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查尔斯·古德哈特等：老龄化的中国会将世界带入全新的全球化

近期，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提出者、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随着‘甜头变酸’，世界范围内发生着由人口变化带来的戏剧性逆转。过去，中国的崛起及其人口带来的‘甜头’强力影响过去40年全球通胀、利率的变化走向，现在，中国人口增长率减缓正值世界‘反全球化’兴起之际，不仅是中国，欧美发达国家也一同身处这一人口大‘逆转’的最前沿，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
 查尔斯·古德哈特及其合作者，独立经济研究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摩根士丹利原董事总经理马诺杰·普拉丹（Manoj Pradhan），一直关注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人口大逆转》一书中，他们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中国与全球化的相互促进与推动作用。 本期《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围绕人口老龄化问题，幸运地采访到了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杰·普拉丹，本文为两人关于一系列问题的共同思考与回复。他们指出，未来，全球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会下降得很厉害，但人均GDP的表现将优于整体GDP的增长。他们认为，至少有两个资金流动来源可以使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变得更大：一是“重新分配”国有企业的大量储蓄，二是让更多年轻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就业，以建立更规范的养老金体系。
《北大金融评论》：《人口大逆转》一书，二位指出，从长期来看，人口变化将对全球通胀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影响通胀的因素有很多，那么，如何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人口因素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又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可以降低其影响力，或者减缓这种趋势? 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杰·普拉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人口趋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在经历了1945-1965年婴儿潮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从家务劳动转向社会就业。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令人们对生活的期望越来越高，而这与更高的退休年龄不相匹配。这些趋势如此强烈，以致于它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创新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我们很难孤立地分析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任何“正确”的研究通胀的模型都必须是全球性的，并且要包括:一是工会的衰落和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货紧缩导致通胀预期下降，三是生产大量转移到中国。捕捉“中国效应”的传统方法是去看中国在一个国家的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以及进口价格，但这严重低估了全球人口效应对国内通胀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或许，将来会有一种“万应灵药”来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但这更多是一种美好的希冀而非现实。又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人口增长速度更快的地区(例如非洲)，来缓解中国、欧洲和北美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这存在许多(政治)障碍。这暗示了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全球化时代，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当前的国内政治条件下，这种新的全球化时代似乎还是相当遥远的。 《北大金融评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不仅对中国未来经济有所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关于新兴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您的态度并不是很乐观。那么，在人口老龄化成为整体趋势的当下，您如何看待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二位持悲观看法吗? 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杰·普拉丹：未来，全球总体经济增长将会下降，而且可能下降得很厉害，但一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产出将比以前增长得更快，也就是说，人均GDP的表现将优于整体GDP的增长。 劳动力力量的增强和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减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是一线希望，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经济增长疲软的大背景下发生。 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退休老人与劳动人口比率的上升。这导致劳动人口不得不节省开支，或者被征税，以释放更多资源来照顾老人。这会是比较艰难的。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不平等是会被放大的。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养老金之间的差距很大，优越的养老服务只能被富裕阶级所享用，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但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税收在减少未来不平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呢?要想促进“养老公平”，政府和社会应该做些什么呢?您又如何评判中国当前的“共同富裕”政策? 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杰·普拉丹：出生率的下降如此之大，以致于照顾老年人不再能在家庭群体内完成。此外，老年人的需求也有很大的随机性。那些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老年人和活得更久的老年人，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可能将超过其个人储蓄;而那些提前突然死亡的老年人则可以很容易地依靠个人储蓄过完一生。老龄化社会需要建立一个以年龄/疾病为考量因素的保险系统。 “共同富裕”是符合政府和居民之间社会契约的目标。在看到发达经济体因不平等而陷入困境后，政府自然应该努力避免市场激励措施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然而，对外界而言，围绕“共同富裕”的信息是混乱的，因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和一些科技行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尽管“共同富裕”肯定会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激发更大的社会责任，但外界对此并不清楚。外界可能会质疑，这是否会以市场体系旨在创造的创新创业激励为代价，以及限制房地产行业过热和投机行为是否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北大金融评论》：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企业缴费和私人养老金相当于其GDP的7.3%，而美国为136%。而且中国社科院早前在2019年的估计预测，中国的国家养老基金将到2035年用完。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激增，未来中国的养老模式应如何发展?资金从哪里来? 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杰·普拉丹：中国当前的退休年龄太低了。中国需要将退休年龄与预期的生命长度联系起来。此外，还需要一个涵盖所有人的保险计划，以支付那些需要更多护理和寿命更长的人。养老院也需要广泛发展。 还有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通过政策措施来提高目前的低出生率是否可能或可取。迄今为止，欧洲各国的尝试基本上都没有成功，更有效的方法是为生育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财政补贴，但这在财政上成本高昂。 至少有两个资金流动来源可以使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变得更大。第一，可以“重新分配”国有企业的大量储蓄，以帮助增加养老金储备，或许相关部门可以发起一些用于老年人护理的债务融资项目。第二，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已经成为“桶”形结构。与快要退休的年长劳动力相比，数量较少的年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要高很多。因此，年轻劳动力更应该在正规部门就业。正规部门更有能力采取和维持更规范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年轻工人最终会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建立一个养老金体系，而国有企业的储蓄至少可以为老年人的养老金池提供部分资金。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指出，主要的适龄工作人口和老年人之间很可能会发生某种冲突:未来斗争的关键可能是老年人捍卫其社会福利，而年轻人捍卫其税后收入。养老福利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年轻人的“剥削”更多，这是否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从而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呢?......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0期
学者名片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是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当一个政策变成目标,它将不再是一个好的政策)的提出者。1985年被聘任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银行与金融学Norman Sosnow讲席教授，于2002年退休转为银行与金融学荣休教授。他于1990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因对货币经济学的贡献于1997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GBE)。1980年任英格兰银行首席顾问。曾为1983年香港金融危机提出应对之策，并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
马诺杰·普拉丹(Manoj Pradhan)是独立经济研究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并领导团队研究全球宏观经济。在2005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曾执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定量宏观经济学、新兴市场和全球经济。
查尔斯·古德哈特与马诺杰·普拉丹合著了《人口大逆转》一书，并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与外汇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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