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上）

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 2023-03-2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管理世界杂志 Author 丁元竹等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编者按】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号召，2021年4月24日管理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举办“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研讨会。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总编辑尚增健主持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出版社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18位专家参加研讨，大家踊跃发言、会场气氛热烈。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的6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表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是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应深刻理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丰富内涵，深入领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要意义，深度研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点举措，管理世界杂志社重视发挥期刊引领创新作用，愿意与广大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积极推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与会专家就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高度评价管理世界杂志社举办此次会议和系列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专家们纷纷表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研究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提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在此过程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察实情、出实招，避免学术研究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现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深刻寓意及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

2016年5月和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交流时都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理解总书记的本意是要求中国学者，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面向中国实际，面向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为国家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服务，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

前不久，我在一次会议上听陈薇院士谈疫苗开发。她说，全世界第一针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于2020年2月由中国科学家在武汉试打，她的团队在全球71个国家进行了三期临床试验。陈薇院士和她的团队疫苗研发实际上讲了一个如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中国故事。

（一）中国知识分子应承担起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责任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经济社会文化碰了头，“中国道路”“中国学术”就提上了议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百年中国学术史围绕着“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化”“学以致用”“全盘西化”“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各种发展路径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不乏激烈争论。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前，我读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指导的一位名叫阿古什（R.David Arkush）的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论文里讲到，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完成论文答辩后，没有等到学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就匆匆踏上归国道路。后来我问起费孝通先生这件事情，费孝通先生说确有其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因为当时日军入侵，大家都应该为国家效力。费孝通先生原来计划从广东入境，后来广东被日军占领，入境困难，他就绕道越南，从越南进入云南，到了云南大学，再到西南联大。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五四运动中人们说过的一句话，叫“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先进中国人的共同要求”，这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进一步说，五四运动使人们认识到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天子”的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求得有用的知识和为正在沉沦的民族寻求出路，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全体先进中国人的共同要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旗帜，在实践上启蒙了一系列社会运动：“二七事变”“五卅运动”“国共联合战线”和1927年国民革命，等等。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知识分子或者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坚守城市动员工农开展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深入农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10月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系列调查文稿，全面深入剖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最终找到了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这一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这里我还想讲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念书，当时有一位英国学者名叫利奇（Edmund Leach），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班同学，利奇在一本书中批评费孝通写的《江村经济》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客观的、非标准的人类学做法。在利奇看来，真正的人类学者应去研究异民族，就像他们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作为一个英国人去研究大西洋岛上的原住民一样。对此费孝通先生回应道：自己学人类学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自己本是学医学的，1927年大革命之后，觉得要治好个人的疾病先必须解决好社会问题，于是他1930年便由东吴大学医学系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特点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做出为民族而进行学术研究的选择。我在查阅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时看到，费孝通跟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争论：“为学术而学术”是不是正确之道？费孝通说，为学术而学术，我是不从的，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

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句话的深刻寓意：面对中华民族两个百年目标和一百多年来先进中国人的世纪求索、奋斗、牺牲，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其自己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责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从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中国百年学术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高度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时代课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时代内涵。

（二）积极探索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现路径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学术的目的和价值，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经百年奋斗，一直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探索的巨型国家，学术意味着通过研究寻求有用的知识，服务于民族复兴，这是中国学术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学术界如何通过自己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论来构建真正有用的知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核心和关键。中国风格的学术研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话语体系，展示中国学术的文化主体性。

二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每一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背后都基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化价值，离开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就难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过去重视不够，忽视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管理学家都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去思考现实问题这一基本事实。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背后的原理和理论，都是研究者、创立者基于自己所处社会的环境，对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不能完全跨文化和无国界，这是新发展阶段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好的基本方向。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过去主要是聚焦于公共事务管理、经济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等一些主权国家内部的管理问题，那么，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特别是经历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如何处理好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心态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应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要处理好这样的全球关系，管理好这样的全球问题，文化是核心。跨文化之间的行为、群体与群体、国与国之间的管理，最需要的就是文化之间的沟通，文化之间的相互容忍，相互认同，尊重欣赏，在此基础上寻找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才能更好交往交流交融，才能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在5000多年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文化。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出发，立足5000年中华文明、中国百年学术史、思想史的积累去认识和把握“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寓意。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变化，文化的内容自然应该纳入到全球治理议程中，通过对文化行为分析，使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能够体现人文内涵。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学应当遵循这样一个逻辑：不断地从微观走向中观、宏观，走向对全球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和不同人际关系的理解，处理和解决好当前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最终形成解决纷繁复杂全球问题的学科体系、方法体系、话语体系。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近期网络上各种舆情云起，热点问题频现，其中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是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破除SCI论文至上的文件，以及学术界对这个话题的热议。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界定学术的目标、目的和学者的责任问题，以及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还是“写在书斋里”的问题。如前所述，这不仅仅是当前或者近时期的学术热点，而是一个中国百年学术史上不断讨论的重大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要求有关部门严格执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推动科研创新的有关指示精神，破除各种不利于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和管理学发展的桎梏，比如，简单以论文数量评价各种科研成果，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而不关注“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和能够服务于现代化的知识等基本常识，进一步加强科研制度建设。要推动“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引导学术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精力放在研究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的制度体制，比如，用什么样的指挥棒来引导学术研究，从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为论文而论文，走向解决问题，这是需要一定措施和组织保障。财务制度如何能适应科学家的研究？比如说，人类学家进入实地，住在农牧民家里做实地研究，一住几个月，吃住没有发票，财务制度如何去适应这样的研究？这些都要求有关管理部门从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相信科学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便利，使他们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深入实地扎扎实实地做好认识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要求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支持学术研究探索中国的实际问题，生产有用的知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立足中国实际，不断借鉴和学习各国经验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到改革开放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理论联系实际，与世界交流、与世界对话、与世界相互学习的历史。学术研究要立足中国深厚的文化沃土，不断耕耘，努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扎扎实实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对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三点思考

