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下）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管理世界杂志 Author 丁元竹 等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编者按】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号召，2021年4月24日管理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举办“研究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研讨会。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总编辑尚增健主持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出版社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18位专家参加研讨，大家踊跃发言、会场气氛热烈。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的6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表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是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应深刻理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丰富内涵，深入领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要意义，深度研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点举措，管理世界杂志社重视发挥期刊引领创新作用，愿意与广大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积极推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与会专家就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高度评价管理世界杂志社举办此次会议和系列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专家们纷纷表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研究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提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在此过程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察实情、出实招，避免学术研究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现将参会专家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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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角：作为数据、方法、理论的中国治理研究
中山大学 刘军强
（一）中国故事的多重面向
中国走在复兴路上，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空前的，对中国的误解也是空前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国家的重要使命。然而，中国故事是什么？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下文将从数据、方法和理论3个角度来讲述中国治理的故事涵义。
中国故事作为数据。中国故事有着扎实的数据基础。数据来自于无数个人、企业和组织从极低起点、极差资源的情况上奋力扭转局面的经历。与宏大叙事相比，具有微观基础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平均教育年限的提升背后是无数个体改变命运的集合；出口的增加则是无数工艺改进和成本控制的叠加；产业链的向上攀升则是无数个体和企业试错、迭代、消亡和再生的汇流；全球几乎最高的劳动参与率背后是每个家庭的付出。无数个体的努力增加了复杂系统中的观测值和变量，是中国故事涌现的数据基础。当然，事实和数据是零散的，需要赋之以框架。
中国故事作为方法。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到人类最大的减贫努力，中国在一个迥异于西方的情境里全面开花，探索了产业、科技、民生、稳定等最棘手、最复杂的国家治理难题。中国遍地开花的试点与试验，也在地区竞争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探索经验的筛选和总结。这些方法是如何提出来的？如何在实践中迭代优化？它们是否有超越边境的应用前景？中国的低起点使得我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对话基础，也对自身经验持有西方国家难以具备的谦虚。当然，方法需要理论指引，否则会显得零敲碎打。
中国故事作为理论。据沟口雄三（2011）的“近代双线说”，近代化并非只有单一路径，而是有两条并行轨迹：自化和外化。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证明了发展多线性的存在。将人类发展以“历史终结”之类的结论归纳为单一路径、树立主观终点，犯了可笑的简化错误和以预判代替事实的错误。
中国故事能否在理论和认知框架层面提供新的可能？齐格曼·鲍曼（2000）区分了阐释者和立法者的不同角色。中国故事能否让我们从阐释者升级为立法者？一时一地之努力如果无法凝结为理论认识，会迅速淹没在数据的噪音里。这是难度最大的工作，但也是搭建底层架构的努力，如同书写系统运行的源代码。好的结果依赖于有利的规则，有利的规则需要我们在知识生产上实现“生态位”跃升。否则，停留在阐释者的角色，我们只能对既有理论和规则进行附会和维护。竞争通常围绕利益展开，但高层次的竞争大多为理念竞争。中国故事应当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
总之，数据为故事之腠理、方案为故事之肌肤，理念为故事之精髓。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需要理清层次和用力方向。
（二）我们该期待什么样的中国故事？
部分学者把学术作为解决学位、职位、奖项、头衔的工具。目标达到之时，学术虚无感顿生。学术虚无感的根源是部分研究者缺乏服务于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是对学术虚无感标本兼治的对症之药。中国治理是一座值得数代学人挖掘的富矿。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深入挖掘中国治理的案例与故事呢？下面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轻与重。我们的研究是重要问题还是细枝末节？什么样的读者会关心？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商业上成功与否取决于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学术上的成绩也大致如此。研究并非自娱自乐，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恩伯格说能撬动大福祉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应当以民族、国家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为依归。
具体到中国治理，诸多重要问题值得挖掘。中国经济腾飞中，各行各业里的优胜者如何成长起来？他们的奋斗历程包含着无数引人入胜的故事。那些资源禀赋不好的地区如何成为创新中心、制造中心和物流中心？在社会治理领域，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安全网如何建立起来？又如何在困难与挑战中迭代？这些问题有助于回答第二个中国奇迹的奥秘：为何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社会稳定？这些问题张力十足、引力十足，研究起来并不容易。但是难度丈量着研究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且可以避免研究扎堆，反而让作者避免内卷化。
其二，新与旧。好的故事不断拓展研究边界，而非重复性的摊大饼。故事主题的转换应当以实现有序的学术积累为目标。然而，当前研究跟风问题很严重。西方话语体系里重要的、数据易得的、别人发表过的研究题目，很容易成为模仿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真的重要。去年我们选过一些生僻的主题，例如殡葬改革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这种看似生僻的题目其实才是可能的学术生长点。同理，如果研究手机行业，研究小米和华为可能不是好的选择，因为它们是媒体的宠儿，而静悄悄地在非洲扎根的传音才是更好的选择。
