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子：1854年约翰·斯诺独战伦敦霍乱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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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者按：每当灾难肆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曾经为人类生命奋斗过的人所给予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约翰·斯诺在19世纪的伦敦以一己之力对抗那时的传染病之王——霍乱。他用的不是高深的理论和技术，而是实地的调查和严密的逻辑，开启了医学史上“流行病学”的先河；在人类发现细菌致病以前，没有抗菌素没有疫苗，他用卫生的手段为有效控制传染病大流行开创了先例；他不畏权威独自“作战”，没有荣誉没有勋章，谱写了一首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勇气赞歌。(文中的约翰·雪诺就是约翰·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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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勇气和理性的传奇故事，而英雄的故事总是如此的相似。
Jon Snow（琼恩·雪诺）在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是一位带领守夜人大战异鬼大军的战士。
而在19世纪的伦敦，同样也有一位如守夜人一般守护伦敦市民安全的John Snow（通常译为约翰·雪诺）。
没错，名字只差一个字母。
《权力的游戏》中的琼恩·雪诺
《权游》作者马丁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坦露过琼恩·雪诺的原型就是现实中的约翰·雪诺，但他的故事精彩程度丝毫不比那位在北境长城大战异鬼的雪诺逊色。
他在19世纪的伦敦以一己之力对抗那时的传染病夜王——霍乱，他用的不是瓦雷利亚钢制成的剑或者神奇的龙晶，而是调查和严密的逻辑。
他孤身一人开启了医学史上“流行病学”这一学科，谱写了一首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勇气赞歌。
约翰·雪诺医生
霍乱——那个时代的传染病之王
霍乱是一种让当时的人们闻风丧胆的急性传染病，它和天花、鼠疫并列为人类三大烈性传染病，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
病菌在人体内每12分钟就会增加一倍，得了霍乱的人会在短时间内一直腹泻，腹泻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人数小时内迅速脱水死亡！
霍乱患者的惨状
霍乱最早发源于印度的恒河流域，大航海之后频繁的贸易把它带到了欧洲。
在欧洲，霍乱有着更高的死亡率，英国第一波大规模爆发发生在1831年，造成数千人死亡，1849年再次爆发，两次爆发超过14,000人死亡。
然而到了霍乱第三次在欧洲大规模爆发时，英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要知道这次大爆发光在俄罗斯就造成了超过100万人的死亡，而英国仅仅死了不到1000人，那么英国人是靠什么战胜了这个传染病之王呢？
这就要开始讲一讲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约翰·雪诺的故事了——
约翰·雪诺——一个出身并不起眼的人
约翰·雪诺于1813年出生在英国工业时代的重镇——约克，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通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似乎注定了雪诺的一生会是平凡的一生。
但他的父亲并不认命，决心改变孩子的命运，他节衣缩食坚持把雪诺送进了私立教会学校。
19世纪的约克城
1827年，14岁的雪诺被送到朗本顿市的外科医师哈德卡斯尔那里当学徒。
18岁时，年轻的雪诺第一次目睹了恐怖的霍乱，作为医学学徒的他为当地霍乱中煤矿工人提供医疗帮助，毕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煤矿工人，同情心激发了雪诺的使命感。
23岁时，来自小地方、胸怀理想的年轻实习医生雪诺决定要去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他没有骑马，也没有坐车，而是独自徒步走了200英里来到了当时的伦敦。
在伦敦，雪诺在Hunterian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开始了他的正规医学教育，1837年，雪诺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
长期的实践经历和良好的医学素养让年轻的雪诺在麻醉领域表现突出，雪诺1838年被接纳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成员，甚至他还为维多利亚女王第三个孩子分娩时进行过麻醉手术。
雪诺从煤矿工人的儿子到成为给女王接生的知名医生，他用自己的勤奋以及专业完成了艰难的向上流动。然而雪诺对伦敦上流社会的诱惑毫无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那时的人类对霍乱一无所知
人类的科技发展总是跳跃式的，仅仅在200多年前，人类其实对所有传染病的认知程度和2000年前的人类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一无所知。