北京大学沈艳

很荣幸受邀参加“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研讨会。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为理论工作指出了方向与检验标准，就是要从中国实践中来、同时以中国实践作为检验的最终标准。本文从3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一是从国际视角浅谈社会科学更重视解决方案的必要性；二是讨论实证分析中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与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的关系；三是学者践行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需要的一些举措。

首先，“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呼吁指出经济社会领域研究工作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理论研究成果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作用有限。这并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国际学术界也展开对社会科学是否应当更重视解决方案、让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反思。例如，2017年社会科学刊物《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Watts的“社会科学是否应该更注重解决方案”一文，将对现有的社会科学体系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比作“温切斯特神秘屋”，这个屋子由一位叫温切斯特的女士出资建造，其特点是除了外面看起来是个建筑，单独看每个部分都很精致，但却不具备居住功能：屋子的楼梯直接进入墙壁，门打不开、彩色玻璃窗也安装在室内等（Watts，2017）。作者认为，社会科学中也存在虽然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遵守了严格的学科标准，但没有人关心这些成果在现实中如何应用而 “百无一用”，故此呼吁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应从发表论文转向解决实际问题。可以说，“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与国际学术界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异曲同工。

当然，社会科学理论重视理论分析而轻视实证工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和自然科学中大量理论可以用仪器、实验室验证相比，证实或者证伪社会科学理论在实际中的作用都更困难，故而研究重点更多在理论本身。对这一点，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展开反思。例如Leamer（1983）指出：“几乎没有人真的把数据分析当回事，或者说，把别人的数据分析当回事”，呼吁展开“可信度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

过去30年“可信度革命”的主要思路是强调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思路是从实验设计的方向着手、关注如何对社会科学实际问题作因果推断。LaLonde（1986）是这一研究倾向变化的标志性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的目标是评估福利计划NSW的政策效果。将NSW政策实施作为原因，作者发现采用观测数据得到的结论与采用随机实验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甚至符号相反，因此指出随机实验的结果更可靠。Ashenfelter（1987）也认为，随机实验是未来大势所趋。Angrist和Pischke（2010）界定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可信度革命的主要内容为重视实验设计、强调因果推断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的研究范式。目前基于这一研究范式、有着完善因果设计的研究成果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论文，这对运用数据分析助力理解现实问题，有非常积极的贡献。

但当前学界对上述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类批评，一是外部有效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一个实验或者准实验中得到的结论，难以外推到这个实验以外的场景中；第二个批评是，基于实验、强调内部有效性的漂亮的因果推断研究，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了实验的设计上，而不是对国家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这一批评持续数十年，Findley和Kikuta（2021）批评社会科学研究对内部有效性的迷恋已经像掉入了《爱丽丝幻游奇境记》中的兔子洞里。

要让实证研究成果能切实经得住现实的检验，需要兼顾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一方面，实证分析中强调因果推断对于恰当评估一项政策效果的重要性仍然不容低估，这是因为样本选择偏误、数据测量误差等，仍然因为产生内生性而导致政策效果评估的偏差。另一方面，即便一项研究作出了完美的因果推断，其研究结论是否可以外推，仍然是实证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Findley和Kikuta（2021）的推导表明，忽略外部有效性和忽略内生性一样会导致错误的推断结论。

至少有以下几个维度需要考虑。一是样本与总体的关系，也就是基于现有研究样本的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更一般的总体，比如基于一个城市的研究是否可以推广到全国；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二是时间，如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加平台化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深刻变革，那么基于历史数据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当下？三是作用机制。由于随机实验的理想状况是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被评估的个体在其中的行为都是应对外生冲击的本能反应。这一分析的一个代价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能评估出一项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政策为什么会用这种效果、如果在非实验状态下政策发生效果的机制语焉不详。

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出兼顾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高质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这对学者了解现实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例如，需要重视田野调查。可喜的是，过去十多年中国学者对收集和采取可以与国际接轨的调查数据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如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数据的收集，不仅为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外部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也在收集调查数据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又如，学者需要加强对现实的了解，通过对自己所处领域、所在的行业、国内外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沟通，加强对中国实际的了解。

当然，要倡导学者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还需要关注到学术培训和激励机制的设计。这是因为尽管社会科学旨在理解、解释和尝试干预现实世界的社会现象，但学者们在专业化的学科环境中成长，其训练目标是对自己所在具体领域的特定理论和方法框架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然后将这些框架应用于研究，形成的成果经过同行评议后在期刊发表。在这种体系下，大多数人看重新颖的、违反直觉的或有趣的结果，而不是知识的稳步累积进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破五唯”等安排的恰当实施，将是这一机制设计的重要部分。

最后，也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将倡导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和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对立。扎根中国大地，在中国经济实践中不断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将研究成果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发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胸怀两个大局 研究全新议题

