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学者访谈 | 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学术人生：专访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盖博坚
云里编者按
本期推送多伦多大学陈利教授对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盖博坚(Robert Kent Guy)的最新访谈。盖博坚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近代史，课题涵盖清代政治、思想与社会。他的代表作有《皇帝的四库：乾隆晚期的学者与国家》和《清朝的督抚与行省：中国地方行政的演进，1644-1796》等。这篇访谈的翻译与整理历时近半年，内容包含盖博坚教授的求学生涯、学术著作的写作经历以及他对目前清史研究现状的看法等。感谢盖博坚教授的支持以及陈利教授、仪泽方同学为此次访谈的进行和访谈稿的整理和翻译所付出的努力。
本访谈精简版将近期发表在《信睿周报》(The Thinker)杂志上（2021年6月第52期)。感谢该刊物和吴洋主编的大力支持。也欢迎读者订阅/关注该刊的其他高质量内容。
作为“云里学者访谈”专题系列之一，我们近期还将陆续推出对高彦颐(Dorothy Ko)、濮培德(Peter Perdue)、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Andrea Press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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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前言
盖博坚(Robert Kent Guy)教授于198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中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汉学泰斗级人物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他同年开始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系任教，直到他于2013年从该校荣休。其主要学术著作包括1987年初版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以下简称为《皇帝的四库》) 和2013年初版的《清朝的督抚与行省: 中国地方行政的演进，1644—1796》(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以下简称为《清朝的督抚与行省》)。盖教授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从费正清为首提倡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时代过渡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再到上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所谓“新清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这几个大的学术浪潮。盖教授在2020年10月接受了笔者三个多小时的视频访谈，分享了他过去这四十多年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的观察和体会，并对清史研究和年轻史学者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经过半年时间才翻译和整理出来的访谈录，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盖教授的学术人生和中国史研究的过往和现状。
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学术人生
专访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盖博坚
访谈+撰稿+校译：陈利（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
翻译：仪泽方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
No.1 Q：
首先，请您谈谈自己的求学经历？最初为何决定成为一名中国史学家？
No.1 A：
和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同，我没有亚洲研究的背景，也并非出身传教士家庭。我在耶鲁大学读本科第一年时想主修历史，就去找一位教我历史的欧洲史方向的老师咨询：如果想要主修历史的话，我应该怎么做？他开玩笑地说：“ 到最后你肯定会在欧洲史和美国史之间选一个，但在这之前为什么不去上一门比较奇特的课呢？”然后，我们就一起翻阅了那些被他形容为“奇特”的课程（我这样讲完全没有恶意），并发现了一门中国通史课——秋季学期由芮沃寿（Arthur Wright）教授讲授，春季学期则由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来教。因此，我第二年就去上了那门中国史课程。
那时，我也在学习俄罗斯历史和俄语，以为之后会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兴趣。不幸的是，到了春季学期，芮玛丽（Mary Wright）得了癌症，不能继续授课了。他们就安排了一个英国来的、年轻机敏的博士生来教这门课——这个人就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我在那里上的第一门清史课就是他教的。下一年，我又上了一个中国史研讨课，上得也很开心。到了本科阶段的最后一年，我决定读研。因为那时我已经倾向做中国史研究，所以到本科最后一年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我已经21岁了，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因为学中文应该趁早。我去香港教英文的两年里有幸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也包括了我学习中文的学费。在申请研究生时我回到美国，去了哈佛大学——选择哈佛的原因是，我在波士顿地区长大，因此去那边比较方便。
No.2 Q：
在您刚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中国史研究领域是个怎样的状况？
No.2 A：
