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界良心张思之——关于郑州的童年记忆
張思之（1927—），被譽為「律師的良心」。生於鄭州，先做「逃亡」學生，後加入「遠征軍」，再讀朝陽大學。1949年后，先接收法院，成為新政權第一批法官，後轉行為第一代律師。其間歷經三反五反、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直至「反右」運動中落網，成為「京城律師頭號右派」，「勞動改造」十五個春秋。文革後復出，隨即出任林彪江青「兩案」辯護小組組長。
「□·□」後，為□□、□□□、□□□、□□等政治犯辯護，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卻因此奠定了中國第一大律師的地位。凡此種種，偶逢其一即可青史留名，何況張思之在每個領域都超凡逸群！可以説，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史，他的坎坷遭遇正是這個民族的苦難縮影，他的不懈抗爭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識分子的人格寫照。
本文主要節選于《行者思之》，一本你在中國非自由地區都買不到的書。
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是在2015年2月的臺北，誠品敦南店。
當在書中發現頗為景仰的張思之先生居然與我是同鄉時，異常興奮：他家居住的官井巷（后稱鹽店后街，現已在地圖上消失）與我家所在的唐子巷僅一路之隔！
只可惜后來因考慮到托運重量（帶了另外幾本）與通關風險，沒有把這本書帶回家收藏。甚是遺憾！
近日，再次提及此書，緣于筆者正在做關于鄭州歷史文化的民間記憶發掘，在與歷史學者韓三洲老師（同樣出生、成長在鹽店后街的鄭州人）交流中，他極力推薦。
種種原因，難以親自拜訪張思之老先生。那就讓我們跟隨以下書中的文字，品讀老先生的鄭州往事。
2011年攝於德國殘存的柏林圍墻外
年逾八六仍為一老工人出庭
西元1927年11月12日，即民國十六年農曆十月初九，我赤條條地哀號着來到黃河邊上一戶破敗人家。戶主卻因這個小生命的天降一掃平素威嚴，滿面春風，興高采烈。「快吿訴他媽，孩子小名就叫『天續』，老天爺還會再給咱們張家『續』上幾個大孫子。」此後這個大孫子就成了他的珍寶，無事不百依百順了。老太爺以愛鵝名，養有一頭雄健無比的大鵝，見生人撲上就是一口，類如家犬。某次竟咬了從姑媽家裏回來的天續，闖下奇禍。在幼童的大哭聲中，老太爺一聲令下，一頭美健白鵝的生命就過早地結束了。老太爺是家長，一言九鼎，握有「殺生」全權，中國封建門庭，大體如此。長孫地位如此，他上面的兩個堂姐姐卻是想都不要想的，老太爺平日連望都不望她們一眼。大姐婚後同我談起，眼圈都是紅的。
我的家族，據祖上講呢，是從山西洪洞遷到河南鄭州的。民間説「洪洞縣裏沒好人」，我搞不清這個説法的出處，只知道河南有很大一批人是從洪洞移來的，有的説是出自大槐樹下，有的説是什麼大柳樹下，説法各有特色，可惜都不足為憑。
我家是一個典型的破落戶。小時聽姑媽講，祖上地多，後來政府修鐵路徵用，只留下點墳地。
我的曾祖父張希曾在當地是個名醫，著有《針灸要訣》一書，「議論頗有見地」，名列「中州醫林」。記得家裏從門外到屋裏掛的都是匾，「華佗再世」，「金針度世」，全是送他的。河南有一種特別有名的藥叫「肥兒丸」，被譽為「管城三寶」之首，是我曾祖父的秘方。這個藥「有積化積，有蟲殺蟲。平時服用，能增強體質，有抗病功能」。總之，效果特別好。他認識一個道士盧本固，窮困潦倒，我曾祖父就説，你把我的配方拿去製藥能賺錢。從此，這個道士好像就發家了。