浙江大学刘培林

当前世界处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我国要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对于各学科研究人员尤其是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而言，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为国家建言咨政。我国现代化征程中，有些议题可以借鉴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但有些议题则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对于这些全新的议题，经济管理研究人员需要予以格外的关注。这既是实践的呼唤，也是取得重大理论突破的机会所在。比如，如何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就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堪比大洲的国家，之所以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从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低收入国家，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才得以顺利推进。

进入21世纪之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基于这一判断，我国做出了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部署。回顾21世纪头20年的历史，可以说这个判断是准确而富有远见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将乘势而上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参照日本、韩国等一些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经济体经验，单纯从潜力上讲，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国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美国的40%、经济总量以一定幅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潜力要变为现实，需要诸多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是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尤其是今后10~20年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阶段上，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是不可或缺。

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经济规模壮大并不能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使经济总规模处在世界第一，如果技术水平尚未达到全球前列，也未必有绝对的国家安全。比如，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收集的数据，1840年前后中国GDP四倍于英国，但却在家门口和越洋而来的英国舰队进行的鸦片战争中败北。

历史经验也表明，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犹如逆水行舟，经济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萎缩，更不利于赢得良好而和平的外部环境。1870年时中国经济总规模仍然为全球最大，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出40%，接近排名第三的英国和排名第四的美国的两倍，相当于当时日本的7.5倍，但是之后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快速增长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直线上升，中国经济总规模因为人均产出降低和人口减少而绝对下降。中国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在短短20年内被美国取代，用“其衰也忽焉”来形容中国经济当时的情形，不为过。近代史表明快速减弱的国力招致了更为不利的外部环境。

其他学者对历史经验的研究还表明，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爬坡最吃劲、国际力量格局对比迅速变化的时期，更是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相伴随的战争风险。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前瞻性把握，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所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样的新安全观关系到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我国的发展环境。

历史经验和当今的现实都揭示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个条件，不论发展步伐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实现现代化都是可期的。但倘若没有了这样的条件，我国的发展进程，将和其他国家一道受到重大冲击，长远影响难以预计。从这个角度讲，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仅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外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乃至其他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我国今后发展所处的战略机遇期，与20年前的情形相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具体来说，目前我国明显不再是给定外部环境下谋求自己发展的小经济体，我国自己本身的战略判断、战略安排，本身就会对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和其他国家的互动而反过来影响自身。甚至在2020年之前这个态势已经比较明显。这就决定了今后对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判断，需要一个新的角度，即把自身作为自变量的角度。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志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文章——“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提出，要“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如何“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这些相互关联、意义重大议题，就是时代给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的任务。

更具体地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挑战当中，有一些是非常特殊的，难以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需要当代学者寻找答案。过去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全球领先国家位次更迭的共同的特点是，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大体同步。1820年作为世界领先国家的英国，GDP为世界第三（比中国和印度低），同时，其人均GDP为全球第二（略低于荷兰）。1890年美国GDP成为世界第一，其人均GDP水平处在全球第二的位置（仅次于英国）。

与这些历史经验所不同的是，今后10~20年左右，中国的GDP有可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但人均GDP在世界的相对水平尚难以跻身世界前列，更远远低于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领先国家时的情形。

这个与历史经验的不同之处，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承担更大的与经济总体量相称的甚至更大的义务。简要而言，就是希望中国多出力。这种期待虽然不无道理，但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角色的期待和定位，中国自身对角色的定位，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一些大体量的发达国家可能希望中国多出力但又不要大幅度地改变现有国际治理安排；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希望中国全方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国怎么样在“出力”的同时“落好”，赢得国际社会最广泛的认同，颇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的新议题，也是世界的新议题。围绕这些议题，我国学者应当提出富有智慧的方案。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神、道德与情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金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生目标，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

（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崇尚科学精神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和积累。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现象间的必然联系，改造人类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福祉。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也催生了哲学社会科学。从16世纪后期起，以天文学领域认知的重大变革为标志，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创立和形成。人类冲破了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造就了自然科学一系列伟大的发现和成就，开辟了全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体系。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提出了“天赋人权论”，现代社会科学也应运而生，这其中还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与人类社会实践和人类社会发展相生相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研究应当始终以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为根本宗旨，坚持真理、联系实践，使研究成果能真正促进人类进步，提升人类福祉。这是崇高科学精神的要求。

科学精神的内核是批判、怀疑、探索、创造，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充满人文情怀。同自然科学的根本属性相同，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功利的、是利他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也是一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同的历史使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切研究都应在解决彼时、当下或未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不论其具体的对象、目标和研究范式。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追求的至高境界。

（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应当恪守学术道德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守学术道德，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要利国利民、服务大众，尊重客观、坚持真理，紧贴现实、联系实际。哲学社会科学学说都源起于人类社会实践，是从实践中吸取养分而成长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在不断的演化、丰富和完善。自然科学研究要借助实验，探索未知，发现规律，人类正是在孜孜以求的科学探索和不断修正中取得进步，并据以获得更高层次、更高阶段、更加优秀的文明。同样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依靠客观事实和数据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形成更加丰富、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显示，社会的发展已使得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和多元，人类常常面临一种又一种无法解析的现象，社会出现一个又一个难以破解的问题。现实问题的复杂和多元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人类社会发展永不停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会枯竭。故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将学术研究与国家、人类的利益相结合，将能力和才干倾注于谋求人类利益和福祉的研究之中，修身养性、成德立德，在学术研究中保持理性、坚持真理、捍卫正义。这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家最为稀缺和宝贵的品质标签，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恪守的学术道德。