其三，内与外。有次我给一个英文刊物投稿。编辑没有接受我的稿子，但拒稿信中的一段话让我想了很久。他说，你论证问题重要性时，总强调它在中国的规模、波及面和严重程度。某国的一些学者也经常觉得在他们国家重要的问题别人就必须得关心，这种自我中心式的论证并没有什么力量。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在研究案例时，似乎也应该考虑一下故事的比较维度：它的特殊性和相似性分别是什么？完全特殊和完全一致的故事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的故事中有哪些语境的特殊性，有哪些前提与假设？其他国家的读者会不会关心我们的故事？将他者纳入视角，有利于我们精准定位故事的框架。
其四，薄与厚。好故事得有相当的工作量。阅读时我喜欢做逆向工程，思考作者是怎样把文章做出来的。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田锄一把。三斤半，八角七分五厘。可用五年，每年含钢一次七分（二百三十文），共含钢三角五分。五年共一元二角二分五厘。每年二角四分五厘。”
这段话出自毛泽东同志对佃农生活的调查（毛泽东，1982）。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报告信息颗粒度令人惊讶，可以反推出当时下的功夫有多深。这些调研不仅使得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判断非常精准，而且留下来非常宝贵的社会史资料，至今读起来仍然很有生命力。路风教授对高铁、对京东方等案例的研究无不经历数年时间。研究的厚度最终转化为影响力。只有泡在实地里，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才能达到经验饱和的程度。经常看到有研究者说自己花了一两周时间去某个地方调研，这很明显是不够的。有的故事通过座谈会或者汇报材料得来，分量同样轻飘飘。故事轻薄，行而不远。
（三）结语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空前的，但无疑我们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近代以来的衰落曲线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出现了大扭转。研究者需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的研究是否对得起这个时代？50年之后、100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学术史，会下什么样的定义：虚假的繁荣？忙碌的平庸？
我希望后人能给我们这样一个评价：他们既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又留下了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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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
浙江大学 李实
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成果有很多好的故事，讲好这些故事是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的发展经验丰富多彩，有许多特殊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不少的困难和曲折，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故事的素材和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故事不仅要讲给中国人听，也要将给世界人听；不仅要讲好故事，而且要让人愿意听，让人听进去。不能只是讲故事的人自说自话。这对于讲故事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制度不断演化的过程，有着很大的复杂性，因此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要建立在研究基础上。不言而喻，没有研究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故事是很难讲好的。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不能是虚构，更不能是编造。这要求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要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现实出发，讲故事者要充分了解中国国情，要有基本事实，要尊重历史。同时，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要有专业知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又是贡献者，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要有世界眼光，国际比较的视角。
（一）赞扬成就，看到不足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令国人自豪。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故事的主要内容。尤其得到国际社会赞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减贫成效。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过去30多年收集的居民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使用2020年的官方贫困线，在20世纪80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76%，以此推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发生率会超过90%。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降低到20%以下，2013年约10%（见图1），直至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中国摆脱贫困的成就离不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是中国经济发展故事中的一个值得讲好的案例。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2%，1978~2019年期间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4%。就经济增长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都在7.5%左右。
中国经济发展也提升了人的发展水平，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升。根据已公布的几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在1982年仅为0.62%，到了2010年上升到8.9%，2020年提高到15.5%；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78年不足3%，2017年提高到近46%；全国人口文盲率在1982年高达22.8%，2020年下降到2.67%。在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的影响下，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2010年期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增长率居全球第2位，其中收入指数增长率排在全球第1位。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道来。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该回避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比如，众所周知的财富分配问题，包括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之后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到了2008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91.在随后的几年中收入差距出现了缓慢缩小，但是仍处于较高水平，2020年的基尼系数在0.47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居民财产分配差距急剧上升。居民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从21世纪初的0.5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7左右。在2002年财产最多的10%人口占有的财产份额是37%，而财产最少的10%人口占有的财产份额仅为1%，前者是后者的37倍，到了2013年扩大到160倍（见图2）。而且不断扩大的财产差距反过来影响到收入差距。