那的确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入门经历。我在本科上第一门中国史课时，这个领域还停留在“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这个旧的范式 （paradigm）里。那时有一本书叫《中国对西方的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邓嗣禹选编，里面含括了一系列翻译过的原始文献。上课期间，我们读了这些文献，了解了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每周我们会以十年为单位向前推进，试图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整门课都是基于“现代化”这个视角的，事实上，我当时还在同时上的一门政治科学的课也把“现代化”描绘成了解各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新概念。所以，几乎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我就陷入了“现代化”这个范式当中。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师从费正清，可能是费教授最后几届博士生中的一个。那时对自己学术生涯的设想是围绕一个19世纪的文人来研究和写作。但那个设想后来并没有成为现实。
哈佛硕士毕业时的盖教授与其父母合影
No.3 Q：
作为费正清教授门下的最后一批学者之一，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No.3 A：
我结识他的时候是在他学术生涯的晚期。他是一个极有规划和很自律的人，而且也是如此要求他的学生。他非常聪明，有时也会很风趣。关于他的时间规划，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他课后接待学生的方式。可能很多学生都有这种经历：课后去拜访教授，结果在办公室等了半天，真正谈话的时间却很短，所以效率很低。但费正清教授从不坐班。他的住处离校园很近，经常邀请学生在周四下午去他家里喝茶和吃点心。如果有事要谈的话就在那时谈。最后他一定会说：“点子不错，写信提醒我吧。”然后你回家写信告诉他：“我想要申请某某助学金，可以劳烦您为我写封推荐信吗？”大约一周之后，你会收到他的来信，上面写着：“我收到你关于助学金的信了。我会为你写推荐信。” 这样做省时而且高效。另外，我认为要全面欣赏费正清，就需要读他的《中国海岸的商贸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f the China Coast）》。这本书极好的体现了他做事的规划性和自律性。
No.4 Q：
您的学术背景非常有意思，因为您是介于费正清时代和后来的“中国中心论”之间这个转型时期的学者。您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两本广受业界好评：第一本是1987年初版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以下简称为《皇帝的四库》），第二本是2013年初版的《清朝的督抚与行省: 中国地方行政的演进，1644—1796》（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以下简称为《清朝的督抚与行省》）。这两本书关注的重点不限于19世纪，而是整个清朝。显然，这和那些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书采取了不同的视角。您的研究引导中国史学者更加严肃地看待清朝本身，并从清代文人学者和官员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时期。能请您谈谈这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中心观点以及对研究领域的贡献吗？
No.4 A：
盖教授第一本英文专著的中译本《皇帝的四库》（1987年初版）
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的博士论文课题。这个课题的来源很有意思，我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序言中也曾简短地提到过这件事。刚才讲到，我在初学中国史时，同时也在学习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语，而俄史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俄国知识分子是否在国家政治中被疏远”。我也想用这个问题来探讨中国，看看在西方到来之前，清朝的鼎盛时期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去找费正清，告诉他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他对那段历史了解得不够多，建议我去请教余英时教授。我那时已经在上余教授的课了，所以我就对他说我对西方到来前清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他几乎立刻就回答道：“要不要写一写《四库全书》？”我于是就定下了这个课题。之后，他又为我推荐了一些文献资料。
在写作《皇帝的四库》时，我的目的是认真地看待18世纪末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之前的清朝，以及那时朝廷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写的既是《四库全书》，又是清代从政的学者。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No.5 Q：
您的第二本书《清朝的督抚与行省》写的也是清朝，时间跨度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它和您的第一本书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No.5 A：
从广义上来讲，我一直对清朝在19世纪前取得的成就感兴趣。我的第二本书，实际上也包括第一本书，都受到了新开放的档案库的启发，先是在台湾，之后是在北京。我在第一本书中用到了这些文献，在第二本书里也用上了一些北京的档案馆中的文献，但是不多。当你开始翻阅清朝档案时，会意识到自己听说的关于清朝的很多事情都是由地方和省政府报上来的，大部分问题也都出自督抚之口。于是，这几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出来：督抚怎样获得这样的地位？这些人是怎样变成我们的信息来源的？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有着怎样的观念？从政多久？人事调动有怎样的规律？我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写作第二本书的。
盖教授第二本专著《清朝的督抚与行省》英文（2013年初版）
No.6 Q：
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我们依旧不知道清政府运作的一些细节，尤其是在地方行政方面，而您的第二本书为解答这个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一些现代早期史学著作中，清政府总是被描绘成独裁者或集权者。一个学界流行的观点是，清朝的皇帝可以顺利地通过权力链条一直传令至最底层的官员。但是，这中间环节的督抚并非摆设，而且他们属下的官员也对帝国的治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前研究中国的著作中也有关注地方政府的，然而一般都介绍得过于宽泛，省略了很多细节。因此，您的书是英语学界中较早地利用新开启的档案库为我们呈现这方面细节的研究成果之一。
