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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创刊7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邀请曾经关心指导或亲身参与“两刊”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者、科学家、作者和读者等回顾期刊发展历史，同时展望未来，提出期望和要求。


使命历久弥坚，同心砥砺前行，“两刊”将以70年作为新起点，继往开来，实现更大飞跃。


郑永飞院士
郑永飞，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球化学学会/欧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中国科学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同位素地球化学与化学地球动力学研究。2003~2013年担任《科学通报》执行副主编，2013年起任《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主编。他积极倡导编委责任制，并以身作则将“科学家办刊”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多年的办刊经历使郑永飞院士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并对办好中国科技期刊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认为：办刊需要热情，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期刊主编应“慧眼识珠”，作优秀成果的“伯乐”。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以下简称“两刊”)创刊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杂志社专访郑永飞院士，探讨中国科技期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有效途径。

改革办刊模式，助力国内青年人才成长

20世纪80年代您开始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发表文章，当时中外学术期刊的办刊模式有什么不同？
郑永飞：我在国外读研究生和做博士后期间，多次给国际知名科技期刊投稿和审稿。国际期刊的主编、编委和评审人对作者的稿件不仅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而且帮助作者进行语言润色，对作者帮助很大。而当时的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办刊风格截然不同。比如“两刊”，采用的是传统的评审模式——由编辑部编辑邀请审稿人评审，审稿人给出发表或不予发表的简短意见后，编辑部再请执行主编或编委签字决定是否录用。1985年，我在《科学通报》发表了第一篇短文，该文几乎没有任何修改意见；1997~2000年我又陆续在“两刊”发表了几篇论文，虽然收到了具体的评审意见，但与国际刊物相比，在学术体验上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那时我就希望，能把自己在国外看到和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期刊上，为国内青年科学家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3年起，您开始担任《科学通报》执行副主编并落实“科学家办刊”的理念，对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评审制度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您能谈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郑永飞：2002年底，朱作言先生组建新一届《科学通报》编委会，我应邀担任地球科学的执行副主编。18年前，不仅是我，也包括郭正堂、牛耀龄、张希、逯高清等执行副主编，都是热血澎湃的青年，满怀激情，要把青春奉献给中国的科技期刊事业，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
2002年11月，我参加了《科学通报》正副执行主编会议。记得那次会上，一致通过了在《科学通报》实施执行副主编负责制的有关细则，即借鉴国际知名期刊的做法，让一线科学家深入参与到稿件评审环节中。随后，《科学通报》组建了一支学科分布合理、有较宽学术视野和较高学术鉴赏能力的特邀编辑队伍，由特邀编辑在组织审稿的同时帮助作者提高学术和语言质量，使我们最终发表的论文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改进，直至与国际接轨。实践证明，评审制度的改革对提高期刊质量发挥了很大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大家齐心协力，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质量、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而努力工作。

创办学术活动，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除了改革评审制度，您还将学术活动引入科技期刊，如组织了青年地球科学家学术沙龙，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郑永飞：为了给国内的青年科学家提供一个跨学科、高层次、有效率的学术交流平台，增强青年科学家的凝聚力，我们产生了组织青年地球科学家学术沙龙的想法。第一届沙龙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共同主办的，参会专家以《科学通报》的特邀编辑为主，他们大多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通过学术沙龙，参会者一方面可以了解到本学科领域在国际上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找出国内需要努力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到其他学科基础研究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认识到未来发展对本学科领域有哪些知识需求。2003~2012年，共举办五次学术沙龙，每次沙龙都与编委会共同召开。2013年，我在担任《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主编后，开始与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会一起举办地球科学前沿论坛，到2020年正好也是五届，目前论坛在我国地球科学领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不管是《科学通报》的青年地球科学家学术沙龙，还是《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地球科学前沿论坛，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让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有机会了解小同行和大同行的研究进展，以此来推动中国地球科学的前沿探索、促进相关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推动中国人才培养，学术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与十余年前相比，现在的学术会议和论坛数量众多，您认为地球科学前沿论坛有什么特色？在哪些方面是不可替代的？
郑永飞： 首先，地球科学前沿论坛不是单一研究领域、单一学科的学术活动，而是涵盖了整个地球科学领域全学科的学术会议，可以说是国内唯一把地球科学涉及到的全部学科集中在一起的综合性学术活动。第二，论坛报告既要让小同行感觉精准到位，又要兼顾表达的科普性，让大同行能听懂。对论坛报告人来说，报告的准备过程也是一个总结回顾和重新学习的过程。第三，对论坛听众来说，能够在参会的短时间内了解到国内外地球科学的前沿和动态，这比看很长时间的书、读很多的文献效率要高很多。第四，论坛报告人是本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论坛听众的核心人员也是地学领域的专家，这种高学术层次人员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将能够实现学术思想的碰撞，推动中国地球科学的前沿探索和突破。

