后，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气愤至极，领导发动护国战争，逼迫袁取消帝制，被誉为“护国军神”。
蔡锷曾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云南讲武堂是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齐名的中国近现代著名军校。
在讲武堂，蔡锷有一名非常欣赏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朱德。在护国军中，两人是上下级关系。
朱德对蔡锷非常推崇，称他是“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谭嗣同的另一位学生名叫杨昌济。在追随谭嗣同参加变法活动失败以后，杨昌济隐居乡间教书，给学生讲读谭嗣同的《仁学》。
杨昌济后来有个学生，名叫毛泽东。
所以，谭嗣同的鲜血白流了吗？
看上去似乎是白流了，他草草的倒在了黑夜里，如一颗划过天边的流星，在赴死时还留着那条辫子。
可是，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他传播下的思想火焰，一直没有熄灭，而是薪火相传。
在历史的灰烬里，谭嗣同的鲜血就这样一直在无声无息的燃烧着。偶尔迸出几点星火，在历史的狂风中爆发，竟能拥有改变一个时代的力量。
既然是承接上一篇文章，所以在这篇文章中，还是要说到鲁迅。
鲁迅洞悉国民人性，他的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他在1924年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这样写道：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鲁迅对群众是失望的，他对此有一个高度的概括，认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甚至于对自己的文字，鲁迅也是没有信心的。鲁迅说自己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完全地说出来，因为自己的文字已经非常冷酷，如果把心里想讲的话，把那些最黑暗、最悲凉、最可怕的话说出来，对读者是一种伤害，将没有读者愿意听。
所以鲁迅的文字常常是艰涩乏味的，需要反复咀嚼才能领会。等到读懂了，又是句句“扎心”。
既然如此失望、绝望，那鲁迅为什么一定要弃医从文，而且笔耕不辍呢？
鲁迅是在为三种人写作：
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富强而努力的志士仁人。他们在寂寞中奋战，鲁迅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二是为那些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鲁迅说他必须在作品中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因为他的文字要给青年一种不悲观，不绝望的引导。
三是为他的敌人，那些敌人活得太愉快了，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所以鲁迅说自己的文字是匕首是投枪，因为自己“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不圆满”。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以卵击石”的英雄，为实践自己内心坚持的价值观，不惜押上自己的性命。苏格拉底、鲁迅、谭嗣同、秋瑾就是这样的英雄，对于他们，我始终充满敬意。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伤心和绝望，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在不断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