对于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是——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空气传染的。
为什么这个观点深入人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当时伦敦这个城市——
伦敦是英国的中心，而维多利亚时代则是日不落帝国无限荣光的顶峰，工业革命随着各类蒸汽工厂的轰鸣声在急速改变这膨胀的帝国。
人们开始向城市聚集，物质日益丰富，一个个传奇的财富故事在膨胀的民众中流传。
19世纪的伦敦
那时候的伦敦坐拥240万人，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它的人口密度是今天孟买的三倍，彼时的伦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优雅、宁静、富足，城市的卫生状况极为堪忧——
马车在肮脏的街道飞奔，马粪四处飞溅，用抽水马桶的人们把粪便通过露天简陋的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
整个城市臭气熏天、蚊虫漫天飞舞......牛棚、动物粪便、屠宰场、腐烂的味道充斥着大英帝国的雾都。
伦敦的掏粪人
“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狄更斯的小说中描绘了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霍乱的确通常发生在卫生较差的区域，这些地方确实也臭气熏天，医学界在那时候一直认为霍乱是通过空气中的”瘴气”进行传播的。
支持这个观点的人除了当时的主流医学界之外还包括《柳叶刀》编辑、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等。
尽管那时牛顿的力学理论早已在大众中启发了科学启蒙，但对于医学、生理学而言，19世纪中期还是矇昧的年代。
无知和霍乱同样可怕。
来自年轻医生雪诺的质疑
年轻医生雪诺对于“霍乱是由空气传播”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霍乱应该是通过被污染的水进行传染的，他的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朴素的判断——
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进行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才对，他的经历能佐证他的判断——18岁的时候为治疗煤矿工人的霍乱曾很长时间活动在臭气熏天的矿井，但他自己却没有得病。
当然，如果雪诺只是以这个理由去说服民众显然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气味是一种直观的感受，闻过伦敦的恶臭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些刺鼻的气味里没有问题。
而水里的细菌是看不见的（细菌学在当时还没有被提出，显微镜尽管已经被发明，但还很粗糙，没能识别出水里的细菌）；在分子层面，鼻子要比眼睛灵敏的多，腐烂物体会挥发出两种物质——尸氨和腐氨，只要几个分子进入鼻腔，人们就会感受到强烈的恶臭。
没有直接的感知让人相信一件事情是困难的，比如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接受戴口罩，但对于同样重要但无法直接感知的洗手很多人却并不重视，而老年人则是既不带口罩也不洗手。
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是不会凭着朴素的判断而轻易下结论的，受过严谨医学训练的雪诺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他首先对伦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伦敦的自来水是由两家公司所供应的，一家名为Lambeth，一家名为Southwark，在1849年8月的霍乱流行中，根据雪诺的统计，两家自来水公司居民的死亡率有着极大的差异——
Southwark公司覆盖的居民死亡率为3.15%，Lambeth公司的死亡率为0.38%，二者几乎差了10倍之多，而死亡率高的Southwark公司在泰晤士河的下游，水被污染的可能性的确会更大一些。
雪诺积累了很多类似的证据并加上了自己的分析，写成了《论霍乱传递模式研究》的论文，意在向人们证明霍乱是通过水污染而不是空气污染传播的，同时建议当局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雪诺也算是伦敦霍乱的吹哨人。
但由于当时空气污染的“瘴气”论过于根深蒂固，同时，雪诺的确没有发现更加直接的证据，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依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不被主流医学界和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魔鬼在跳舞：宽街霍乱爆发
雪诺并不气馁，他本身是一名麻醉科医生，研究霍乱其实并不算他的主业，但他总是对这个盘旋在英国上空的幽灵有着宿命般的执着，他在等一个证明自己理论的机会。
1854年8月31日，魔鬼再次降临——伦敦的苏豪（Soho）区的宽街附近爆发了霍乱，第一天就有56人死亡，第二天死亡人数猛增到143例，第三天178例......
这个街区的人们无论贫富几乎都要失去一名成员，而有些家庭则是全家被霍乱夺命。
短短几天大部分居民逃离了熟悉的家园，原本热闹的宽街变成了大型死亡现场，只有那些无力离开的人们留在了那里，恐怖在蔓延，绝望笼罩着街区。
仅仅5天，超过500人因为霍乱导致的脱水而在挣扎中死去，恶魔在舞蹈.....