No.6 A：
的确。我在书中虽然还没能使用很多未出版的原始档案资料，但我感觉已出版的文献中就已经有太多需要梳理和分析的信息了。当然，读者可以根据书中的线索去档案库查阅更多档案。我没有使用更多档案的一个原因是我那本书的题目很宽泛，而档案库会把你带入非常细致和专注的研究中去。要做我这个课题，几乎不可能深入分析大量档案。因此，我把我的第二本书看作是一封邀人去档案库的请柬，我也希望人们能如此利用它。
盖教授在一史馆为写作第二本书做研究
No.7 Q：
您的书展现了一种相对较大的分析框架。通过它们，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聚焦一些清代文化和政府治理的细节。
No.7 A：
我写这两本书的意图都在于构建一个大的框架，并且邀请别人来刻画出其中的细节。比如，现在英语学界还缺少对《四库全书》更细致的研究，尽管这方面的中文作品不少。如果您去研究《四库全书》的材料，就会发现很多资料比我书中的讨论内容更加详细。但这种不断推进和不断具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学术研究的规律。
No.8 Q：
我此前看了您第三本新书书稿的序言，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正在做的这个课题，及其和前两本书的关系？
No.8 A：
我的第三个课题是研究康熙前期一个发动了三次弹劾行动的御史。之所以做这个课题，是因为虽然当今史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清史著作了，例如《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和《清朝的督抚与行省》，但我们对清代人物的了解却不够多。“ 新清史”从类似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清代，但它的不足之处是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不够。基于我三十多年的教书经历以及对欧洲史的阅读，我认识到缺乏对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所造成的局限性。
在退休之后，我也读了一些美国史著作。相比之下，美国史学者对人物的研究要多得多，而这也极大地丰富了现存的对美国制度史的研究。我其实并不认为我们能越过人物来书写制度史。《清朝的督抚与行省》一书之所以那么厚，就是因为有时行笔至某处便不得不介绍某个巡抚。如果把那些关于巡抚个人的部分去掉，那么这本书的审视角度就会很侧重于京城。也就是在那时，我感觉到我们需要有更多针对人物个体的小范围研究。之后我对这个御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1687年时递交了三封非常重要的弹劾奏折，弹劾内容涉及一些大人物。
在对这个课题有了更深了解之后，我现在意识到它讲了很多清朝在其成立之初的情形。课题关注的那个时代通常被认为是繁华盛世，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那个盛世是如何形成的？盛世背后有哪些局限？三次弹劾分别涉及黄河下游建设、三藩之乱以及邀请文人参政。对于清朝政权的巩固，估计没有其他比这三件更重要的事情了。因此，我意识到对这三次弹劾的研究，实际是在研究清朝初期所做的三个重要工程，而且是通过一个叫郭琇的御史的目光来看待它们的。这种思路给了我希望，让我认识到这之下可能有更深层的东西需要发掘。或许您可以称它为一个微观研究，但是我觉得我最终聚焦的层面会更广阔。除了结论那章之外，书稿的写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坦诚来讲，我修订所花的时间和写作所花的时间相比基本一样或者更长。
No.9 Q：
所以，您不觉得这本新书是一本微观史著作？
No.9 A：
我不认为它是微观史研究，当然您可以这么叫它。 相比《清朝的督抚与行省》，这本关于三次弹劾的书当然比较“微观”。但这也是一本对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全面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像之前的《皇帝的四库》，它关注的是在某个历史时刻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可以由此对清政府得出何种结论。
No.10 Q：
微观史可以通过聚焦某个地方或个体来揭示更大的框架，剖析更大的问题。尽管您的前两本书关注的是与清朝和文人相关的一些大问题，但您在这次以及以前的访谈中都提到自己喜欢在历史会话中为个体人物存留一席之地，而且您刚才也谈到历史研究中需要更重视对个体人物的关注。可以请您就此再多谈谈吗？
No.10 A：
我的确对此深信不疑。可以说，我一直想写一本传记，但是从来还没机会去做。我的新书可以算是为郭琇立传，尽管这只是书的一部分，书中也讲到了被他弹劾的三个人。我的确想要在历史中寻找“人”的影子。在重新展现以及教授中国史的时候，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故事中的人。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也是如此，要让人们能够阅读，然后思考其中的故事。我在写《清朝的督抚与行省》这本书时，关注的不仅仅是机构和制度，其中涉及的人物也是我极力想要呈现的。
No.11 Q：
我对您的观点感到很有共鸣。我觉得史学家的职责并不仅仅是企图去还原史实，还应该为人们提供一个能更接近历史的机会，让读者从书中体会到过去的人们对特定事情有何种感受，以及人们是如何感知历史的变迁和连续性的。因此，我赞同您激励其他学者来关注历史人物和相关史料的分析。
No.11 A：
诚然。想一想我们真正了解多少18世纪的历史人物？实际上不多。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了解雍正皇帝或者乾隆皇帝，尽管关于他们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或许知道陈宏谋、袁枚、章学诚，还有其他一两个人物，但对于那整个世纪的清代历史来说，我们所知道的人物可能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No.12 Q：
或许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家可以跳过很多人物和细节，不像美国史，学者往往不得不去关注更具体的例子、人物或者时间段。美国史学家能够把美国史以年来划分，常常可以聚焦很短的历史时段，比如5年或者10年。但在中国史界，我们通常把半个世纪、一个世纪或者两三个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段来研究，往往不会去特别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个别人物。但是，我觉得微观史方法在中国史学界的兴起吸引了一些学者去关注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能够被用作理解更大历史问题或者框架的窗口。
