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记者董子琪：知识分子不只有“学院”一种形态 | 记者手记
成为一名“专业”记者需要什么？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吃苦耐劳的精神？灵活应变的能力？
这次，我们选择从“记者”二字出发，区分领域，以某一类型记者为单位，了解他们深度根植于某个特定领域的职业现状，将会遇到哪些人，经历哪些事，又会遇到哪些难题……
以下是记者手记系列第十七篇，我们采访了文化记者董子琪。当书籍介入生活，与其说是“书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觉察和洞察”，不如说“你自己的经验被书照亮了”，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作者 | 邢峰彬 唐璐璇 余颖欣
编辑 | 杜锐峰 冯平 胡世鑫
“作为《水浒传》的同人文，《金瓶梅》好在哪里？
《哈利·波特》里魔法师对麻瓜的态度有何政治隐喻？
《尤利西斯》百年纪念版出版，这本‘困难之书’到底应该怎么读？
从江湖到田野，我们的文学距离公共生活到底有多远？”
……
以上是界面文化记者董子琪近几个月操作过的选题。
2016年加入界面文化后，董子琪已经累计发表了501篇文化报道，收获近1亿的阅读量。她从书本出发，将思辨的目光投向文学领域，对话了阎连科、王安忆、许子东、朱天心、戴锦华……她始终相信，文学的文本会在日常生活中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作为文化记者，传递关于它们的“常识”属于其工作范畴——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知识分子从来不只有‘学院’一种形态”。
董子琪与作家刘大任对话
“折衷”
Q：可以介绍一下你求学、工作的经历吗？是通过怎样的契机成为了一名文化记者呢？
A：文化板块比较特殊，跟其他领域的记者不太一样。我和几个同事都有差不多的背景：本来对某一学术领域感兴趣，但求学中间发生了其他变化，没有继续走学术道路，转而做了这个领域的文化记者。有一点像是“折衷”，但同时又是建立起学术和大众、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位置。
2013年留学毕业，我就去做了兼职的特约文化记者。当时我开始采访一些作家。研究生阶段我的研究方向偏现当代文学，所以对当代的中国作家比较熟悉——记得最早在北京做的作家专访，采访的是阎连科，那一年正好是《炸裂志》出版。
当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夏志清去世。我在美国的导师（何谷理Rodert Earl Hegel,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东亚系主任）是夏志清的大弟子，借着做特约文化记者的契机，我又找到了导师，邀请他来做一个口述，记录“我的老师夏志清”。
当时是做这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后来才进界面做全职的文化记者。
夏志清（1921-2013），著名文学评论家，
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 图源网络
Q：做兼职 / 全职的文化记者，区别主要在哪里？
A：做特约记者的时候，没有特别明确的报题、写作的节奏，做得比较慢，操作空间比较大。全职的话在比较规范的生产机制里，每周都要报题，稿件量也有要求，增加了很多劳动密度。而且要做不同体裁的东西，不仅要做采访，还要做书单、写书评，要考虑到整个版面的多样性。
Q：兼职写的时候比较自由，以兴趣为导向，现在可能是职业导向？
A：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兼职的时候刚入门，不太有“条线”的概念（“条线”就相当于一个记者的领域分工，比如说文化类也会分社科还是文学，分得非常细），只是比较初级地建立起跟出版社和作家的联系，如果有“条线”概念的话，文学领域里颁布了什么奖项、作家出了什么新书，应该是能比较及时地跟踪到的。
文化记者的日常
A：和其他条线的记者差不多。最基础的肯定是报题，先建立起一些信息联系。编辑部会在一定时间内讨论这个题，过了的话就去操作。
文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很多内容是根据书来的。最开始肯定要找到这本书、对基本的内容做review（单词释义），报题的时候就有大概的框架，有助于在实施的时候形成更细致的认识和了解。然后该采访采访、该写作写作。花费的时间受到对题目的熟悉程度和采访对象沟通情况的影响。
Q：如果要去评述一位很冷门的作家或者学者，但你之前完全没看过ta的著作，你会怎样处理？
A：今年诺奖得主（的报道）就是这样的。如果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交稿——比如今天得奖，明天之前就要把他的个人情况综述、作品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等等都写出来，需要非常快的信息搜集速度。
有的东西是有一定认识结构的。今年的诺奖得主虽然冷门，但长期跟进文学线的话，看到他履历上的一些关键词，就会联想到之前写过的报道：比如他曾是某一年的布克奖评审，布克奖和诺奖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我之前做过一些对诺奖和布克奖关系的判断，就可以把相关信息都搜罗过来。还有一些套路化的东西，你可以找到一些文学上的“主题”，还有大家对它的讨论。
总之这个部分不是最难的，和做文化评论不太一样。考验的是短时间的信息搜集和对问题的反应能力，反映的是你长时间内在小的领域的积累。
《来世》英文版（左图）
作者202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右图）
图源界面文化