雪诺当时在苏豪区开了一家诊所，他没有像其他富人一样逃离日日夜夜生活的家园，尽管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那样做，而是选择成为那个时代的逆行者，他是伦敦的守夜人，他决定和魔鬼正面对决。
雪诺开始冒着极大的风险调查每一个街区的死亡案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
在空无一人瘟疫肆虐的伦敦街区，一位年轻的医生一家一家敲开可能躺满尸体的房门，详细询问他们的病情和日常活动情况，每一次敲门都是和死神的擦肩而过，惊心动魄。
死亡地图：和传染病直接对决
在那个恐怖的9月，雪诺白天将生死置之度外详细地调查，晚上他在油灯下开始绘图，他想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向人们说明他的理论。
他找到一幅伦敦的地图，把所有死亡病例详细地标注在地图上，他用黑色的小短横线代表死亡病例的数量。
约翰·雪诺当时所画的死亡地图
这张呕心沥血制作的地图详细地记录了死亡案例的在街道的位置以及数量，它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著名的“死亡地图”。
当所有的统计完成之后，雪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大部分死亡病例都集中在伦敦宽街附近，而那里正好有一个免费的公共水泵，附近的众多街道的居民都在那里取水。
离水泵230米内的街区总共死亡人数高达700人，雪诺怀疑那个水泵被污染了。
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水泵周围死亡最多，而离水泵越远，死亡病例越少。
死亡地图的中心地带，红框为水泵位置
雪诺需要继续验证他的理论，他首先想到的是显微镜取样水进行观察，但结果并不如意，那时候的显微镜技术还很不成熟，除了在样水中观察到了一些白色絮状物之外他一无所获。
虽然他怀疑这些白色絮状物有问题，但的确并没观察到真正的致病菌，这并不足以说服当时的人们。
尽管雪诺绘制死亡地图已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有人质疑说，瘴气传播也能解释这张图——瘴气的中心区死亡多，离瘴气中心越远死亡越少。
还有人说宽街水泵的水源比离这里不远的“小马尔堡街”水泵公认要干净得多，如果“水源论”没错的话，那小马尔堡街的水应该更加致命才对。
雪诺继续像侦探一样调查附近居民的患病情况。
这一次，他除了调查那些死亡病例的特征，也开始着手分析附近那些没有患病居民的特征，他发现了以下事实：
1.离宽街仅180米的一家酿造麦芽啤酒的啤酒厂的工人在这次霍乱中全部没有染病，啤酒厂的老板哈金斯告诉雪诺，由于在啤酒工厂里啤酒是免费的，因此这些工人平时都不喝水而只喝啤酒；
2.苏豪区离宽街不远的一个监狱有535名囚犯，也几乎没有霍乱病例，雪诺发现该监狱有自己的水井，同时也从大章克申水厂购买了大量的水，同样没有喝宽街水泵的水；
3.雪诺发现了这次死亡案例中有两个离宽街非常遥远的Hampstead的霍乱死亡病例，是一位年长的寡妇和她的侄女，雪诺骑车找到了寡妇的儿子，经过询问，雪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原来寡妇曾经住在宽街，她怀念那口井水的味道，以至于她会让仆人每天从宽街用推车给她打一大瓶水，她和她侄女的最后一瓶水都是疫情开始的8月31日从宽街水井罐装的。
至此，真相终于在雪诺抽丝剥茧的调查中变得清晰——问题出在那个水泵，雪诺找到了给异鬼痛击的那块的龙晶，而整个过程如推理小说一般。
1854年9月7日，雪诺向苏豪区当局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天取下了那个水泵的把手，关闭了那个水泵。
奇迹发生了——此后伦敦地区的霍乱疫情便迅速消失。
从8月31日第一例霍乱病例爆发到9月7日递交详细的调查报告，仅仅8天时间。
历史总有遗憾和曲折
当然，现实的剧情总是要曲折复杂一些，尽管这次疫情被消灭，但人们像簇拥英雄一样给雪诺欢呼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伦敦的卫生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雪诺的水传播理论依然有人怀疑；在科学和愚昧的斗争中，理性并不是总能轻而易举地占上风。
这时候，一位圣卢克教堂的牧师亨利·怀特黑德成为雪诺的忠实支持者，这在瘴气论占据主流的的教会中非常难得。
他也生活在苏豪区，尽管他开始并不相信雪诺的理论，但他对雪诺的工作充满敬意，他利用自己在社区的影响力继续验证雪诺的研究。
终于，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怀特黑德采访到了一名在苏豪区宽街40号的一名叫路易斯的妇女。
这名妇女的一个5个月大的女婴在爆发初期就死于腹泻，这位女婴的去世时间表明她是那波伦敦霍乱的第一个病例。
亨利·怀特黑德
妇女将洗过婴儿尿布的水倒进了宽街的一个污水池，而这个污水池离宽街的水泵对应的水井仅三英尺，人们挖掘之后发现这个污水池的池壁早已损坏，是这个污水池污染了水井。
怀特黑德将他的发现以及对苏豪区卫生状况的调查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发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建设者》（The Builder）上。
这时民众才真正相信了雪诺的霍乱水源传播的理论；大众读物上开始刊登关于霍乱源头的漫画。