（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充满家国情怀

科学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是鲜活的，是充满生机和情感的，这主要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工作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全部研究活动都是在探求本原、追寻规律，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己任，以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为目标。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充满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科学研究都是严肃的，一个学者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恪守科学道德，尊崇科学精神，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研究发现能有效地应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对现实社会或未来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现实是复杂的，书本知识和既有理论，包括一些经典理论都很难破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推出了诸多理论无法阐释的问题，形成了诸多理论空白。在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理论有时会显得苍白乏力，科学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由此推开去，任何理论都要在实践中发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人类的生产生活不停歇，理论的修正完善就不会终止。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因此，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秉持求真、实证、献身、开放、怀疑、理性的科学家精神，用忠诚、智慧、心血和汗水服务社会、服务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现实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走出书斋，接触实际、认识国情，拥抱社会、拥抱生活。科学研究的灵感、科学研究的选题，科学研究的创造性需要书本、需要课堂、需要图书馆、需要实验室，但更需要工厂、需要企业、需要港口码头、需要人类鲜活火热的社会实践，需要温度和人文关怀。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事业和追求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完美结合，才可能做出造福于时代、造福于人类的成就，才可能做出无愧于人生的贡献。

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中国时代问题

武汉大学贺雪峰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具有针对性。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变时期，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面向中国时代问题，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解释中国经验与实践，预测和指导中国经验与实践，从而也不断完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无疑，对中国来说，社会科学是舶来品。社会科学是西方近代工业化以来才兴起和建立的，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经过两百多年发展，西方社会科学已经相当成熟。

中国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有两个大的时期：一是20世纪初期的大规模引进，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引进。正是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工具。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理论结论是有前提和预设的。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地域和制度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社会科学也就具有与西方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所不同的前提和预设。中国社会科学要从中国国情中吸取营养，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经验与实践，预测和指导中国经验与实践。

社会科学可以用来分析和指导中国经验与实践。西方社会科学又远比中国社会科学成熟，因此就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路线：一种是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出问题，运用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智慧进行问题分析、理论提炼，形成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再将形成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检验，逐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路线是“经验—理论—经验”的循环，这样一种研究循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经验中开始、在经验中结束。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循环，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社会科学大循环中形成了若干理论命题，针对这些理论命题开展学术对话，这样一种从理论命题开始，经由经验检验，再回到理论命题的研究循环，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是对话式的研究。

显然，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与小循环没有优劣之分。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从大循环开始，经过若干小循环（即对话）的丰富发展与完善，而建立起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方社会科学也是在回应近代工业化以来形成社会问题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远较中国社会科学成熟，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当如何发展呢？无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步是引进消化西方社会科学。现在的问题是，引进消化时间一长，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问题意识就容易消失，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就容易模糊。甚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变成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与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话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常见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未经历大循环，即直接拥抱西方社会科学，缺乏对西方社会科学前提与预设的批判，中国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内生组成部分，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不足。这样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中国只是经验的碎片，西方理论视角所见中国就是片段的、不完整的、没有有机联系和自身逻辑的经验。

与以上小循环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强调从中国经验与实践出发，运用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工具，对中国经验与实践进行分析提炼，形成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检验。如此往复，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关键是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问，中国经验与实践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中国经验是完整的、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有内在逻辑的、有自身生命力的，而不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难以理解的经验碎片。

中国经验与实践十分复杂，且正处于快速变迁中。中国有悠久历史、庞大人口和广阔地域。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认识，就必须要有一个长期、全面、深入的田野深耕时期。运用各种理论工具，从不同学科入手，长期深入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逐步从中国经验和实践中提出各种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理论工作，才可以形成比较高水平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也才可以为以对话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小循环提供前提。

当前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认真调查、大胆假设、提出问题、形成判断，尝试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各种理论。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炼出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相互竞争、取长补短，就可能发展出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来。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真正呼啸着走向田野，而不是坐在书斋搞对话式的研究。

社会科学大循环阶段，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胆假设，这个时候的研究想象力远比形成精致的理论重要。低平庸的精致是没有用的，不完美却方向正确的问题远比看起来精致实际上却平庸的结论重要。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应当反对平庸的精致，鼓励粗粝的创新。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写论文，而要回归到做研究上来。举例来说，社会学研究中，很多人调查只有3天，写论文却花费3年时间，若能改为深入调查3年，写论文也许就只要3天。后者看起来写论文不认真，却是3年调研的总结，因此可以是深刻的，而前者看起来写了3年论文，看起来论文也写得很精致，却很可能是言之无物的，或者讨论的就是一个假问题。甚至花费那么长时间写论文的目的就是将论文固有缺陷掩饰起来。

呼啸着奔向田野，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不仅需要有理论建构、学术对话，从而发展和完善理论，而且需要有与之相关的语言环境和媒介平台。做中国研究，最好的语言是中文，最好的媒介平台是中文期刊。当前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对英文期刊的盲目崇拜是要不得的，也是阻碍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

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理解经验与实践，形成社会共识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不应当是神秘的，也不应当是繁琐的，社会科学理论却必须是深刻的，是从经验中来又可以让人们通过理论更加深刻认识经验的。在发展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古今中外的智慧都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用任何一种有用的工具来理解中国伟大时代的实践，建立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也只有建立起了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也才可以为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来自中国的贡献。

中国大地是科研的富矿

武汉大学程虹

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研讨会，对我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对研究问题本质的解释与解决，而面向中国大地的问题，自然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应有的使命担当。