Q：所以文化评论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哪怕是比较熟悉的领域和内容，要作出妥当的评论性内容也不容易？
A：因为你要有观点，不能是“瞎说”的。我写的很多稿子，是根据书的内容衍生出来的主题，自圆其说即可，顶多写出来比较有争议性，比如对余华作品的文学批评。但做社科领域的同事在写作时要把多方不同的观点都加进来，他们的难度可能更明显。
当然，也不能说文学类的写作就简单。我自己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文学的文本不能按照社会事件（的思路）来剖析？它中间还是应该留有一些空间。这个问题里有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
空间感与文学眼光
Q：有一种解读是：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个人化叙事”：它与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处于两个维度上，所以需要留出更大的解读空间，让不同的人从文本里获得的是不同的东西。
A：我认为“空间感”很重要。有时我们也会警惕：这种解读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文学写作越来越剑拔弩张，不允许有暧昧的东西存在……但我们总不能把文学真的变成“被剖析”的样本——不管是性别批判还是阶级批判。如果带着一个非常生硬的（批判）“公式”来套的话，套出来的只能是一个粗暴的“结果”，特别没有意思。
Q：之前界面文化写过一篇“捐肾风波”，故事里那部文学作品甚至本身就是从批判的范式里生长起来的。
事件中的两位女作家
Dawn Dorland（左）与Sonya Larson（右）
图源界面文化
A：这样的写法、这样解读的风气就非常无聊。所以我想在我的写作中跟大家说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文学是怎样阅读的、一个文本应该怎样解读、如何讨论一件事情……大家都能看懂一个故事，但是都能准确说出其中的妙处吗？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谈非虚构写作的论坛，大家都在讨论何伟，说何伟作为一个外国人是怎么写好中国的——但何伟本人不在场。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缺失的一点，其实就是文学的关照：没有人去看何伟的文本，没有人去分析它，而只是站在一个“立场”上解读：比如说何伟是外国人，他能写好中国恰恰是因为他有一个天真的视角……我们经常性地看到这种结论，它仅仅基于作者的身份来解读；或者说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因为价值观“不正确”。这是非常外围的解读，根本没有照顾到文本是怎么编织起来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谈何伟的写作、谈他有什么特点，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你先把review（评审）做好了，才能够进入下一步、谈他给我们哪些启示。我觉得这是一个通用的（范式），文学的方法和阅读的眼光是通用的。
《寻路中国》[美] 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
图源界面文化
越过智识的“舒适圈”
Q：不管出于“条线”的划分，还是自己写作的经验、习惯，你是否会在写报道的时候形成自己的“舒适圈”？
A：肯定会，所以也要警惕。之前也跟同事们聊过，无知识的人，因为没有什么知识文化可以依赖，他的态度可能是反智的；但知识分子如果过度依赖一些旧的工具、旧的思维方式，他一样也可能是反智的。因为你形成了路径依赖，不去看新出来的东西，培养了惰性，就会得出一些非常可笑的结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受不了：他们为什么老是在重复同样的、陈旧的语言？那些过去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学界一直都在重复的话，让人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活力和动力。
你肯定不想自己变成那样的人，那就不能依赖那一点点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要去思考、去切实地看到：到底有哪些是真的问题。
Q：所以平时会训练自己，尝试小小地突破一下自己的舒适圈？
A：最明显的就是关注一些原来不太关注的领域的新书。原来我不看自然写作，也不太关心梭罗这些作家——我觉得不就是“热爱大自然”嘛？
但这两年我有很明确的感受，有些东西没有那么简单。我去年读了译林新版的梭罗日记，今年在读特克尔丘克。逐渐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自然写作下面，有对于现代文明非常强烈的批判意识。
这些东西好像是更偏“经验”的，深入生活久了、年龄到这儿了，你看到一些事情后会回想起原来看过的一些很朴素的文本——原来它没那么单纯、没那么简单。你会有新的感受和新的经验，感到之前好像被蒙蔽住了。
耐克中国总部球场后面的小块湿地，董子琪的“快乐老家”
图源董子琪
有关阅读的常识
Q：刚才有一个表述说了很多次，就是“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A：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具体到工作来讲，有一些文本、有一些书，可能是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了解的。梭罗谁不知道？陶渊明热爱大自然谁不知道？但这两年我会比较关注到在“简单”的下面，更加细微的一些感受。我不知道你在自己的生命阶段是怎么体会的，我会觉得这点是跟人生阶段相通的。