「肥兒丸」在河南很有名，我小的時候就知道，説明我的曾祖父醫術有兩下子。他於遠途出診行旅中臥病不起——時為1908年，73歲——醫德可見。
我家住的那條街原名官井巷，這個「官井」早就消失了；後改稱鹽店後街，因為街前有個大鹽店。那年頭經營鹽店很了不起。鹽店後街不大，有二分之一即馬路一側的房產是我曾祖父的，我家就被人叫「張半街」。按照中共劃階級的政策，説他是個地主似乎也可以，説是個房產主也可以。不過他都躲過了，留下了醫名。
祖父樹勳，考中庠生，但不務正業，鴉片抽得很厲害。他有自己的書房，書櫥裏的書早已塵封，沒人翻看，我只是用他的書桌「描描紅」寫寫大字。此外除了奶奶沒見人去過他的書房。我沒見他讀過書。看樣子家道就是從祖父手裏敗落的。他有五個孩子，四男一女，我父親在男孩裏面排行老三。大伯父有點知識，懂點舊學，一手好文章，一筆字也漂亮。他給我的印象是三教九流什麼都幹，好像主要是當「秘書」，晚年他跟河南一個大毒販毛虞宸搞在一起了。這個毒販發家後開了個銀行，那時叫銀號，名「德泰祥」，好字眼全沾了。此人很鬼，銀行不開在河南，開在陝西，在陝西赫赫有名。我的大伯父呢，跟他靠上了，做他銀號的襄理，那是高級職員了，所以他在弟兄之間算是比較有錢的一個。
我二伯父遊手好閒，在當地幹個保長，混飯吃。解放以後落個反革命當當，判了刑。二伯母潑辣，妯娌關係讓她弄得很糟。
第三個孩子是我姑媽。姑媽一生悲慘。她是個非常聰明的人，17歲被家裏強迫結婚。還不僅是包辦，外加強迫，訂婚之後，男方得了肺癆，男家要求結婚，沖喜，祖父一聲令下就嫁過去了。沒半年丈夫就去世了，她17歲就成了寡婦，她的兒子是過繼來的，與婆家的其他人再無關係。我祖父覺得對不起這個獨女，給了她一個小院，幾畝地。她靠地租、房租維持生活，還算富裕。就這麼着，後來劃成小地主，冤不冤吧？姑媽對我非常，跟母親一樣，我從小是跟着她長大的。
老四就是我父親。因按男性排序行三，姑媽日常就呼他「小三」，含愛意。父親學西醫，上的不是正規大學，按現在的教育體制説就是職業學校，學點東西就可以出來幹的，我估計那時家裏供不起他上大學。後來他在鄭州一家醫院裏實習了兩年，自己跑到陝州，就是現在的三門峽，一個非常小的縣，在我姑媽的經濟支持下，開了個小醫院，但名字起得大，叫「豫陝中央醫院」。後來整他的時候説，你是河南陝西兩省中央醫院的院長，好傢伙，得交代同你們「中央」的關係！
老五是我小叔，讀書優秀，功課好，歷年都是鄭州銘賢中學的優等生。銘賢中學是閻錫山辦的，當年很有名。抗日戰爭一開始，知識青年紛紛去延安，1938年他從西安去的。後來在新四軍讓黃克誠看上了，非要他當秘書，他不幹。我問他為什麼不幹，他説黃的脾氣誰都受不了，開口就駡娘，不管是誰。怎麼證明黃克誠特別喜歡他呢？小叔從小眼睛就不好，近視一千多度，後來眼睛壞了，1941至1942年抗戰那麼緊張，黃克誠派人護送他到南京汪精衛那兒去治眼睛，那是很特殊的了。小叔後來説，幸虧沒當他秘書，不然廬山會議一把火也就成灰了。後來從山東急調東北打內戰，遼沈戰役時他是林彪的「七縱」宣傳部副部長。戰後因眼疾轉業到地方，離開了部隊。
外祖父一家我不太熟悉，估計也是破落戶。外祖父跟我祖父是煙友，基本上是我外祖父到我祖父這兒來抽煙。從這點分析，我祖父比外祖父的經濟條件可能稍好一點。聽説我父母親的婚事是在煙燈底下訂的。我對外祖母的印象深，養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我舅舅很年輕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們家房後不遠的地方，有座不高的土城牆，隱約記得舅舅曾領着我登上城牆放風箏，在牆根底下捉蛐蛐。聽鄭州的友人説，這個土城牆至今沒有拆除。三個女兒裏邊我母親是老大，外祖父母去世之後，兩個妹妹對姐姐就像對母親一樣，她們姊妹關係非常好，隔一兩年就會去四川看望大姐姐。外祖父的家就在我上小學的那條街上，叫南學街。不遠，所以我常去，他們一家都對我不錯。