又比如，在收入和财产分配中，突出的问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这不仅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而且反映了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人的发展能力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城乡之间差距是全维度，是无处不在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城乡差别已不是区域的概念的，已经演变成身份差别。城市中的农村户籍人口以及农民工虽然离开了农村，有的甚至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是由于他们的“农村身份”，在城市中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利益。由此造成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缺陷。
（二）尊重事实，遵守逻辑
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要尊重事实，遵守逻辑。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是科学就要“摆事实，讲道理”，不然不能称之为科学。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不能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分析经济发展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些基本事实，把事实摆出来。只有把事实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发现事实背后逻辑和机理，才有可能总结出有价值的理论。那么，事实从哪里来？所谓的事实就是反映社会经济现实的信息。对于研究者来说，获得这些信息既可以是直接的，自己去收集的信息，也可以是间接的。对于学者来说，获得直接的信息需要进行实地调研访谈，进行案例研究、抽样调查。而对于国家来说可以进行普查，如我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获得这些直接的信息需要科学方法做指导，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有用的信息。
做社会科学研究也可以利用间接信息，如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媒体的报道。由于获得这方面的数据相对容易，它成为了很多学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于这些信息，我们要有鉴别真伪的能力，不能“全盘照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守逻辑更为重要。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研究论文事实不清，逻辑混乱，甚至有些论文明显违背了生活常识。这种论文显然是毫无用处的，甚至会误导读者，贻害公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是需要形式逻辑，二是需要专业逻辑。形式逻辑需要的是常识，来自于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而专业逻辑需要的是专业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是有专业知识门槛的，它需要不同学科的基本知识，也需要交叉学科的思维训练。
（三）着眼中国，放眼世界
中国的开放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的紧密度。离开了中国不能谈世界，离开了世界也不好谈中国。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型全球产业链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差距也在影响着全球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举例来说，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远高于全球水平，以及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这对全球收入不平等带来了两种变化，一是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因为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一个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扩大了全球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第二个变化是导致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图3被称之了全球大象不平等与增长曲线（The Elephant Curve of Glabal Inequality and Growth），描绘了全球人口不同收入组在1980~2016年期间收入增长率差别。这一期间全球收入组较快的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新兴国家的崛起，收入增长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中国起到了主导作用。
不言而喻，中国有不少好的经济发展经验可以分享给世界。同时中国也应该继续向有好经验的国家学习。中国仍在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仍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仍要坚持不懈地学习与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而且是一个低收入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相关的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在全球中的地位处于中等水平。在202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中，在近190个国家和经济体中中国排在85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发展水平在世界中的相对地位（见图4）。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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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是坚持问题导向
中国人民大学 刘守英
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出现的问题是对问题导向的忽视。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进到中国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民族救亡的道路。基于问题导向，产生了一批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有影响力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模仿和引入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承袭了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而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最大困境是脱离问题导向，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开始在大学系统化，逐渐成为教学和研究的主流。然而，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时也遇到困境，主要体现为假说与真实世界偏离、忽视国情特征、对定型体制的简单延伸导致难以回应体制变革中的问题、研究论文越来越追求逻辑自洽、数理严密和模型优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僵化导致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影响力过早减低，西方经济学方法又过于注重技术化，使得经济学对我国体制转型和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不足，对政策和决策的影响力降低。