我很担心这样的文本没有人再关心，年轻人也不喜欢看，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大家都以为自己把握到了常识的核心，但其实是非常粗糙地让它“流”了过去。
董子琪微博
Q：你觉得这种对常识的再认识，是到了某一个生命阶段就会自然发生的吗？或者在你这里更多是因读书而促进的？
A：我自己在这方面开窍不算早，很长时间里我都觉得：读书就是读书嘛，跟个人境遇没什么关系。身边也有很多例子，一些确实对文学感觉不那么强烈和敏锐的人，最后可以留校任教——你的学术做得好不好，跟你对文学的感觉强不强烈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我当时会觉得，书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许不需要那么紧密。
但之前采访陈平原的时候，他就强调说，现在“心性”的重要性经常被忽略。读书塑造心性，你的心性也决定你是否适合这条道路，所以你要自我培养。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性情里边的某些因素，会让你对一些作品、一些作家有所感应，然后它（书）也会有助于你培养一个更好的心性出来。不是说你读了这个就能考上博士，或者读了以后就能走上人生巅峰——没有那么直接的、功利的关系。但读书会培养一种比较持久、均衡的心性。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陈平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图源网络
前一阵在看梁启超《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里面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假若你不重视心性的培养，不重视灵魂的充盈，知识越多就越倒霉、越愚蠢。这个还挺有趣的。
反正读文学的人就比较“虚无缥缈”吧，我觉得我挺长时间都挺“虚无缥缈”的，被那种“为了文学而文学”、“为了美而美”的思想影响很深。所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也不太在乎。好像是工作以后，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更多领域的书以后才更加清楚。
知识分子不只有“学院”一种形态
Q：你从2016年开始在界面发稿，写了这么多报道，其中有没有一条、或者几条可以被称为写作主线的东西？
A：现在来看是有的，但2016年刚开始肯定是没有，当时就是“瞎写”。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有的东西是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成型的，之后只要按照轨迹往下走就行了。
起初我只有比较简单的对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的关注，只是因为你喜欢某几个作家，你对这些人比较熟悉，才想要去做采访。刚刚入职我就做了阿乙的采访，他是70后作家。我当时计划把我认为优秀的70后作家采一个遍，让新作家有更多发声的机会。后来也确实慢慢接触到了不少，给我的计划添砖加瓦。
阿乙《情史失踪者》 图源网络
但是到后面就不是简单地按代际来分，我开始思考：前一辈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经历了什么？他们现在写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开始采了阎连科，后来也做过阿来、王安忆的采访。我关注他们现在的写作，看他们这些年的表现变化……
后面就慢慢发展出来了一条“批评”的线索。最明显的是李洱的《应物兄》，2019年声势非常浩大，后来也确实得了茅奖，但在年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书，写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吧？这条批评的线索，一直延续到今年写余华《文城》的批评，后来我还看到一篇论文引用了我的书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用诚实的态度发出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这是比较必要的事情。
这种“态度”也是从不停的实践当中习得的，不是坐那儿想就能想到的。只有深入到文学生产和批评的现场，持续关注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形成一个“不太离谱”的态度。如果你只凭空想：为什么不能写这个主题、为什么不能写那个？为什么女作家就怎样怎样？……这些主题想出来是很容易的，因为理论上都行得通，但就像陈嘉映说的，“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你要在路途中不断地行走，才能回应自己最初的想法。
Q：做了这些年的文化记者，你是怎么理解文化记者这个职业的呢？
A：界面文化比较类似于国外的书评栏目，有记者、有书评人、有不同的撰稿人。如果要做得更专业，肯定是比较接近国外的模式，而不是跑活动、发通稿，不太有自己的看法和观察……你要有更高的境界和追求，要看一看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这样的人是怎么写的——虽然他不在学院里，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只有“学院”一种形态嘛。应该看清楚你是在对谁发声、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同时也有自己的主题和一以贯之的想法。
