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志超、刘泰星(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张逸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刊期:《世界经济》2021年第12期
原标题:劳动力流动如何影响农户借贷: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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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现象较为普遍。亲友间的非正规借贷活动凭借较高的灵活性以及在交易成本、监督成本和信息透明度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农户融资的主要形式,并形成了以关系网络、信用和信任为依托的显著特征。运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与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农户资金借出的角度统计发现,一方面,与正规借贷将逐步取代非正规借贷的替代论观点不同,有借出款的家庭比例和借出款金额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借出款中无息借款的比重各年相对稳定地维持在93%的高水平上,说明大多数非正规借贷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更多体现的是帮扶抑或者其他动机。关于民间借出行为动机的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发现,个体非但没有给亲友借款的意愿,反而可能会在流动性充足时,通过增加贷款以表示无钱可借,增加不可共享的耐用品消费比重,减少流动性资产中的储蓄额,降低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在必须与亲友邻里分享的“社会压力”下放弃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等方式,来达到隐藏真实经济状况,规避来自亲友的资金需求和亲属网络中的共享法则。结合无息借贷的事实可以推测,借出行为并非以盈利为最终目的,也并非是自愿的,如果家庭表现出给予亲人朋友借款的意愿,那可能代表他们希望建立一种双向关系。本研究从家庭劳动力非完全性迁移的视角来解释农村地区的非正规借贷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受户籍制度约束等因素的制约,大量农村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图景。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量高达1.4亿人,2019年增至1.74亿人,年平均增长308万人。其中,仅有约20%的农民工举家外出务工,80%的农民工为非举家外出务工群体。农村劳动力“候鸟式迁徙”的直接后果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以及隔代照料等引发全社会关注的留守问题。一方面,由于农村家庭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和友情来维系社会关系,表现为亲戚朋友、邻里之间频繁且密切的交往活动。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亲友、邻里关系疏远,削弱了流动人口家庭在农村本地的社会网络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外出务工降低了对于儿童和老人的日常赡养与情感慰藉,弱化了家庭的抚养功能和养老功能,并导致家庭在子女升学和教育、老人就医和养老等方面的支持能力下降。尽管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仍然会在经济上提供支持,但由于留守成员劳动能力弱、社会资本低且面临较高的健康风险和医疗风险,导致家庭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能力大大削弱。当面对潜在的损失时,家庭可能会采取措施进行弥补。劳动力的非完全性迁移增加了留守成员对于亲友邻里的需求和依赖程度,在农户具有积极信贷需求但面临资本约束的基本假设下,流动人口家庭将有更大概率通过提供借贷的方式来维系家乡的社会网络关系。 本文借助微观家户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农户借出的概率及金额。第二,机制探究发现,在非完全性迁移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增加了留守成员对于农村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从而导致农户通过增加借出的方式来维系家乡的社会网络。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劳动力流动对低收入阶层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的借出行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效应。第四,养老服务和教育资源可及性的增强并不能削弱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借出行为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本研究拓宽了非正规借贷的研究视角。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金融素养、宗族文化、社会互动等因素对农户非正规借入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从借入方转换至借出方,完善了非正规借贷行为的研究视角。一般而言,非正规借贷交易主要取决于资金供给方,分析民间借出行为对于理解非正规借贷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本文从留守成员的生活视角和生产视角提供了研究机制的证据。再次,本文通过分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的异质性为研究机制提供了进一步证据。最后,本文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分析发现,非正规借贷活动在维系社会网络上发挥的作用难以替代。本研究为理解农村非正规借贷交易的运行机理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解释和判断,丰富了劳动力流动经济影响的研究文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世界经济》2021年第12期其他文章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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