在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中国经济学曾出现过两次理论繁荣，推动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的形成。第一，以国家和民族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民族救亡和“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农村派抓住农村危机这一核心问题，理清了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从而进一步回应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面对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导致的发展绩效不佳，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研究范式的转化。面对重大问题，告别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寻找和分析特殊性；从制度细节中提炼本质特征。第三，通过比较寻找相异性。后发国家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学习和比较，但是，在比较的过程中只有找到相异性的特征和来源，才能为各种问题开出可行的药方。20世纪30、40年代，以陈翰笙、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回国以后都在寻找中国本土的特殊性，致力于提炼中国本土的概念。改革开放后，正是由于在模式和路径选择上注重相异性，才使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有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模式。第四，进入真实世界求解。由于已有理论与现实存在脱节，两个时期的学者都选择到一线深入调查，以期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案。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派的社会经济调查包括保无调查、广东调查、广西调查、东北调查等。20世纪80、90年代，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理论和方法组4个调查研究组，分别从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等方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对安徽滁县以及其他各省农村中真实发生的事件进行调研，就农村经济变革做了系统考察，形成了富有见地的农村经济改革理论。所有制改革问题的突破也是来自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第五，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导向的方法最终要落到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上来，否则理论研究就失去了生命力和价值。中国农村派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为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提供了理论前提。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倒逼经济学界从问题出发，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容等在内的理论。
以问题为导向往往被当作权宜之计，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甚至被认为缺乏理论基础。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第一，在准确把握经济体国情的基础上，找寻其有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典型事实和体制特征，对其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最终提供解决方案和公共政策。第二，以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以问题为线索开展调查、进行研究、寻找答案和形成理论。第三，我们所面对和分析的对象呈现出社会经济快速变迁、结构跃迁、体制和社会秩序转型等基本特征，面对如此历史性和革命性的变迁，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能够使研究者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变迁。第四，在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所在，分析对象来自于真实世界的“真问题”，研究者对这些“真问题”进行思辨性的考察，直至分析清楚这些“真问题”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并进一步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第五，对经济体的典型特征进行提炼，建立和设定易于处理的假设条件，分析问题的体制因素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六，经济决策需要理论支撑，决策者在做决定时需要理论提供信心和合意性。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是一种基于真实世界和调查研究的理论分析，提高了经济决策的置信度和可靠性。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唯有遵循问题导向形成以中国典型事实和经验为基础的一般化理论才有出路。一是中国经济研究首先要在识别、归纳和提炼典型事实上下功夫，形成经济分析中的中国特征事实，通过比较甄别出哪些是中国独特的典型事实。二是分析体制的特征及其在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三是运用规范方法进行经济分析。四是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正是基于自身的初始条件和约束制约采取了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才取得了已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奇迹”，这些恰恰是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应该从改变现有理论设定的约束条件入手，理解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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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事实与理论创新
西南财经大学 甘犁
2020年6月，著名华人社会学家谢宇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笔者的共鸣。他写道：“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研究的优势似乎正逐渐丧失。”曾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否已不复存在？
相对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优势在于更接近自然科学。它尽可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思想和逻辑来研究经济问题。在笔者的理解中，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遵循3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如牛顿发现“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基本事实；然后新理论应运而生，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接下去是新理论的检验、应用和预测，如对冥王星轨迹的预测及其发现。当然，新问题新事实总在不断涌现，科学也因此获得持续发展。