我有时候也会想，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写作环境？好像是在各方都不停“调试”下的一个空间——学院、出版社、市场、读者——都在不停“调试”。
Q：从事文化记者的工作，你还是觉得自己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里面？
A：是的，虽然同事人不多，但就平时接触和讨论的话题而言，基本上是处在这种氛围里。比如一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开会聊得比较多，“编辑部聊天室”栏目里也能看到我们的讨论。一篇文章写出来我们编辑部还会评刊，大家说说对你文章的看法。有时候你的一个想法被其他人认可了，那也挺高兴的，就是一个peer
review（同行评审）的过程。
读者的回应我们也能看到，也很珍惜学界、同行们对这篇文章的想法，比较希望能得到一些真正的回应。我们也想知道年轻人是怎么想的：你们也是青年知识分子，你们对于这个怎么回应的？有没有一些观点上的共鸣或不同？
董子琪和作家周梅森对话
Q：和时政类、社会类这种“硬新闻”比起来，文化类的报道其实还是比较“软”的？平时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和社会现实的距离感比较强？
A：确实会。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写作：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我再来分析“喜剧和幽默”有什么意义呢？我再跟别人说，你应该注意到“星空下的心灵”这样的话题，会不会太不接地气了？我的写作跟我们的现实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写文章也需要信念感，选题的时候应该有关注问题的意识——它是重要的，你应该把它写出来；哪怕篇幅不长，但把你自己关切的问题讲出来了就好。
大家的分工不同，你不是冲到前线的那个人，也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把你关注的、更有历时性的问题讲出来——也许过几年有人再来看你的文章，仍然能看出新意，这个选题就比较值得。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你这个选题是不是太静态、太“文化”了？跟我们的现实太有距离了？但读者的反馈也不一定。之前我介绍一本讲“躺卧艺术”的书，标题就叫《躺平》——它真的在说：什么环境下躺平最合适、在卧室里怎么和自己相处；说“躺卧是水平的散步”，非常诗意浪漫……我自己觉得读者可能不会关心这种题目，但最后效果还可以，很多人觉得自己心灵受到了抚慰。
文学的社会价值？
Q：文学作为一系列静态的文本，又不和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你觉得它的社会价值在哪里？
A： 这个“价值”我不太适合谈，你说那些写书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什么价值呢？肯定就是为了让人更能看清楚自己的处境，让人在最难过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过，在最受剥夺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还仍然是值得活着的——肯定是这样的功能，是一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如果说这样的东西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能说我们的社会太好了，真的达到了乌托邦的境界。
Q：或者说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宜过分强调社会价值？
A：之前莫言开公众号，第二篇就说“文学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我也不太赞成这种说法。我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只是不像“几斤几两”那么直接。
你想一想，怎么可能没有？你看安娜卡列宁娜没有受到过触动吗？你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觉得灵魂上有所打动吗？看卡夫卡没有一点意义吗？要是非说文学有什么社会价值，按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来讲，就是“兴观群怨”，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反复强调这方面（价值与用处），大家可能真的是有些太注重物质利益、太轻视自己心灵的滋养了。
董子琪在河南采访胡辣汤
Q：想成为一名文化记者的话，是不是要求有比较浓厚的阅读兴趣、比较广泛且深度的阅读经验？
A：兴趣肯定是放在最前面的，放在你的志气、才华和任何东西之前。如果对智识思辨这些特别感兴趣，很喜欢研究、阅读，喜欢观察变化，从事文化记者后肯定是喜欢这份工作、沉浸在其中的。
Q：界面文化年度的编辑书单已经连续推出了几年，叫“阅读时，我们在一起”。你怎么理解阅读在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A：我自己的阅读，一部分是出于个人兴趣，有一部分也是相当公共性的——因为要借由我的工作把一本书推荐给更多的人。这个作者他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怎么让读者对这样的书感兴趣？很多时候是在找一个“连接点”，结合你自己关心的，勾连起更多人的兴趣。那我会关注一些最基础的事情，比如“语文教育有什么用”、“怎么读一本小说”。