学者要做好研究当然会有各种问题的选择，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第一，中国大地有着科学研究最丰富的问题场景。无论是如何推进人类最大规模的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问题，还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的研究，都有着众多的实践和理论问题需要去深入研究；第二，中国大地蕴含着科学研究创新的深厚土壤。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5G的全球领先、高铁的大规模建设，对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理论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支撑；第三，中国大地具备科学研究方法落地的良好支撑条件。以下，我将阐述这3个观点的具体内容。

（一）中国大地有着科学研究最丰富的问题场景

科学研究的本质，重要的是对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中国大地为我们发现、识别并解决问题提供了众多的现实问题场景。譬如，当我们研究扶贫问题时就发现，中国早期的扶贫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特点，那么中国是如何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创新解决贫困问题的呢？在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在扶贫研究领域提出“第一书记制度”。这些“第一书记”大多来自于大企业、大机关，“第一书记制度”就是将这批人才投放到扶贫的一线现场，由这些人才群体具体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进一步地，我们解决了这些“第一书记”的激励问题。为防止只是到一线“走过场”，我们对“第一书记”的考核标准就是要实现脱贫才能离开。像我国很多地区，早期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脱贫问题，核心原因就在于早期的扶贫工作大多是以短期绩效考核为导向，而现在的制度是将扶贫质量作为一个长期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激励制度让这些“第一书记”主动留下来、主动干出成绩来。

如何利用“第一书记制度”提升扶贫质量就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和发掘的问题，这也是有着问题场景支撑的。譬如，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大企业都将自己最前沿的文旅产业和某一县或乡镇的发展结合起来，将企业的人才派到乡镇开拓文旅业务，这就是中国现实的问题场景。因此，我认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仅是一个倡议，它本身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方法，学术创新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的问题场景中提炼一般性理论并解决相应问题。

（二）中国大地蕴含着科学研究创新的深厚土壤

科学研究的创新要求我们深入中国大地的土壤，长期扎根于一线调研现场，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变化，剖析表面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从而把握中国未来的创新方向。

2012年，我在东莞调研时发现，东莞企业普遍面临着“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在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机器换人”率先在东莞的企业得到推行。值得注意的是，“机器换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它将影响我国未来劳动力的走向、收入分配、政府税收等重要方面。

首先，通过对我国众多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很多企业生产线上的“机器换人”程度极高，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其次，一般而言，企业采取“机器换人”的原因是机器人在生产环节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更高，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实际上，“机器换人”也可以视为企业的一种工艺创新，机器人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产品质量改进的重要途径。最后，通过与企业家深入交流后发现，“机器换人”的原因还在于很多企业家不愿意付出过多的成本与员工进行非规则性博弈，不愿意将过多的精力放在稳定员工情绪和处理劳资问题上。原来，是机器人“不闹情绪、不请病假”的优点，使得企业家更倾向与机器人打交道，这就是潜藏在“机器换人”背后的现实原因，这也是潜藏在中国大地土壤中的创新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反映中国未来的创新方向。简单来说，创新就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零到一”的突破。但是，我们发现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相比于追求实现“质”的突破，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放在工艺创新上。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有一批企业在“每日坚果”这个细分领域作出了革命性的创新，将一个领域从零做到了上百亿的市场规模。这些企业在综合考虑不同类型坚果营养价值、口感、体量的基础上，从不同种类的坚果中分别选取适量的配额，通过“干湿分离”等包装工艺的创新，做成了可供消费者每日食用的坚果组合。“每日坚果”兼顾了食用口味的丰富性与便利性，满足了消费者对零食的消费需求，因此创造了相当的市场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工艺创新难度非常大，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很多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工艺上的创新。就像研究德国制造、日本制造所发现的一样，工艺创新是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不长期深入观察中国企业行为变化，是无法观测到这些工艺与加工方法在现实中的创新与发展的。而这些有价值的创新研究问题往往都隐藏在中国大地深厚的土壤中，需要研究者长期的调研观察，才能被发掘研究。

（三）中国大地具备科学研究方法落地的良好支撑条件

科学研究方法包括逻辑自洽的理论研究和设计严谨的实证研究。对于实证研究而言，科学的实证研究需要建立在获取长期有效的高质量研究样本的基础上，通过对高质量研究样本的深入分析，匹配与研究问题相对应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从而将抽象问题具体化。

我们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就尝试做大规模的企业调研，最终在2015年成功开展了第一次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目前已经做了3轮调研，形成了长期追踪的且质量较高的微观企业与劳动力样本。调研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来自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支持。各级政府通过发文协调企业，为我们进入企业调研的合法合规性提供了官方背书，使得我们更容易地入企调研，与调研对象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第二，来自于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积极配合。在历经多次协商沟通的过程后，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都认同理解调研的价值与意义，他们也愿意积极配合我们进行调研，并同意将企业数据提供给我们进行后期的大样本分析，这为我们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样本；第三，来自于调研设计与组织的科学管理。在研究样本选择的科学性上，我们从权威数据库进行随机分层抽样，从而确保调研样本遵循中国企业的自然分布。进一步地，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调研的样本顺序和规则，绝不因为企业拒绝而随意放弃调研样本，并在每一轮调研中都会对上一轮调研对象进行回访，形成长期的追踪样本。同时，在调研组织和管理上，我们一直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截至目前，我们没有出现一起企业或员工数据泄密的事件。