经济学研究基本上也遵循这3个阶段。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为例，早期国际贸易理论是“比较优势”，即贸易应当在不同禀赋的国家中进行。但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国际贸易更多地发生在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为解释这一现象，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克鲁格曼还因此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更多地处在对理论的验证和应用。近年来，美国克拉克奖获得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已由理论创新转为实证研究。为了承担起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使命，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亟需更多的理论创新，然而，目前我们尚处在发现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一）发现基于中国国情的基本事实
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研究常常呈现两个错误极端，一是研究的对象“太宽泛”，类似“改革进入深水区”、“信贷难”和“结构调整”等，这些只能算作研究方向，并非研究问题；二是学术贡献“太边际”，类似“城镇化增加消费”等就属于这一类研究。中国学者还没有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提炼出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也就谈不上基于中国经济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更无法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一定蕴藏着深刻、丰富而独特的基本事实。如何发现这些基本事实？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观察中国的变化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同时还需要纵向来看，比如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
城镇地区住房空置与城镇化率是近几年笔者一直在追踪研究的问题。之前我们公布了2017年我国空置住房为6500万套，引发广泛关注。1998~2016年，商品房的大规模建设使得我国城镇新增住房1.06亿套，与此同时“城镇化”导致新增常住居民1.24亿户。从数据上看，我国城镇地区常住居民户数的增量超过了住房供应量，那么2017年的6500万套空置住房从何而来？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在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方式除了 “自然增长”和“农村居民迁徙进入城镇（主动进城）”，还有“城镇区域扩大（被动进城人口）”。随着城镇区域的扩大，农村人口被动进城现象非常普遍。1990~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52%，2000~2010年增加40%，2011~2015年增加40%。城镇区域扩大后，原先的农村地区住房直接变成了城镇地区住房。这意味着，1998~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实际新增的住房总量，除了新建住房1.06亿套，还应包括城镇区域扩大后所吸纳的原先属于农村的住房，一部分新的城镇地区住房也就空置了。这是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中国特有的现象。
如何发现基本事实，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应当专注于一个领域，深入了解什么是该领域公认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理论；其次，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因为基本事实是为理论创新服务，必须说服同行新发现的事实如何与现有的基本事实和理论相违背；最后，发现基本事实一定要以数据为基础。
就数据基础而言，目前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内蒙古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都已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有代表性的基础数据收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从2014年开始大力支持北京大学的数据库建设，而这样的举措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目前国内有多家非官方微观调查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MiC）等，这些调查项目都有10年以上的长周期建设与积累。此外，其它国家也有类似数据库，可以为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二）加强学科建设 促进理论创新
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整合是高校极为重视的学科建设工作。笔者简单谈一谈对建设中国家庭金融学科的思考。一流的中国家庭金融学科，首先应是基于国情的基本事实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基本事实有哪些？
第一，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并且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不足，这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流动性约束大，消费增长难以实现。而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且资产收益率（尤其是房产收益率） 过高，消费增长空间有限。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储蓄率与人口年龄呈U型分布，年轻人为购房而增加储蓄，老年人为财富代际转移而增加储蓄。2020年，疫情造成的悲观预期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第二，家庭资产与负债的基本情况。从资产端来看，我国居民房产配置过高、金融资产配置过低；股市直接参与率过高，间接参与率过低；多套房比例过高（空置率过高）；家庭投资金融资产呈两极化的U型分布，即要么全部投资无风险的存款资产，要么全部投资高风险的股票资产，投资者可接触的金融产品类型单一；工商业资产配置高，有创业项目的家庭占比为16.5%，远高于美国的7%。再看负债端，家庭杠杆率高速增长，民间借贷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借贷的活跃度也远超其它国家。
对比之下，国外家庭金融学科主要研究如何优化金融资产、房产和保险资产的组合，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跨时间优化理论。研究者一般只考虑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对资产存量的重视超过对流量的重视，而且把公共政策和资产价格等经济学和金融学最关心的主流问题作为外生变量。所以，尽管该学科发展多年，但仍然相对“小众”。
那么对于我国而言，有了基于国情的基本事实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一流的中国家庭金融学科还应当在研究内容方面有所突破，即把公共政策也纳入研究范畴。
国外的家庭金融学科重视资产存量甚过资产流量，而公共政策研究关注流量重于存量。因此，研究范围扩展至公共政策后，中国家庭金融学科将会存量与流量并重。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流量变量包括消费、购房和售房等行为，而存量变量包括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可研究的政策变量包括无风险利率、房贷利率与首付比例、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和转移支付等。当然，收入风险、风险资产收益率等可以继续保留其外生变量特性。