前两天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有新版，我就挑了一部分做书评。那一段非常有意思。作者在一本正经地比较哈利波特和狄更斯，用的却是非常文学的分析方法。我就觉得也许大家会有兴趣，因为能反过来照亮那些你平常觉得“通俗”的阅读兴趣。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剧照 图源网络
Q：从你个人来讲，怎么样用阅读、写作的文字经验去介入、回应、甚至尝试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
A：说什么书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觉察和洞察，其实不是这本书如何“改变”了你、这个纸面的经验如何“侵入”你的现实；而是你自己的经验被书“照亮”了，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是首先你得有一些这样的经验。
《斯通纳》（Stoner）是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威廉姆斯
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大学老师作为
平凡人的一生 图源网络
读小说是最明显的。20岁读一本世界名著，跟你30岁读可能是不一样的。30岁读红楼梦，你可能会更关注一些经济运作；30岁读葛朗台，你关注他投资加了什么杠杆……为什么很多大学老师和留学研究生读了《斯通纳》特别有感受？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你的经历、让你回观自己的经历。之前可能羞于启齿、觉得不足为人道的一些事情，作者把它们写出来了。所以文本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帮助你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谈论文学、谈论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当然，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日常生活中发生了非常小的事情，动不动就挂钩到之前读的什么名著，把两件事强行绑在一起，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这是非常虚荣的。这样做不能让你自己明白任何事情，除了跟别人展示你读过这本书。
“信念”与实现它的方式
Q：从2016年开始全职做文化记者，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写作/生活方面有哪些成长呢？
A：成长肯定是有的。文章一篇篇写出来，线索从无到有，一些想法不断改变。从最初特别雄心壮志地说要采完70后作家，到后来逐渐明白：对于不同的作家，批评的权重是不同的，更加明白文学这个生态是怎么样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认识、实践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选题都可以持续做，我心里也还有一些计划。“进城”就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计划。
之前采访许子东，他讲到，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青年人关注的文本发生了变化：最早知青下乡，大家看的是韩少功、王安忆——因为当时读书的人都是“城里人”；而现在什么样的文本仍然火热呢？是《平凡的世界》——因为现在中国有6亿人“进城”，都是“进城”的年轻人在看书。
这个题目我会持续做，继续向这个方向付出一些不那么有目的性的努力。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许子东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图源网络
Q：总的来说这份工作有没有惊喜？
A：惊吓——还挺记忆犹新的（笑）。比如本来说好群访戴锦华，到场了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接变成专访了。
惊喜就是在于，我读书的时候，肯定没想过能采访那么多作家，离得这么近、当面问他们的看法。虽然离得近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但获得一手资料是很难得的经历。
我聊的那些作家大部分都非常顺利。这也是采作家比较占巧的地方，他们很会讲细节，采访的文本很容易写得好看。
Q：你觉得自己会一直从事文化记者工作吗？
A：这个很难说。职业上应该有一个分流：一部分人继续做，另一部分人去干别的——比如变成一个作者，或者以此为契机去出版社工作。
如果你们以后要加入媒体行业，可能也会面临比较动荡的情况。大家也知道，这个行业本身的变化非常大，你需要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也不能说就能一直做。你的信念是在这儿，但要看之后实现它的方式会不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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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谷理：我的老师夏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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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琪
《界面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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