前排：右一，我的父親，右三，伯父，右四，姑媽，左一為母親。 後排：左二，我的大姊（堂姐，即大伯之長女）
我五歲上小學，早，可能因為是長孫的關係。學名張爾龍，「爾」，是家譜按輩排下來的，序列「永念爾祖」，要我們永遠懷念祖先。「龍」是龍虎的龍，據説是祖父跟好幾個秀才一起商量的結果，寄予厚望，望子成龍嘛。
小學校在南學街，家住鹽店後街，上學走幾條街，不像現在有人接有人送哦，沒有。早晨起來，據母親講，會跑到爺爺床前，把他拍醒，要錢吃早點，爺爺閉着眼，一聲不吭給兩個銅板放我手上。據母親講，這時候只有我敢把他喊醒，換別人他要發脾氣的。那時父親遠在陝州，顧不上我。
學校對面有個賣炸丸子的小店鋪，把油炸的丸子加在煮好的湯裏，摻上點葱花、芫荽，味很美，一個銅板一碗。另外還有燒餅油條。我拿着兩個銅板，要一個燒餅夾一根油條，配着一碗炸丸子，每天都一樣。我跟姑媽生活後，早餐就是表嫂的事了。那年媽媽生了我的三弟，奉祖父之命去陝州和父親團聚。爺爺、姑媽捨不得我走，把我留下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鄭州縣立一小」校門口的亂相。校名改為「鄭州市立完全小學」，門內正中牆上刻有毛的「最高指示」。校門左側的口號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右側的口號字跡模糊。
我上學基本上沒人管。我上的那個小學是河南鄭州最好的一所，創辦於1904年，就是光緒三十年，最初的校名是「鄭縣官立高等小學堂」。頭年只招一個班，30名學生，次年又招了一個班，學生增至50人。至1932年開始招初級班，校名隨之改為「鄭縣縣立第一完全小學」，我就是那年考入的初小一年級生。那時的校長是趙繼謙先生，河南的著名教育家，人們都説他的教育思想先進。當時我們學校已不讀四書五經，是新式的全日制「完全小學」，各科齊全，除國文、算術、常識外，還有音樂、體育、美術，公民課肯定也有，只是內容我記不得了。趙校長不惜重金高薪聘來優秀教師，因此教學品質在河南一直居於首位。學校有校舍80多間，兩層小樓，規模之大，全省首屈一指，現在來説也夠得上宏偉了，無奈滄桑巨變，早已今非昔比。
母校至今還在，2004年曾計劃慶賀建校百年，據説因歷史資料散失奇缺而作罷。現任崔校長吿訴我，校園的面積比之過去已是大大縮小了，但注重教學品質的方針始終不曾改變。學校目前在鄭州管城區仍居於首位，美術課成績突出，北京的中國美術館收存有學生的作品。
我對小學生活印象不深，説明不是個好學生。校訓、校歌、校規之類現在僅僅記得校歌的兩句歌詞：「正心、誠意無價寶，信實是暗室燈。」暗室之燈，寓意好深。然而達到不易，做到亦難。學校設置了專門的音樂室，配有風琴、口琴這些簡易樂器。我除上課外也很少去。但有首歌的歌詞倒記得牢：「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這種道德傳統教育，會影響終生的。1955年肅反時批判我的歷史，説從小就受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教育。如果從小歌唱的這些都姓「資」屬「資」，那我要真心實意地呼「資」萬歲了！