如果回顾在您学术生涯开始阶段以及此后几十年内中国史领域的发展，您会如何描述清史界当今的研究状态？
No.12 A：
现在的清史领域的范围比以前要广阔得多，我们不再仅仅研究19世纪。现在的清史研究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领域，而且还在持续发展中。过去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我们被要求阅读清史界的所有学术著作，但是现在不可能还这么要求了，因为出版的相关著作已经太多了。
当然，对满文的应用也代表了一种变化。可以说，（所谓的）“新清史学者”已经说服我们：清朝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朝代这么简单。“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这一事实使它有别于中国的其他朝代，我认为这一点观察尤其重要。另外，近年来对边界、边疆以及战争的研究变化也很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事。我敢肯定，在您的领域里，对法律以及合法性的研究相比之前也变多了。清史领域正在发展成为中国史的一个专门分支。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是我觉得这或许是领域成长的必然结果。
No.13 Q：
如您所说，被部分人称为 “新清史”的研究著作对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您刚刚提到，受所谓的“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人们对一些重要话题——包括边疆、战争、民族身份，还有满文文献的使用——的看法产生了变化。有些学者抱怨说，部分所谓的“新清史”学家过于强调满文，觉得如果不用大量满文文献来研究清史，那么他/她就不应当被称为清史学家或者一个严肃的清史学家。您认为这种关于语言与文献的看法有道理吗？
No.13 A：
有意思的是，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所谓的）“新清史”学家们并没有都用到大量满文文献，比如《满洲之道》这本书，以及创造“新清史”一词的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著作。即便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的作品，也没有使用很多满文资料，尽管她相对使用得更多一些。况且，即使有的学者用了满文资料，也并不是都用在关键之处。换句话说，现在以满文史料为中心的著作还没有出现。接替我在华盛顿大学职位的优秀学者马世（Matthew Mosca）写了一本关于边境政策的书，满文史料在书中算是被更多地使用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如果不用满文文献，我们的书就会被被学界排斥。我能理解人们的这种担忧，我也并不知晓整个领域的状况，但我觉得这种忧虑可能没有必要。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应当尽量使用满文文献。我有两次学习满文经历，虽然没有一次真正达到了能够使用它的程度，但至少接近了。我觉得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变中，人们总能比之前走得更远。我们应当重视（所谓的）”新清史”对我们的启示，那就是清朝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而已。当然，我们也要防止研究范式走向极端（不能过分强调清朝的独特性）。
No.14 Q：
在中国外的史学界，大部分学者可能也同意我们需要从多方面了解清朝，除了将它看做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也要看到它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和机构上的创新。另外，我也同意您关于满文文献的观点。尽管很多作品用了满文、蒙语或藏文文献，但并非意味着没有使用这些文献的人一定会得出错误的观点、结论，很多时候或许仅仅会产生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些文献可能还有其他的用途，也应该被重视。
No.14 A：
有可能。例如，康熙皇帝给他在葛尔丹战役途中的儿子写了一些信。罗杰瑞（Jerry Norman， 1936-2012）教授用这些信来教满文。用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写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包括可以讨论皇帝给儿子的信，以及他对战争的态度。此外，还有年羹尧写给康熙帝的满文奏折的合集，而且它已被翻译成了汉文。用这样满汉双语的文献可以写成一本有趣的书。
No.7 Q：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明清历史，可供阅读的相关书籍也更多了，而且这个领域里也有多种研究方法可供我们选择。对那些刚入门的年轻学者，尤其是那些专攻清史的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No.15 A：
我经常给学生的一条建议是：你必须要对写作和研究感兴趣，而不是工作本身。工作是要做的，但是一定要对写作和研究保持长久的兴趣，这是一条比较泛的建议。对于清史学者，我的建议是：不要再做大型的研究了，要专注于一个较小但是重要的话题，然后再通过档案资料来完整、透彻地构建它。
对于研究需要的语言准备，相比我上学时，当今清史研究者的语言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我在21岁时才上第一门中文课，而且几乎没能及格。现在不少学生在大学本科或者那之前起就开始学习中文，等到读研时已经有相当高的中文水平了。我在看博士生申请材料时， 如果申请人是以研究生身份申请，那么我对他/她的期望是完全掌握现代汉语。等他们博士毕业时， 我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现代汉语、日语和文言文中的两个。此外，现在要研究清史可能还需要学会满文。
另一个现实情况是，作为学者需要有高效率。你要快速浏览大量文献，然后决定要重点关注的资料或人物。这是一种需要通过学习来培养的能力。你不仅要能读文言文，而且还要能浏览。我知道，这对很多学生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它已成为现实需要。
No.16 Q：