慧眼识珠，为中国科学家争取话语权

虽然我们的期刊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现阶段，我们还不能约请到最优秀的稿件。对此，您怎么看？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郑永飞：目前国际上综合性知名期刊有Science 和Nature 等，而细化到每个学科又有本领域内公认的领军专业期刊。期刊的学术平台不一样，影响力不同，给作者带来的效益肯定也不一样。毕竟“两刊”的学术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不管是主编还是编委，我们都不能期望所有收到约稿函的作者能将他最好的文章投过来。
但是，我们也要积极想办法吸引到高质量稿件。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是采取中英文对照发表的办法。地球科学研究领域的描述性内容多，对语言能力的要求高，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中国人来说，用英文表达专业成果存在天然的劣势。《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坚持中英文对照发表，在评审和修改的过程中编委帮助作者不断完善学术内容和语言表达，这样可以吸引到一批拥有第一手好资料、但受限于语言表达能力而难以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同时，论文用中文发表，对于国内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能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面对国际大刊的强势竞争，中国科技期刊如何在夹缝中生存？
郑永飞：不能因为我国科技期刊改革起步晚而灰心。为办好我们自己的科技期刊，要设法另辟蹊径。第一，可以针对重要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或国际上某些重要领域的研究进展，约请点评文章，把国际创新性成果介绍给国内同行，让国人及时了解国际前沿和研究动向。第二，针对我们自己期刊发表的专题文章，可以约请评述文章，把中国科学家优秀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第三，帮助中国科学家及时出版在国外发表受限制的好文章。
您担任《科学通报》执行副主编和《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主编超过18年，经您处理和评审的稿件不下3000篇？在遴选稿件方面，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和体会？
郑永飞：“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两刊”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作为主编和审稿人，我们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要积极鼓励发表学术上有潜在创新点、但在同行中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文章，这种文章将来可能会成为该领域的代表作、引领出新的热点。这里举两个例子：
安徽地质研究所徐树桐研究员1992年在Science 发表论文，首次报道了在中国大别造山带发现显微金刚石的成果，激发了国内外对大陆深俯冲的研究。但是，由于显微金刚石在变质岩中赋存状态特殊，国际上多家实验室难以重复，结果引起人们对其发现真实性的怀疑。徐树桐研究员经过多年的摸索，再次在大别-苏鲁造山带多地变质岩中发现显微金刚石，第一时间将稿件投给《科学通报》。我收到稿件后，有意将其送给对他的发现持质疑态度的专家评审，结果获得充分肯定，在2005年发表后很快受到国际同行关注并成为高被引论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曾令森研究员在EPSL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发表过一篇高被引论文，但他再投稿EPSL一篇关于中国苏鲁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发生部分熔融的论文时，主编因为选题太前沿而找不到有类似研究经历的审稿人就没有送审；最后，他投稿给《科学通报》。我收到稿件后，发现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成果，于是送给有关专家评审后得以快速发表。此文2009年出版后引发了国内外多人的后续研究，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大陆俯冲带研究的热点。

尽心竭力，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一流

您曾承担过学部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国内外科技期刊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您认为中国科技期刊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飞： 2015年，当时整个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形势不是很理想，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好稿子都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好稿件外流情况十分严重。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有争议性的学术成果在国际期刊的发表过程中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或压制。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设立了“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我协助“两刊”总主编朱作言先生具体实施。项目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为制定相关政策献计献策，引导和推进我国科技类学术期刊的发展。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与朱先生一起先后调研了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商，学习如何约请和遴选稿件、如何培养科学编辑等。我们还约请了国内外很多专家进行交流，召开科技期刊主编座谈会、编委座谈会和编辑部主任座谈会等活动；面向专家学者和期刊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等。通过对比发现，除了“唯指标论”的期刊评价导向外，我们在稿件学术把关、学术出版平台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要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郑永飞：与国际上已有百年发展史、市场化很成熟的国际出版商相比，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发展科技期刊还是一个公益事业，如果要把它当作一个新兴产业来扶持的话，其兴旺发达不仅需要国家的大笔投资，而且需要科技界的大力支持。如果我们期望凭借某个刊物的一己之力来振兴国家科技出版事业是不现实的，期刊发展需要依靠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经济支持和政策扶持。像Cell Research、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National Science Review(NSR) 等期刊获得了充足的经费支持，得到了政策上的重点扶持，再加上编委们齐心协力，期刊就能够办得很好。目前这样的期刊还只是个位数，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如果只打造几个亮点期刊，绝大多数中国期刊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话，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振兴中国科技期刊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当典型和榜样积累到一定的数量，科技期刊群体质量达到一定高度时，中国科学家自然会把真正有创新性的、代表性的文章发表在国内期刊上，参与到中国科技期刊的建设中来。
当然，科技期刊的发展水平跟中国科技的整体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学术水准达到与国际发达国家相当时，中国的科技期刊必然能够有一个质的提升，自然会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能体现中国科学家研究水平的一流期刊。希望通过人力物力的投入，中国的科技期刊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腾飞，使它真正能够满足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通过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真正记录中国科技的发展轨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成长轨迹。

“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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