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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为何贻误战机至今仍是个谜

北京晚报 四野子弟 202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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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桂北,潮湿多雨。

兴安县位于桂林市东北部,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桂北小城,因两件事被写入历史。第一件,是秦始皇在这里修建了灵渠,“北有长城南有灵渠”,这个大型水利工程连接起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至今仍在使用;第二件,就是湘江战役。界首、光华铺、脚山铺、新圩这些普普通通的名字之所以被我们铭记,是因为它们记载着一段段红军的悲怆历史。


五路围剿


这是一场暗藏阴谋的军事绝杀。

1930至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中央军不断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红军被迫离开瑞金进行战略大转移。8.6万人的部队分成两个军委纵队和五个作战主力军团,携带着大大小小的全部家当,开始了这次震撼世界的大转移。

“从中央苏区撤离出来后,为了打乱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红军曾派出两支先遣队进行探路。一路是红七军团,他们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转战闽皖赣,调动和牵制敌人。另一路是作为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他们向湖南方向突围。”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园的陈列馆里,讲解员赵佳丽向我们介绍道。

在这两支先遣的队伍中,只有红六军团突围成功,到达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想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在湘江东岸。

在得知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后,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

根据蒋介石的安排,第一路,湘军刘建绪率4个师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与桂军联手,依湘江东岸布防,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

第二路,中央军薛岳的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

第三路,中央军周浑元部取道宁远,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其余两路,由湘军李云杰的第4纵队和湘军李韫珩的第5纵队,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


暗潮汹涌


在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最高总司令的问题上,史学家们认为,何健多次率领湘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可以说是红军的死对头。第二,何健出于自己的利益,断然不会让红军在湖南境内建立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第三,何健和桂系军阀私交甚深,由何健率湘军入桂,不会引起白崇禧的猜忌。所以,蒋介石苦心布防,让粤军、湘军、桂军在前,再由他的两个亲信部队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这个东西不足120公里、南北不足200公里的大包围圈,就成为后来史学家口中的“铁三角口袋阵”。这个大包围圈内,地域狭窄,地势平坦,红军一旦在这样的地带中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较量,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

1934年11月18日下午4时30分,尚在湖南境内的中央军委下达了红军向道县、永明、江华地域转移的命令。

11月19日,红2师4团团长耿飚带领先头部队来到了湖南道县城郊,从一座现在被称为“红军渡”的浮桥开始,拉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


错失良机


就在耿飚率领部队进占道县的前3天,11月16日,在广西全州,湘、桂军阀已经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

位于湘桂边界的黄沙河,是湘桂两军协议布防的分界线。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另一线的防御。

其实,“合作剿共”的几方各有盘算。蒋介石派重兵尾随中央红军,追而不打,就是想逼迫中央红军进入广西,让桂军和红军在决战中互相消耗实力。而对于白崇禧来说,当时的桂军处在蒋桂战争后的休养阶段,要动用桂军主力去围堵中央红军,不管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局一定也是要被蒋介石消灭。所以,白崇禧在得知中央红军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后,为了保存实力,他下令桂军“让路送客”。

如何能天衣无缝地撤走布防在全州、兴安、灌阳三县的桂军主力?11月20日,白崇禧发电给何健,佯称中央红军将进攻贺县、富川,全州、兴安,所以桂军主力要南移至恭城。所遗防务,由湘军填接。收到白崇禧这份电报后,何健叫苦不迭。因为他如果要接手桂军留下的防线,势必就要派自己的湘军深入广西境内协防。那么,他负责封锁的湘江湖南段就会出现漏洞。关键时刻,何健也耍起了滑头,11月22日接到白崇禧撤防的电报后,虽然在23日就电令刘建绪南移接防,但直到26日部队才开始南移,且反复叮嘱刘建绪,不要将防线越过全州。11月22日下午,白崇禧下令全州、兴安和灌阳一线的部队全部南撤。于是,从全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被蒋介石视为天堑的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遗憾的是,我们对军情并不了解,也舍不得丢掉辎重,于是,6万多人的红军就这样走进了国民党30万大军早已布好的口袋阵。


贻误战机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被“左倾”错误路线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之外,仅仅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虽然他两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左右红军命运的却是“三人团”。

桂军南撤导致湘江防线大开。11月23日,何健命令刘建绪率湘军南下全州,填补桂军南移后出现的空缺。

在何健下令的头一天傍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全州城。他们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有名的军事要塞全州竟然是座空城,驻防的只有桂军一个民团,且战斗力很弱。

25日中午,侦查科长刘忠通过师参谋长向上逐级汇报,然而将近12个小时之后,红一军团才接到抢占全州的命令。但是,战机被延误了!

现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中央军委正式下达的抢渡湘江政治命令显示,渡江令是1934年11月25日当天下午5时下达的,命令中虽句句都透露着敌强我弱、形势严峻,但这份渡江令来得太晚了!因为在同一天,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也发出了向零陵、黄沙河、全州间推进的命令。

湘军刘建绪部已经进占全州,南撤的桂军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重新北上直扑湘江西岸,那条洞开了整整五天的“生命通道”,自11月27日起在湘桂两军的合力围堵下,开始一点点闭合。机会,在中央红军面前又一次消失了。

时至今日,11月23日到25日这关键的3天时间,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而没有做出渡江部署,没有史料可以解释。但能够确定的是,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说,这3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此后的五个昼夜,在湘江两岸,桂北大地,数万红军将士以生命为代价,才打开了这条通向希望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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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功将,军旅为家,自强不息,惟朴惟慈。

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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