高质量的调研数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在数据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企业管理的效率在不同行业、规模、所有制的企业中是有差异的，即使同一企业的管理效率也会在目标规划、绩效激励、考核监督、管理实施等衡量管理效率的不同维度，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进一步地，我们可就目标激励这一具体维度，考察岗位绩效或考核绩效在不同规模、所有制企业的差异。上述这些研究问题，均可从我们的调研样本中得到实证验证，而这些科学研究方法的落地离不开各级政府给予的各类支持，也离不开企业及其员工的积极配合。

综上所述，我认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具有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同时，我非常赞赏管理世界杂志社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握，及时组织研讨“如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一重大问题。因此，“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号召，而是有完整的理论支撑和显示依据，更重要的是，直面了当前科研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好几个辩证关系

东南大学杜运周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强调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需要研究中国实践，通过“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一文“倡导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着力构建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李志军、尚增健，2020）。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重要的管理学理论也都源于实践和理论的统一，回答了时代课题。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基于辩证思维，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以前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如火如荼，管理也从线性管理开始转型到生态化、平台化，传统的科学范式正在被颠覆，新的科学范式初露端倪，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近年来，以华为、海尔、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勇于探索，在融合东西方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创新管理模式，实现由追赶到超越的跃迁。中国领先的管理实践已成为能够孕育出优秀管理思想的沃土，但是管理理论滞后于管理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中国管理学者讲出、讲好中国故事。此外，中国营商环境生态优化政策，管理的生态化转型等新的生动实践体现出了整体和系统的新发展理念。与此同时，西方科学范式也正在发生转移，整体论在西方崛起，复杂性科学方兴未艾。东西方在整体性思维上出现了融合，这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契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研究中国问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复杂挑战贡献中国思路和方案是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使命和担当，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以前没有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明晰何为“故事”。根据《新华字典》，“故”意为旧的，亦可意为原因，表示因果连词。“事”意为事情，亦可表示关系、责任。所以，“故事”即有两层含义，一为事物的发展过程；一为其中隐含的因果联系。因此，讲好故事不仅需要厘清事物如何发展，更需要阐明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讲好故事的本质是对所研究管理实践的机制性解释。解释依赖于范式，东西方由于文化、立场等范式上的差异，解释可能存在不可通约性。由于观察者的理论负载问题，以及长期以来我国的管理学发展处于“照着西方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管理实践”的“照着讲”状态（盛昭瀚等，2021），虽然可以看到既有西方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世界，但是难免忽略中国视角下的另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实践世界，也缺乏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贡献（Jia et al.，2012）。事实上，长期致力于用既有理论解释现象使得我们的管理学在原创理论和方法发展方面存在短板。基于此发展起来的管理学，也缺乏理论原创性。范式差异和理论承载问题可能造成了看到的世界不同，讲出的故事难以被理解，或者被片面的理解，容易陷入不带理论的经验主义或者带着“有色理论眼镜”看世界。

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逻辑不分东西，而经验是分东西的。科学范式转移背景下，东西方底层思维出现融合（整体论）。未来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结合逻辑与实践，把握好以下几个辩证关系。

（1）历史与时代的统一。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扎根本土情境。从纵向时间的角度来看，即为历史与时代的统一。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古为今用，赋予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从当代视角来看，管理学者需要采用历史性的研究手法，从历史脉络里探究管理实践的演化路径。即使是短期的管理现象，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果抛之不谈，仅关注某一时刻的属性和特征，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浅薄的，也就没有科学性和普遍性可言。（2）理论与实践统一。从研究中国问题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辨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2018）。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实践主体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学研究中的“真”问题即为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的问题。理论如果与实践始终脱节，管理学理论走向的结果只能是遭遇“信任危机”（Harley，2019）。因为休谟“归纳问题”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不完整的世界。因此，实现实践与理论统一，管理学者既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实践中存在的“真”问题，也要运用理论和逻辑弥补实践观察的不足。（3）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立足于管理学的学科性质，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后现代主义认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故而除了科学属性外，管理学研究也同时具备艺术性和人文色彩。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性既存在于管理理论本身具备的社会、历史、人文等情境底色上，也存在于故事这一理论载体中。将理论呈现出来的语言运用活动是一种文学表演，通过这种呈现，读者回应得以产生（Van Maanen，1995）。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将“讲理”与“陈情”结合起来，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4）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从中国故事讲到世界故事是本土管理理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的结果。理论的普遍性并不等同于普适性，而是在对比、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使得特殊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要求。讲好故事应该在普遍性的基础上，讲出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在解决实践问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得到了某种特殊结果。讲出特殊性，但不能为了特殊而特殊。还要在普遍性的基础上产生共性结果，形成共享性知识。（5）上层知识与下层知识统一。基础主义认为知识是有层级关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知识结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统筹上层和下层知识，将上层知识建立在基础知识上，层层累积形成一个稳固的“金字塔”。

综上所述，如何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可以概括为3个步骤，需要把握好5个辩证关系。首先，研究中国问题，重在把握历史与时代的辨证统一关系，利用好中华优秀的文化资源，从实际出发，探讨关乎国计民生的“真”问题。其次，讲好中国故事，重在把握好管理学科的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归纳提炼出紧密联系实践的“真”理论。最后，从中国故事到世界故事，重在把握好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统一关系，实现上层知识与下层知识的统一，形成一个由哲学、方法论、上层理论与中国实践等构成的金字塔体系，从而形成具有世界共享性知识的中国方案。