综上所述，当今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使命重大，任务紧迫。中国经济学研究应坚持在总结和发展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发现基本事实，同时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推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为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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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学科的影响探讨
复旦大学 吕长江
两千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几经改朝换代的磨难，仍然形成了全世界文明发展最为连续也最为完善的文明实体。然而，从1840年以来，中华文化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工商业文明打败了东方农业文明（邓晓芒，2016）。但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2020年世界500强中，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而中国企业取得的奇迹却很难用西方理论得到全面的解释，这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中国企业成功背后的文化、制度因素，只有在中西文化充分相互交融的当下，我们才有可能更全面系统地总结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地开展管理学学术研究。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出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一般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释、道思想及其理念。儒、释、道各家都重视美好人格的养成，儒家提倡智、仁、勇“三达德”（《礼记·中庸》）或仁、义、礼、智、信（《孟子》）“五常”的人格论；道家提倡“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道德经》）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的人格论；佛家提倡“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常乐我净的人格论等等，这些都对企业管理者的自我修炼和领导才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陈劲，2019）。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通过影响国人的偏好和价值观念（Guiso et al.，2006），作用于其认知和行为选择（DiMaggio，1997），对人们的生活、工作、教育、社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式管理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颜世富、马喜芳，2018）。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影响企业家的价值观，融入企业管理（Fu and Tsui，2003）。杜维明（2003）认为儒家思想是公司创造财富的重要精神力量。企业文化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通过对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的跟踪考察后，认为一流公司胜出其他公司的关键因素在于拥有强势的主流企业文化，例如，海尔“真诚到永远”重视服务的文化、华为的“狼性”文化、万科的“职业化”文化等等。因此，如何系统挖掘并科学计量文化对企业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学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遗传性，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对构成企业主体的管理者、员工、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但是，如今的中国文化其实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殖民文化的强势延伸，它是一种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综合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原本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因而从原则上说，单纯西方理论或者中国传统理论都无法满足当代中国急剧发展和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汝信，2017）。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完善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促进管理学学术研究。
德鲁克曾明确表示管理的根基是文化，企业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在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企业管理就要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企业家的文化背景、个人偏好都对企业管理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开始在方太集团引进西方管理制度，2008 年开始在方太导入儒家文化，经过10余年中华文化与西方管理方法融合、以中华文化价值观引领战略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茅忠群儒学商道”。
员工是企业最具价值的资产，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组织领域相关研究显示，组织文化、组织工作环境、组织承诺、组织间信任和沟通等众多组织情境因素影响员工绩效（Wang et al.，2017），其中组织文化是影响员工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构建与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的组织文化是企业管理研究重要的问题。
（三）科学计量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都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清净完美，人应该追求天地合一、天人和谐的境界，甚至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但是，几千年来，我们仍停留在对传统文化“悟道”的抽象层面，没有将其结合管理实践通过科学量化的方式构建理论并予以指导管理实践。从科学的意义上，我们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并非否定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对人本性价值的认知、注重求真务实、实证推演的理性精神值得借鉴。
有关传统文化的计量，通常有两种计量视角：宏观上度量地区传统文化的氛围，微观上，捕捉个体的具体观念。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宗族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和科举文化等地区文化特征，并发展出了适用于大样本研究的计量方法。
对地区宗族文化强度的度量通常有两种方式：前几大姓氏占该地人口的比重、每百万人拥有家谱数量（潘越等，2019；陈斌开、陈思宇，2018；Chen et al.，2020；Peng，2004）。本土宗教主要是指佛教和道教，度量宗教影响力的常见指标包括：公司注册地一定半径内的寺庙数量、各省份重要宗教场所的数量、各省政协委员中宗教界人士的比例等（辛宇等，2016；陈冬华等，2013）。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与该地的儒家建筑数量相关（例如儒家学校、儒家书院、孔庙、贞节牌坊、儒家祠堂等），因此，度量儒家文化的常见指标有：公司注册地一定半径内的儒家建筑数量、各省份分布的儒家建筑数量（徐细雄等，2020；古志辉，2015；Kung and Ma，2014）。另外，持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影响依旧深远，Chen等（2020）使用各地明清进士、举人的数量作为科举文化的代理变量。
