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渔气候小组菲律宾访学笔记（一）丨愿丰年，永平安

写在前面

智渔在去年组建了一个气候小组，旨在了解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渔业的关系，挖掘传统渔业社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智慧。除了海南本地的工作，我们也关心与海南条件相似的东南亚渔业社区，希望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学习。日前，我们将另一个渔业大国菲律宾作为第一站，进行了走访和交流。

临行前，来自菲律宾的专家向我们询问中国渔民的贫困问题，我想他或许十分关注本国渔民的生计，才会对他国的情况如此好奇。想起同事说海南渔民“并不穷”，相比于“贫穷”，更大的挑战是“风险”，特别是天灾人祸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于是，我们带着“菲律宾渔民是否贫困？为何贫困？”的问题走进了菲律宾。

团队与来自老萨盖村的居民、人民组织代表、市政府和市旅游局官员、本地高校教师、社会组织PRRM的伙伴的合影

贫困与生计

我们在菲律宾共走访了三个渔业社区，Barangay Chambery（音译“尚贝里村”）、Suyac Island（音译“苏亚克岛”）、Barangay Old Sagay（音译“老萨盖村”），均属菲律宾中部的西内格罗斯省（Negros Occidental)。其中，尚贝里村位于马纳普拉市（Manapla），苏亚克岛和老萨盖村位于萨加市（Sagay）。Barangay是菲律宾行政区划中最低一级，相当于我国的行政村。

菲律宾西内格罗斯省

马纳普拉市

萨加市

我们在这三个渔业社区了解到，出海所得是一户渔民家庭的主要生计来源。渔民告诉我们，（出海一次）好的时候，鱼获能卖1000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125元），差的时候一无所获，平均下来一天能有300-600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37-75元），此金额并未刨除出海所需的柴油、食物等成本。
菲律宾农业部渔业和水生资源局在2021年发布的《2020菲律宾渔业概况》（Philippine Fisheries Profile 2020）中的数据印证了渔民的说法。该报告统计得出，2020年菲律宾的municipal fisherfolk（市政水域渔民，在市政水域生产的渔民，多指以捕鱼为生计的人，本文同“小型渔民”）人口约为103万人，当年市政水域总捕获量约为975205吨。粗略计算可知，2020年菲律宾市政水域渔民日均捕获量约为2.59公斤^[1]。同时，我们了解到小型渔民上岸渔获物单价区间在150-250菲律宾比索/公斤（约合18-32元人民币/公斤），推算下来，菲律宾此类小型渔民平均每日捕鱼所得约为388-647菲律宾比索，与渔民们的说法吻合。

苏亚克岛的鱼获物交易

苏亚克岛渔民将交易后剩下的鱼冲洗干净作为自家食物

回到贫困问题，2022年世界银行将世界贫困线设定为2.15美元/人/天，约合120菲律宾比索/人/天。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根据菲律宾统计局数据，2022年菲律宾农村地区总生育率为2.2^[2]），全家每日收入要大于480菲律宾比索才能超过世界贫困线。对比上文数字，或许能够对菲律宾渔民贫困问题体察一二。此外，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和2018年菲律宾渔民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6.9%和26.2%（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总人口×100%），渔民依然是菲律宾最为贫困的群体之一。
谈及菲律宾渔民的生计和贫困问题时，“鱼少”“市政水域与非法的商业捕捞”“借贷与存款”是最常被提及的。

2015年和2018年菲律宾各群体的贫困发生率

图片来源：The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菲律宾统计局） ^[3]

“鱼少”——渔业资源衰退

海有丰歉乃为常事，但菲律宾海洋渔业资源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大规模衰退，至今仍未得到扭转，大量研究成果指向了这一结论。例如，D.C. Israel在其2004年发表的文章中描述到，“渔民的低收入缘于持续降低的捕获量，当前渔民的日均捕获量约为2公斤，远低于1970年代20公斤的日均量。”该文章虽距今已有近20年时间，但其呼应了上文得出的2020年菲律宾市政水域渔民日均捕获量约为2.59公斤的数据^[4]。
菲律宾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在本世纪初发布的《危机中的菲律宾渔业：一种管理框架》（Philippine Fisheries in Crisis: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中以菲律宾自上世纪4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单位努力鱼获量的变化说明菲律宾渔业资源的变化情况（见下图）^[5]。本图阐述的是，使用相同的捕捞力量和时间下，渔民捕捞渔获物重量持续降低，其中2000年代的渔获物重量仅为1940年代的7.7%，表明菲律宾60年来渔业资源衰退的情况。（单位努力鱼获量，CPUE，Catch-Per-Unit-Effort，以特定捕捞努力单位或作业单位，例如：时间或使用的渔具情况，捕获的渔获物的重量或数量。）

自 1940 年代以来，菲律宾六个省份使用鱼钩和鱼线的渔民的单位努力鱼获量下降

来源：Philippine Fisheries in Crisis: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 Green, S.J, et al（2003）^[5]