以行动做好中国研究 用赤诚讲好中国故事

哈尔滨工程大学苏屹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开拓视野、兼收并蓄，扎扎实实把中国教育办好。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要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中国的大师是建立在坚定的文化自信上的，是秉承华夏文明、凝聚中国智慧，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的优秀科技工作者，是新时代肩负历史使命的开拓者。中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文化、政治格局都处在巨大变化的浪潮中。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倡议。他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树立当代主人翁意识，投身基础研究，着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做好中国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解决好中国问题。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时代赋予当前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资金充裕、环境优渥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完成诸多科技壮举的。李四光用其坚定的信念，不惧万难的精神与艰苦的地质环境作斗争，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用一生奉献讲述了中国故事。钱学森立足国情，因材施教，培养近200名国防工业栋梁，伴随“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在国防领域做好了中国研究。邓稼先脚踏实地，扎根戈壁，自主研发，客服身体健康问题让两弹先后爆炸成功，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中国诗篇。丁肇中以其广阔的国际视野引领中国学子迈进世界学术殿堂，用其格物致知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谋划了充满潜力的中国未来。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科技工作的思想要求。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科技工作者更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我们看到了钟南山院士等人牢固的思想铸造了疫情防线的基础。思想根基不牢，则研究也会误入歧途。“唯论文”“唯利益”“唯安逸”的思想是不可取的。中国发展的道路不能纸上谈兵、唯利是图、高枕无忧，而是要有决胜千里之外的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恒心、甘为孺子牛的赤子之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抗疫一线上，把论文写在各行各业中，就是对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引领，也是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基础。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国情。大力开展基础研究，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结合中国式情境做好中国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是当前科研的主旋律。新冠疫情战役的伟大胜利，是钟南山院士及全体抗疫工作者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取得的。在科技研究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国际期刊中的先进方法、热点问题，国内科技工作者不能生硬的照搬照抄。小部分科技工作者忽略国情，将国际流行的研究热点、方法机械的组合，“生产”出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病态”论文，占用了科研资源、浪费了科研时间、却无法产出对社会、对国家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是应该被社会所摒弃的。国家和民族所需要的研究是像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一样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是像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一样攻克医学难关，是像南仁东一样成为“天眼之父”打开天文大门。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科研成果的判别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既要追求知识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学者创造的有效科研成果又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真正实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扎根农村，手把手教授种植经验，免费为村民开培训班，普及农业知识，改良培育技术，直播带货25吨土豆，帮助云南澜沧农民脱贫就是最好的实例。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能闭关锁国。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国际视野，科学是具有开放性的，科学发展与学习大部分都是要靠交流来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科技工作者要具备国际视野，应树立“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价值理念，要清楚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内形势，与世界格局复杂多样的国际变化，以宽广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浪潮中，作为一线科研工作者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要与党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立制度措施解决现存问题，进一步优化科研工作，强化科研成果，真正的实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第一，强化思想建设。强化思想建设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科技工作者日常思想的考察与培育。在科研工作中，引领科技工作者坚定思想意识，以事迹宣传、楷模熏陶强化思想建设，让科技研究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二是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逐步完善奖惩机制、形成更全面准确的期刊分级目录，并在高校层面严厉打击“病态”论文“生产线”，将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化纳入考核中。让科技工作者的考核与评价更加准确、规范、完善。以此纠正“唯论文”“唯利益”“唯安逸”的不正之风，才能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

第二，立足中国情境。多样的民族文化、广袤的地域、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决定了我国科技工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问题，避免西方方法、观点普适中国的趋势产生。同时，也不能过分强调我国的独特性，采用极端、不被承认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而是要在方法适用、情境符合的情况下，利用公认的、具有说服力的方法解决我国面临的理论、实际问题。在实际科研工作中也要注重方法与研究问题的有效对应，不追求复杂与难度，而追求有效与契合，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国问题。

第三，落实科研实践。科研工作要从实践中来，再走到实践中去，当前部分科研工作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由于科技工作者与实业工作者的学识水平、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大相径庭，加之产学研融合不够深入，许多产学研合作由于无法形成有效沟通，造成了科研理论与实际生产、生活严重不符。因此，应加快产学研融合程度，实现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有效交流，避免产学研合作流于形式。除此之外要鼓励科技工作者投身于基础研究与“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研究中，脚踏实地的做好中国发展。

第四，胸怀国际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在百年未有的世界格局大变动下，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的技术封锁，福岛核电站废水的排放，科技工作更不能闭门造车。在国际化浪潮中，我们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与格局，以国际化视角研究问题，以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新方法、新理论、新概念引领“地球村”的其他成员围绕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才能让我国科研工作与科技工作者在世界的科学殿堂里站稳脚跟，谋划好中国未来。

破解学术研究中的“微笑曲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海舰

（一）认识学术研究中的“微笑曲线”

1992年，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主要内容是指：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可由上游广义研发、中游广义制造、下游广义营销3个环节组成。广义研发包括研究、设计、创意、标准等，广义制造包括试制、生产、加工、组装等，广义营销包括渠道、品牌、销售、服务等。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根据一般劳动优势，服从“游戏规则”，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等价值链条上的中游环节，处于价值链条低端；发达国家由于拥有知识产权优势，制订“游戏规则”，主要从事研发创新、品牌渠道等价值链条上的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处于价值链条高端。

