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2021年宏观政策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宏观政策的总体要求是连续、稳定、可持续，为解决好短期和中长期问题提供了一个融合的政策指导框架。

为更好地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经济形势做好研判，把握政策和市场方向，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由CWM5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牵头，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为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 CWM50学术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CWM5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陈昌盛、 CWM50学术委员、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共同参与，组织撰写了《构建新格局  见到新气象——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及当前经济形势研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详细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的经济形势、政策方向和新发展格局进行分析与预判。

报告导读

看点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改革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对此，报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要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生产力大发展。

看点二

拥有一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国家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首位。战略科技力量在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起到关键作用，拥有一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国家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此，报告建议：一是要改革科技评价体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及其保护制度，特别是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完善技术创新的分配激励，推进完善科创金融，引导资金流向重大技术产业升级。二是加快推进创新高地和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区域创新布局，组织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是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快建设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

看点三

关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三大问题的应对之策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三大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化，导致政府与居民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造成资源配置失衡。

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于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捆绑我国经济发展。对此，报告建议，应从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角度出发，抓住几个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推出土地供应多元、筹集渠道和供应主体多元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为百姓提供更加丰富灵活的住房选择。通过较大幅度持续增加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健全长租政策，以及在税收、金融领域予以支持鼓励等多种途径综合施策，有效降低中低收入者居住支出负担，从而优化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另一方面，中国平台经济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开始突出，出现了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对此，报告提出，未来针对平台企业，要从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公平竞争审查、监管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工作，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

看点四

统筹发展与安全，稳妥处置金融风险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聚焦促发展的同时，将安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金融领域而言，就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宏观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暴露压力加大。

对此，报告建议，从宏观上，要稳住宏观杠杆率。2020年，由于疫情的冲击，GDP增长率相对较低，我国宏观杠杆率和GDP之比明显上升。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缓，2021年需要使宏观杠杆率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从微观上，要稳妥处置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看点五

以碳中和为目标，发挥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功能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金融业在实体经济大规模向低碳、零碳转型的过程中也必须转型，要以碳中和为目标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要实现上述目标，报告建议，一是要修改绿色金融目录；二是建立金融机构碳风险信息披露制度；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碳风险分析，强化能力建设；四是强化对绿色低碳投资的激励机制。此外，还需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建设碳市场，发展碳期货。同时，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绿色金融标准要“国内统一、国际接轨”。

以下为报告全文

构建新格局  见到新气象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及当前经济

形势研判

摘 要

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了2021年经济工作，为2021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指明方向，提出要求。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近日举办专题研讨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形势作出研判，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衰退和外部压力加大的三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一是经济增长持续向好；二是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三是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四是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五是民生得到有力保障。

然而，进入2021年，我们要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需警惕其冲击我国经济向好发展。一是疫情反复及世界经济和政治风险演变的不确定性；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宽松政策溢出影响较大；三是负利率等非常规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掣肘；四是各国债务负担的影响。国内方面，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一是疫情反复出现，推升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二是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加大资产泡沫风险；三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地方债务风险聚集；四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水落石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艰难，逆周期政策恐难持续；六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持续拉低居民消费率。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也带来一系列新机遇。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稳定、可预期。为此，50人论坛建议：一是坚持改革发力，要意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二是突出科技主导，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夯实创新基础；三是完善要素优化，抓住主要矛盾，促进各类要素高效配置；四是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稳妥处置金融风险；五是推动绿色发展，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发挥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功能。

一、2020年工作总结——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衰退和外部压力加大的三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一是经济增长持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全年经济呈现V型复苏态势。

二是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经过治理，中国金融体系重点领域的增量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存量风险得到逐步化解，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告别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面临的绝对贫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念已形成共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三是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14位，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20万家，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3.8个百分点。

四是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一年来，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自贸试验区扩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我国改革开放实现新的重要突破。2020年中央深改委部署的50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75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五是民生得到有力保障。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明显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完成全年目标的131.8%，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二、2021年发展形势——世界经济复杂严峻，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需要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一）世界经济复杂严峻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需警惕其冲击我国经济向好发展。

一是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在持续放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断，会影响中国复工复产的进程，进而抑制中国经济的复苏。此外，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容易引发部分国家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加速世界经济的重组与分裂，并有可能向政治风险演变，部分地区政治与经济风险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加，恐会发生连锁反应。