您提到的语言准备问题，对一些学者的确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如果在读研之前这样的能力不够强，那么之后这可能一直都会是个问题。现在，在海外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选择去研究 “现代”，也就是20世纪。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20世纪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愿去面对文言文的挑战。这好像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如果不懂文言文，即使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可能也会不时地犯错，包括曲解当代文献。
No.16 A：
我记得在我担任研究生课程辅导员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个新生谈到汉语学习。我鼓励他学习繁体字，而他说：“我对80年代以前的历史不感兴趣，因此不用学繁体字。”实际上，你仍需要学习一点文言文，因为它占据着现代汉语文体的基本地位。我不认为一个研究20世纪中国的史学者会无视这一点。
在我进入领域之初，最多一二十个大学提供研究生级别的中文课。即使是耶鲁大学这种有悠久汉语教学历史的学校也不鼓励本科学生专修汉语。专修的人很少，而且他们大多隶属英语部门。在过去这些年里，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聘请中国史学家。从这些年里看到的研究生申请来看，学生的汉语水平也越来越高。语言的学习无止境，但是现在的研究生在语言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了。
退休前期的盖教授
No.17 Q：
您目睹了越战时期和冷战以及那之后的历史发展。现在中美关系变得很紧张，而且似乎正继续恶化。不少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可能为自己的工作前景和美国政府对华人学者的态度表示担忧。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No.17 A：
当今的中美关系的确令人不安，而且这个关系的表现方式也令人担忧。我只能期望美国政府换届之后，我们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至于学者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专注于教育。现在之所以排华情绪高涨，是因为人们对中国广泛的无知。人们越去了解和研究中国 – 即使是通过时间短暂的访问— 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就会越全面深入，也就会让主流社会的声音变得少些偏见。
举一个例子。因为很多美国人学习法语和拜访法国，因此在美国要歪曲法国很难；尽管这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会更困难，因为人们的知识根基更深。然而，人们对于中国了解是太少了，以至于很小的变化会被不成比例地放大。比如，在我读研时，邓小平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戴着一顶大牛仔帽去了德州。那时注册我所教的一门课的学生立刻从50人增加到250人，这是件好事。政治摆锤小小的动向竟然可以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念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需要了解历史背景，而学者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为他们提供背景。
No.18 Q：
您听起来对教育的影响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知识能改变人们对一个国家或者文化的态度。但是，川普政府内部也有不少所谓的中国专家充当顾问，其中还有一个原籍为中国。或许“知识”本身并不一定能改变人们的看法或者偏见，除非是一种多元的、批判性的和富有反省精神的知识。
No.18 A：
我是从费正清那里最先接触到这种乐观主义的。当人们都有了更丰富的知识，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平衡的知识体系和大众舆论。当人们对中国有了更好的了解，他/她们才会有能力和意识去抗拒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受访人简介
盖博坚(Robert Kent Guy)教授于198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中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汉学泰斗级人物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他同年开始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系任教，直到他于2013年从该校荣休。其主要学术著作包括1987年初版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和2013年初版的《清朝的督抚与行省: 中国地方行政的演进，1644—1796》（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访谈人简介
陈利，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历史系副教授，法学院兼任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J.D.)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Ph.D.)，在2014-2017年间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会长。研究集中于明清以来中国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及政治领域间互动关系。合編Chinese Law: Knowledge, Practice, and Transformation, 1530s-1950s (Brill, 2015)。其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获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中国领域列文森 (Levenson) 著作奖，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他正完成第二本英文专著Invisible Power, Juridical Capital and Legal Specailis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和一本中文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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