借用产业界的“微笑曲线”理论，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中，“微笑曲线”问题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研究链条，可由3个环节构成：机理分析—数理分析—哲理分析。目前学术研究，大部分的学者只重数理分析，缺乏机理分析、哲理分析，因而缺乏原创性的思想。科学研究之路应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这里，定性研究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定量研究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定性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再好也没有用；而定量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定性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后服务于定性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若不重视定性研究、强化理论创新，则必然影响思想的深度。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研究将研究链条碎片化，把数理分析、定量研究变成了唯一甚至最高研究，患上了“数理分析、定量研究”崇拜症，缺乏机理分析、哲理分析、定性研究，由此导致“思想贫困”。不仅如此，在研究中严格遵循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范式，教条主义盛行，言必称“西”，把自己锁定在一个“跟随者”的角色。我把以上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微笑曲线”问题。

（二）把握学术研究中的时代大势

1.使命使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成果在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世界的影响力相差甚远，由此产生了“中国悖论”：一方面是物质财富“高度丰裕”，另一方面是学术思想“高度贫困”。我们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既是中国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理论创新的必然反映。这种理论创新，既有学习西方先进理论的成效，更有基于国情自主创新的贡献。深刻挖掘、精准整理自主创新的“中国版本”，是新时代学者的使命所在。

2.机遇使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践创新远远走在理论创新前面。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新技术群”革命引致的产业变革，在中国产生了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加之数字平台、“独角兽”和“瞪羚”等新企业的涌现，使中国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即从过去的跟跑到现在的并跑乃至在部分领域领跑，进入了“无人区”。过去，世界议题影响中国议题，世界议题主导中国议题；现在，中国议题主导世界议题，中国议题引领世界议题。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有“学术自信”，从模仿者、跟随者的角色转向创新者、引领者的角色。

3.挑战使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关系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学界主流研究成果一般3~5年左右即可进入中央文件，形成政策语言，“政策跟着学术走”。后期，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思想，然而，在经济学、管理学的主流研究中，缺乏应有体现，“学术跟着政策走”。这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严重问题：时间滞后、思想匮乏。

4.前景使然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速世界格局改变。根据《环球时报》旗下环球舆情调查中心近期以“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为主题进行的民调发现，选择“仰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占8.1%，选择“平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有48.3%，选择“俯视”西方国家的受访者为41.7%。受此启发，中国学者也要调整心态，更快实现从“仰视”心态向“平视”心态乃至“俯视”心态的转变。

（三）转变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导向

1.目前研究缺陷

目前学术研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假定世界出发而非从真实世界出发；从相关关系求解而非因果关系求解，从统计显著分析而非经济显著分析，从现象层面求解而非本质层面求解；从单一维度求解而非多元维度求解，从元素分割求解而非系统综合求解，从零和博弈求解而非全赢共赢求解。一方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指把客观世界这个复杂巨系统在主观上作了若干简化然后对其求解，得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指把生活中的简单现象套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故作高深。由此导致理论脱离实际，理论滞后实践。

2.“四重四轻”问题

一是重发表轻实用。很多学者都是在为职称而研究，为结题而研究，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研究。二是重方法轻思想。必须指出，数学只是研究工具不是研究目的，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主仆颠倒。数学模型不是用来证明知识、证明常识的，而是用来理论创新、理论构建的。三是重规范轻创新。过分强调规范，其格式化、套路化严重扼杀创新，宁要“精致的平庸”、不要“粗糙的创新”。四是重国外发表轻国内发表。不问提出了什么思想，只问在哪里发表，把在国外SCI、SSCI发表奉为至高、捧为最荣。而现实是，在国内权威、顶级期刊发表比在国外一般SCI、SSCI期刊发表要求更高。

3.“四个关系”处理

一是正确处理技术路线研究范式与思想路线研究范式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相关关系研究范式与因果关系研究范式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统计显著分析与经济显著分析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纯粹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四）掌控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力

1.中国文化先进

“中国奇迹”背后蕴涵“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最深厚的底蕴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故事”根植中华文化，就像在管理创新中融入国学那样，在学术创新中融入国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因。

2.中国发展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创新，包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胸怀“两个大局”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共同富裕等这些创新，既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中的。

3.中国议题引领

（1）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引领 “重新定义”的阶段。随着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在理论上需要进行一场“重新定义”革命。宏观层面，例如重新定义产业，包括部门、产品、部件、区段、环节、模块成为产业，从同界竞争走向跨界竞争。微观层面，例如重新定义产品，包括产品产业化、模块化、平台化、去物质化、加智能化、概念化、创意化、广告化、金融化、循环化。

（2）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开启“真善向美”的阶段。研究现实世界的“真”和研究最优决策的“善”都是经典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而“美”则没有体现出来。将美学元素、美学成分、美学理念、美学思维融入经济、管理活动之中，即在美学维度约束下对经济、管理活动重新求解，旨在探索人类活动的终极追求，解决“幸福悖论”问题。

（3）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冲击“第三层次”的阶段。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可有3个层次：一是以有形生产有形、以有形交换有形，这一理论已经普遍成熟；二是以无形生产有形、以无形交换有形，这一理论正在构建之中；三是以无形生产无形、以无形交换无形，这一理论将会开启探索。

（4）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到了构建“全新模式”的阶段。关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可有4种组合：一是低质量低速度发展模式，二是高质量低速度发展模式，三是低质量高速度发展模式，四是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模式。今后，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把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统一起来，可谓前所未有。

文章刊发：

丁元竹、沈艳、刘培林、李金华、贺雪峰、程虹、杜运周、苏屹、李海舰、刘军强、李实、刘守英、甘犁、吕长江、许晖、罗必良、杨世伟、陈彦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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