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宽松政策溢出影响较大。数据显示，2020年11月末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比2019年末分别扩张73%、47%和23%，规模和速度均是史无前例，超过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水平。各国释放的巨量的流动性推升了全球的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其对国内传染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的这种超宽松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

三是负利率等非常规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掣肘。全球主要经济体实施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难以做到独善其身，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会面临两难的处境。

四是各国债务负担的影响。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负担加重的情况，杠杆率持续性攀升。未来，为避免债务过度膨胀，各国可能会采取的一些财政紧缩政策，政策退出或收紧的时效度若没把控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敞口较大，受影响也会更大。

（二）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国内方面，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一是疫情反复出现，推升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疫情的重复出现，对消费、就业和投资信心等多方面会造成一定影响。

二是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加大资产泡沫风险。据估计，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可达279%，较2019年上升23个百分点，升幅较大，仅次于2009年35.5个百分点的升幅（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应对疫情冲击，未来我国宏观政策可能偏向于继续保持宽松，尤其是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加之各地政府陆续集中换届，发展的积极性较高，一些重大项目和工程即将启动，财政政策支持和信贷扩张动力较强。这将导致宏观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可能带来阶段性的经济过热、债务不可持续、资产泡沫风险加大等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把握宏观政策力度和节奏的难度增大，加大了“政策误伤”发生的可能性。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地方债务风险聚集。首先表现在我国南方和北方经济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分化加剧，如东北、华北、西北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净流出，部分地区长期实行土地财政，受疫情冲击，地方债务不可持续，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这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和国企的债务水平偏高。此外，由于区域经济环境优势不明显，一些地方的民企和所在地的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开始紧张，违约率上升。另一方面，受打破刚兑溢出效应影响，违约风险可能从市场扩散到城投平台和地方国企，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财政平衡会恶化，可能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水落石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影响，银行业不良资产不断累积，尤其是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由于长期高速扩张，风险持续积累。同时，大量中小银行在资本补充、资产质量、拨备、核销、税收待遇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另外，受逆周期调节政策影响，2020年大型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增长较快，从中小银行抢走了一些资质较好的中小企业客户，出现“掐尖”的情况。未来，一旦中小微企业4万亿普惠贷款还本付息政策和其他贷款应延尽延政策结束，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会暴露。加之减税降费政策退出，部分企业利润会下滑，企业违约增加，银行的资产质量受影响。以上诸多因素导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压力加大，可能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艰难，逆周期政策恐难持续。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左右，但同时个体从业人数达到约1.8亿人，还有大量农民工、私人工商业从事者，这些群体受到疫情影响更大，其消费能力的修复时间更长。从2020年全年看，企业利润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额有所上升，一旦恢复缴纳社保费用，普惠贷款还本付息延期结束，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又会反弹，中小企业更甚。

六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持续拉低居民消费率。通过国际对比发现，我国宏观和微观的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从宏观的消费率看，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我国2019年仅为38.8%。从微观的消费率看，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分别为87%、79.2%，也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70.1%。导致我国居民消费明显偏低的因素有很多，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因素之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受到收入抑制。数据显示，按五等分分组，2019年我国前20%的高收入户均收入是最低的20%户均收入的10.4倍，美国1978年是7.6倍。微观的消费率降低则主要是城镇居民消费率降低所致，2013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的消费率从69.85%降至66.25%，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则从79.36%升至83.19%。城乡居民消费率的反向演变，反映了城镇居民面临更大的高房价高房贷压力，对非住房消费的挤出效应。

此外，对于202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设定一定增速目标是有必要的。也有专家建议，对2021年和“十四五”时期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甚至全面取消经济增长目标，而将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主要目标。究其原因，一是GDP增速若继续作为一个政府目标，会出现层层加码现象，地方政府会将GDP目标定的很高，可能会加大隐性债务风险；二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GDP的设定存在较高难度，有较强的基数效应。此外，2020年我国社会普遍接受不设GDP增速目标，若重设目标，则易给社会留下重走GDP目标考核老路的看法。另外，GDP增速可作为一个预测数据，如财政部可以根据GDP增速预测数据进行财政收支预测，投资部门可以将该数据作为基础来预测和指导投资行为。