该书也提到“菲律宾所有主要鱼类和海洋生物都显示出严重的过度捕捞迹象。尽管商业捕鱼船队不断扩大，但在 1990 年代初期，鱼类总捕捞量稳定在 165 万吨左右。事实上，早在 60 年代后期，菲律宾就已触达其底层鱼类资源的最大经济产量（底栖物种，如石斑鱼和鲷鱼）....... 菲律宾小型远洋渔业数据（根据中层水栖物种数据，如沙丁鱼）也指向了过度捕捞和单位努力鱼获量下降的结论。”^[5] 过度捕捞是渔业资源衰退的核心原因之一，可归因于政策的支持、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增长、捕捞技术的提升、渔业人口增加、渔业管理疲软，以及缺乏替代生计等。

首先，自上世纪中叶，菲律宾着力发展捕捞业，从1946年《菲律宾复兴法案》的颁布，再到70年代 《日菲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老马尔克斯时期刺激出口等一系列政策均强调菲律宾鼓励渔业发展、一定程度地开放水域、中央政府对海洋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等原则^[6][7]。其致使大量国内外商业捕捞渔船在菲进行大规模捕捞生产，而部分小型渔民为与商业渔船竞争资源，会使用毒鱼、电鱼、炸鱼等手段。

其次，渔具材料和渔法的迭代、渔船动力装置和机械化系统的提升、声呐和导航技术在助渔设备上的应用等，提高了捕捞效率、扩大了作业渔场，促进捕捞能力的迅速提升。技术和设备的发展为在捕捞渔业的政策和经济投资提供了落地的可能性。全球海洋捕捞业渔船数量、规模、捕捞量从1940年代到80年代后期稳步提升，并于1988年达到顶峰。此后，尽管渔船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但总渔获量并没有增加，而是围绕这个水平波动。菲律宾与全球渔业发展步调一致，自1940年代，本国捕捞渔业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在上世纪末到达顶峰。几十年蓬勃发展依赖于对海洋资源攫取，直接导致了海洋资源的衰退，其为全球共同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和危机。

全球每年海洋捕捞量

图片来源：Philippine Fisheries in Crisis: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 Green, S.J, et al（2003）.

数据来源：Review of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y resources: marine fisheries, FAO(1997)^[5][8]

世界渔船吨位、数量和鱼获量的变化

图片来源：Philippine Fisheries in Crisis: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 Green, S.J, et al(2003). 

数据来源：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AO(2001). ^[5][9]

此外，菲律宾市政水域人口的增长也值得关注，根据世界粮农组织和菲律宾渔业和水生资源局的数据，菲律宾在1970年拥有40万市政渔民人口，此数字一度增长到1990年的96万，后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20年菲律宾市政水域渔民人口为103万^[10]。渔业人口的增长意味着捕捞劳动力、生计和水产品需求提升。

市政水域与非法的商业捕捞

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1991（Republic Act No. 7160）和Philippine Fisheries Code of 1998（Republic Act No. 8550）（《菲律宾地方政府法案》和《菲律宾渔业法案》）两部全国性立法的出台，菲律宾转变海洋资源管理思路。其在治理去中心化的基础上，强调“两个优先”，即为“小型渔民在离岸15km内的市政水域优先捕捞的权利”和“渔业资源恢复优先的目标和原则”。针对在市政水域的捕捞行为，法律要求渔民或渔民合作社应当先行合法注册，其所使用的捕捞渔船不超过3GT（总吨），或不使用渔船，此外还有针对网目尺寸和渔法的规定。当然，针对离岸10km-15km的水域，菲律宾允许有一定限制的商业捕捞，在此不进行讨论。
诚如大多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难题一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存在于菲律宾市政水域的管理中。渔民们说，他们看重市政水域的管理，认为那是自身生计的依靠，但商业渔船越发猖獗地进入市政水域非法捕鱼，渔民的小船根本无法与商业渔船竞争，这也成了小型渔民和社会组织在当下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此外，部分受访者告诉我们，由于市政水域资源储量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商业集团试图通过影响渔业立法和决策，为自身撕开更进一步迈入市政水域的口子。