1856年，当布罗姆利的新霍乱爆发时，人们运用雪诺的理论进行了迅速的管控，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至此，雪诺的理论开始深入人心。
伦敦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了——1859年，在雪诺调查宽街霍乱之后的第五年，伦敦开展了下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工程。
这个由杰出工程师巴泽尔杰设计的工程历时6年完工，它是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伦敦的污水与饮用水源彻底隔离，被排往泰晤士河出海口，最终汇入大西洋。
1865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用著名的鹅颈瓶实验才证实了细菌的存在，形成了第一套细菌疾病理论。
人类第一次认识了细菌这个物种。
又过了18年，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成功发现并分离了霍乱弧菌，完整彻底地证明了水中的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真实元凶，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医学奖。
罗伯特·科赫
至此，雪诺的理论最终大获全胜。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着遗憾——1858年6月10 日，雪诺锻炼时中风，六天后便与世长辞，年仅45岁，这距离他画那张著名的死亡地图仅仅过去四年。
他并没有活到科赫在水中发现霍乱弧菌的那一天，也没有等到伦敦下水道工程动工的那一天。
约翰·雪诺的遗产
雪诺无疑是伟大的。
他1854年展开的这次宽街霍乱调查开启了近现代流行病大规模调查的先河，是这个领域开创性、里程碑的工作，在医学界雪诺被公认为“流行病学之父”。
他所绘制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工人为是“数据可视化”的开端，用简洁、直观的方式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民智。
北大可视化团队做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视化地图
今天，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当科学家们寻找有关流行病的简单答案时，他们有时还会互相问：“这次疫情中的水泵在哪里？”
而在更广泛意义上，雪诺对宽街霍乱的研究也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自那以后，人类充分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清洁的水源和污水梳理系统纳入到了城市的规划议程，下水道成为“城市的良心”。
现代伦敦的下水道系统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享受到大都市清洁的水源和成熟的污水处理系统依然要感谢一位叫雪诺的医生在100多年前出生入死的那次无畏调查.....
在人类没有对烈性传染病进行有效控制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历着宿命般的模式——“人口增长—传染病爆发—人口增长—传染病爆发”。
在19世纪之前，人类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从来没有超过300万，而今天，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早已朝3000万人的规模进发。
人口接近3000万的超级大都市——东京
雪诺的精神也鼓舞了后人，2010年10月，海地在地震之后霍乱爆发，法国的流行病学家Piarroux以人道主义的身份进入海地进行调查。
法国流行病学家——Piarroux
2016年出版的《致命河：霍乱和海地地震后的掩盖》一书详细描述了他对海地霍乱防治的调查与贡献。
2017年4月，Piarroux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从某种意义上，Piarroux就是今天的约翰·雪诺。
霍乱并没有在地球上消失，人类也继续面临着更多新型传染病的威胁。
伦敦城不会忘记，人类不会忘记
今天，如果你到伦敦的苏豪区旅行，依然能够在宽街和剑桥街的拐角处发现一家名叫“John Snow”的酒吧。
而在酒吧的对面，一个孤零零的水泵模型安静的竖立在那里，那是伦敦人们纪念这位“伦敦守夜人”的丰碑。
这个黑色水泵雕塑似乎在时刻提醒着未来的人们——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勇气和理性。
伦敦苏豪区的John Snow酒吧和水泵雕塑
雪诺一生没有结婚，无子嗣，他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甚至不喝酒，只喝煮沸蒸馏过的水。
每当灾难肆掠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曾经为人类生命奋斗过的人所给予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约翰·雪诺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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