在小學階段，我的功課成績普普通通，對算術好像自始就沒有興趣，不過也沒好好玩，説到底也不會玩。蹲在地上彈球是我的看家本領，手存的各色玻璃球何止百枚。學校設有乒乓室，我打乒乓的技能屬中等水平，那年頭的娃娃哪裏有許多好耍的玩具？學校有個大操場，但我們能買個「永」字牌兒的小皮球拍拍、踢踢，就很了不起了。
小學五年，我唯一可以稱道的是爭取早上第一個到校。我在媽媽和姑媽的督促下，起得早，那個時候受這兩位潔癖者的影響已經知道搞衛生了，到校後掃地擦桌子，搶着幹「值日生」的活，要説也不簡單，五六歲啊，現在五六歲的城市娃娃，誰的爸媽捨得讓他幹這個？
還有一點沾了家庭的光。偶爾，不是每年，爺爺想起來還有個孫子在讀書呢，放寒假暑假就找個家庭教師來教教。不光教我一個人，他把親戚——我們不是叫張半街嗎，半街都姓張——的孩子都給喊來，一塊學。我對描紅印象最深，為什麼呢？祖母總因我描紅不好用雞毛撣子打我手心，説「你描的一筆一劃都不到地方」。別的人都很少管過我學習，倒是挺自由。五年級的時候，爺爺送我一帖他留存的柳公權《玄秘塔》，要我練字，大約學了一年，還沒入門就因戰亂而中斷了。
我本該1938年6月小學畢業，但到2月，日本人轟炸鄭州，學校停了課。我一輩子沒拿到過畢業文憑，從小學就開始了。
有件事有點怪。1956年，我在北京第三法律顧問處，從人民大學畢業分來的一個實習律師，一見我就説「你是張爾龍」，我不敢説不是，就問「你是哪兒的」。他説我是河南鄭州的，縣立一小。我説縣立一小沒你啊，我不記得你了。他説你不記得我，我可記得你。這是我重逢的惟一一個小學同學，鄭州人張學信，其他兒時的夥伴，幾經戰亂，零落雲散了。
上小學那幾年，正值中國北方的各路軍閥在中原混戰，其中包括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的決戰。大街上常見大兵列隊扛槍行進，有時還唱着「戰歌」——
「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阪坡前逞英雄……」
一曲終了，領隊的一個什麼長會高呼「口令」「一、二、三、四」，大兵們跟着大聲喊起，怪雄壯的。那時並不覺得他們威武，但也從未想到過戰爭的殘酷。
待抗戰軍興，日機連續狂炸鄭州，街樹上能看到人的器官，其狀奇慘。很晚以後知道，如此嚴重的空中行動，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步驟，目的在於摧毀中國大眾的「抗敵決心和信心」。當年幾個重要的大城市都被破壞得極為慘重，無辜百姓，死傷無數。在這種景況下，祖父發話了。要求把我這個長孫，還有他的幼子，就是我那個小叔，送出去，「不能讓日本人炸死了。」往哪兒送呢？只有送到我爸那兒，送到陝州。一個深夜，我伯父跟我姑媽僱上黃包車，把我們拉到火車站，沿路漆黑啊，因防空而熄了燈光，一顆童心粗粗地、具體地領略到了戰爭味道。
火車站，哇，那場面！人山人海，亂成一團。那種混雜擁擠的景象決不亞於今日春運。人們背着包袱，扶老攜幼，拼命往火車上擁，闔家逃難啊！我叔叔先擠上了車，我擠不上去，後來是伯父從窗戶裏把我塞給叔叔的。
從鄭州到陝州，幾百公里吧，卻走了一夜，火車逢站必停，一路都是難民，各自逃生啊。從此我逃離鄭州，一直到1946年才回去看了一次姑媽，相隔整整九年了。
编者简介：
郑子蒙，80后，生于郑州唐子巷。学过政治学、做过媒体人，当过帝都某些知名媒体不知名小编，现回乡定居，于民企谋生。关注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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