苏亚克岛渔民的捕捞用船

老萨盖村两位合伙捕鱼的

渔民大哥（市政水域渔民）和他们的船

借款与存款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借贷似乎将部分菲律宾渔民拖入了贫困的漩涡。苏亚克岛的渔民告诉我们，多数渔民无法自行将渔获物卖到市场上，而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middle man（中间人、鱼中）。问及原因，我们得知，部分渔民家庭是没有存款的，即便是出海必须的柴油和食物都要借钱去买，苏亚克岛上10%的渔船是租借的，更不要提教育、医疗所需要的大笔费用。因此，中间人借钱给渔民，渔民就要用渔获物还钱。渔民告诉我们，市场上售价每公斤220菲律宾比索的渔获物，他们通常以170-180菲律宾比索的价格卖给中间人，此外再要把油钱还上，对于租船的渔民还要付上船租。用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这部分菲律宾渔民类似于佃农，虽然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但陷于一复一日为中间人打工的困境。
除了借贷，缺乏原始积累将渔民牢牢困在了贫困的泥沼中。第一，我们从走访的三个渔村了解到，这里的渔民大多不拥有用于生产的土地，甚至尚贝里村渔民的居住房屋也是租住的。老萨盖村人民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市政府官员告诉我们，菲律宾曾进行过土地分配，但例如老萨盖村，渔民分到土地后，由于缺乏种植或养殖的资金和技术，并不懂得如何利用土地，最终还是变卖了土地。第二，替代生计不足，由于没有土地、资金、技术、产业链，渔民无法实现转产转业。第三，渔民依然以捕捞作为生计，但由于鱼获量、鱼获价格的限制，捕捞所得大多用于家庭的日常开销，无法形成存款。其导致贫困群体形成“以日结算所得，所得仅供当日花销”的特点。在菲律宾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经常能看到小卖部贩售最小包装的产品，以满足贫困群体的需求。此外，即使是条件较好的渔民也由于缺乏存款意识，无法向资本积累迈出第一步。

尚贝里村

尚贝里村的小卖部里面的小包装商品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

渔业资源的衰退与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气候变化相关。有研究指出，良好的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为渔业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菲律宾2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只有大约5%处于良好状态）每年至少为经济贡献 13.5 亿美元。而上世纪菲律宾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退化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海洋平均温度、海水酸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

除了渔业资源外，气候变化对渔民群体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众多国际机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发生会使弱势群体更加弱势。菲律宾长期经受气候灾害的影响，一场较大的台风可能会带走一家人全部的家当和生活基础。马纳普拉市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去年他们有印象的台风就有数十起。当提到2013年的台风“海燕”时，大家都不免回忆起那场损失惨重的灾害。在走访中，我们看到菲律宾各界从灾害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政府部门对台风进行分级管理，建立起应对台风和赈灾的各项机制。渔业社区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知识和意识也让我们惊艳，大部分受访渔民都能说出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对恢复渔业资源和抵御自然灾害的作用，他们也自发开展海岸带保护和恢复的活动。

马纳普拉市政府会议室墙上

张贴的台风分级应对工作流程图

行文至此，若仅着眼于菲律宾渔民的贫困问题怕是会辜负了菲方伙伴的周全招待。此行到访的三个渔业社区均与政府、社会组织、高校合作有着深度合作，但从村庄的物理环境看，我几乎感受不到这些机构在此工作多年的痕迹。或许有些变化是润物细无声的，其中蕴含的力量却是巨大的，我们将在下篇推文与大家分享在菲律宾学到的宝贵经验，中菲渔业管理的异同，以及相互借鉴的可能性。

写在后面

从菲律宾回来后，我和同事去文昌清澜港工作，看到港口内停泊的渔船贴着“汪洋近海鱼群广，浪静风平水产丰”的船符。这让我想起，菲律宾的一对渔民父子在出海前于胸前划十字祈祷的场景。渔民浮生于江海，平安和丰产或许是他们共同的、朴实而美好的期寄。

文昌清澜港停泊的渔船

参考文献

[1] Philippine Fisheries Profile 2020,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 2020.

[2] Total Fertility Rate Declined from 2.7 in 2017 to 1.9 in 2022, The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https://psa.gov.ph/content/total-fertility-rate-declined-27-2017-19-2022.

[3] Farmers, Fisherfolks, Individuals Residing in Rural Areas and Children Posted the Highest Poverty Incidences Among the Basic Sectors in 2018, The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https://psa.gov.ph/content/farmers-fisherfolks-individuals-residing-rural-areas-and-children-posted-highest-poverty.

[4] Israel, D.C. 2004.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fisheries sector. pp. 131–137. In: DA-BFAR, 2004, q.v.

[5] Green, S.J, A.T.White, J.O. Flores, M.F. Carreon III, A.E. Sia (2003), Philippine Fisheries in Crisis: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 Cebu City,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Coast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oject of the DENR.

[6] 刘宏焘. 二战以后菲律宾的渔业政策与渔业危机的形成[J]. 学术研究, 2020(2):10.

[7] White A T, Gomez E, Alcala A C, et al. Evolution and lessons from fisheries and coastal management in the Philippines[M]. Blackwell: London, 2007.

[8]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1997b. Review of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y resources: marine fisheries. FAO Fish. Circ. No. 920, 173p.

[9]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01.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OFIA).

[10] Tietze, U.; Groenewold, G.; Marcoux, A.Demographic change in coastal fishing commun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FAO Fisheries Technical Paper. No. 403. Rome, FAO. 2000. 151p.

  作  者 

▍王鑫一一只想当乡民但还在台上溜达的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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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丨王鑫一

编  辑丨乔峰、李劲松

头  图丨张子瑜

排  版丨五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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