三、2021年宏观政策及相关建议——构建新格局，见到新气象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也带来一系列新机遇。

2021年宏观政策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宏观政策的总体要求是连续、稳定、可持续，为解决好短期和中长期问题提供了一个融合的政策指导框架。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除了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增了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相关宏观政策。

与往年相比，2021年经济工作的特点相对明显。一是落实“十四五”规划，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二是以小见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长远问题从现在开始做。三是符合实际，任务更明确，解决一些突出问题。

（一）改革发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本质上是改革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需要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要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生产力大发展。

（二）科技主导—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夯实创新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首位。战略科技力量在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起到关键作用，拥有一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国家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重大战略性科技领域，往往面临投资强度大、投入周期长、技术难度高、学科交叉广等问题，市场机制无法保障有效的科技资源投入，需要依靠国家统筹规划布局和长期稳定投入，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多学科、建制化优势。

建议：一是改革科技评价体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及其保护制度，特别是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完善技术创新的分配激励，推进完善科创金融，引导资金流向重大技术产业升级。二是加快推进创新高地和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区域创新布局，组织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是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快建设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

（三）要素优化—抓住主要矛盾，促进要素高效配置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三大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化，导致政府与居民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造成资源配置失衡。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于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捆绑我国经济发展。数据显示，美国1978年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个人消费中居住类消费占比为14.2%，我国2019年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是23.4%。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居住问题主要在于少数特大城市。

基于此，建议从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角度出发，抓住几个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推出土地供应多元、筹集渠道和供应主体多元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为百姓提供更加丰富灵活的住房选择。通过较大幅度持续增加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健全长租政策，以及在税收、金融领域予以支持鼓励等多种途径综合施策，有效降低中低收入者居住支出负担，从而优化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关于反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问题。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开始突出，出现了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同时，平台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生存空间，一些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甚至“大而不能倒”，冲击金融系统安全。未来，针对平台企业，要从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公平竞争审查、监管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工作，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

（四）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稳妥处置金融风险

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是促发展，本次会议在聚焦促发展的同时，将安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金融领域而言，就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宏观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暴露压力加大。建议：

从宏观上，要稳住宏观杠杆率。2020年，由于疫情的冲击，GDP增长率相对较低，我国宏观杠杆率和GDP之比明显上升。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缓，2021年需要使宏观杠杆率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从微观上，要稳妥处置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五）绿色发展—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发挥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功能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金融业在实体经济大规模向低碳、零碳转型的过程中也必须转型，要以碳中和为目标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建议：

一是修改绿色金融目录。我国目前有三个绿色目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产业目录。其中，只有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剔除了“清洁煤炭技术”等化石能源相关的高碳项目。未来，应按照碳中和目标修订绿色信贷、绿色产业标准，建立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的界定标准，同时保证符合这些绿色标准的项目不会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建立金融机构碳风险信息披露制度。建议金融管理部门明确提出对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碳风险信息披露的要求，包括对金融机构持有的绿色、棕色资产的信息以及这些资产和主要资产的碳足迹的披露要求。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碳风险分析，强化能力建设。目前，我国只有数家银行开展了环境和碳风险分析，多数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有所认知但尚未具备分析能力，多数中小机构还未意识到气候转型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建议金融监管部门明确指示我国金融机构开展前瞻性的环境和碳风险分析，包括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

四是强化对绿色低碳投资的激励机制。考虑设立较大规模的再贷款机制，专门用于支持低碳项目；将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将银行资产的碳足迹纳入绿色银行的考核评估机制，并将银行的碳足迹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挂钩；考虑在保持银行总体资产风险权重不变的前提下，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棕色（高碳）资产风险权重。

此外，还需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建设碳市场，发展碳期货。同时，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绿色金融标准要“国内统一、国际接轨”。

课题组

牵头人：杨伟民 CWM50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顾  问：尚福林 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参与专家：

肖  钢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

白重恩 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马  骏 CWM50学术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陈昌盛 CWM5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纪  敏 CWM50学术委员、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课题组秘书处：

负责人：刘喜元   报告执笔：杨福鼎 

学术秘书 ：宋爽  综合秘书：贾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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