地区文化可以从宏观上捕捉各地的文化差异，也有很多文献试图从微观个体层面度量传统文化的具体观念。潘越等（2020）使用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具有相同姓氏来度量高管的宗姓认同程度；陆瑶和胡江燕（2014）使用董事会中与CEO籍贯相同的董事比例来衡量老乡关系；戴亦一等（2016）则识别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来自同一方言区。杜兴强等（2017）通过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董事排名顺序来识别企业的论资排辈文化，许年行等（2019）发现，在家族企业中，由年龄最大的“兄长”担任公司董事长时业绩更好，由此认为中国现代家族企业仍受到“长兄如父”观念的影响。张兴亮和夏成才（2016）使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解释部分企业的高管对薪酬公平性的感知特点。吴佳辉和林以正（2005）等设计问卷来度量组织成员的中庸思维。王庆娟和张金成（2012）测度了工作场所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强度，例如遵从权威、接受权威、宽忍利他、面子等；李锐等（2012）测度了员工的集体主义倾向、个人传统性。
对于传统文化的计量，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是从科学可验证的视角，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并影响企业的管理实践。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目前对传统文化的计量方式、方法还远远不能充分反映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需要我们开发、创新一系列计量传统文化的指标、量表，尤其是在当前“大智移云”环境下，数字媒体交互技术的可视化传播方式逐渐被推崇，传统文化数字化成为可能，因此，进一步开发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计量成为下一步管理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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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企业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角色与微观机制
南开大学 许晖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应对百年大变局、主动开拓新局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学术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有益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但目前从管理学和企业视角探究双循环的研究较为匮乏。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需要学术界从不同学科、维度和层次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聚焦中国跨国企业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角色及其微观机制。
（一）从中国跨国企业视角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也是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创造者。作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环节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畅通经济循环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本文关注中国跨国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国企业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向强”的发展历程。1995年中国仅有3家公司入选《财富》杂志世界五百强，而在2020年快速增长到133家，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中国100大跨国企业海外总资产高达104526亿元，海外营收73307亿元，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
与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相对比，中国跨国企业“天然”嵌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能够有效打通国内国际市场边界，促使要素、产品和服务在两个市场循环畅通。从资源角度看，中国跨国企业将全球资源作为目标资源，不仅利用国内资源，也积极获取海外资源，有利于资源在国内和国际双向流通、优化配置。此外，“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江小娟、孟丽君，2021）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显著特征，而中国跨国企业具备利用国际化赋能国内大循环的能力，通过跨国并购、绿地投资、全球研发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场，并将海外优质资源转移到国内市场，实现“外循环”赋能“内循环”重要的战略功能。尤其是伴随着中国跨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其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扮演的战略角色愈加凸显。因此，从中国跨国企业视角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跨国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角色
中国跨国企业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扮演两类战略角色：一方面，中国跨国企业凭借创新能力强、业务分布广泛、综合实力雄厚等优势，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中扮演“引领者”角色；另一方面，作为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中国跨国企业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在促使要素、资源、产品和服务在两个市场双向循环流通中扮演“桥梁者”角色。
第一，“引领者”角色。当前国内大循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需进一步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整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创新资源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引领国内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根据2020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上榜公司大都为中国领先的跨国企业，包括华为、大疆创新、迈瑞医疗等。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各自行业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引领行业发展趋势。在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升级方面，中国跨国企业同样扮演引领者角色：中国跨国企业长期兼顾国内、国际市场，能够快速洞察国内外消费者的偏好变化，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同时，中国跨国企业通过整合利用全球资源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快速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第二，“桥梁者”角色。从资源视角看，在促进国内国际资源循环畅通方面，中国跨国企业扮演着“桥梁者”的角色，不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海外优质资源（如技术、品牌、知识等战略性资源）转移到国内市场，赋能国内大循环，同时将国内优质资源（如资金、技术、生产能力）配置到海外市场，实现国内资源在国际市场循环畅通。从商品视角看，中国跨国企业扮演着将国内商品与国际商品进行循环交换的“桥梁者”角色，一方面通过进口国外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国内生产、出口贸易将国内优质商品转移到海外市场，满足国际市场消费需求。
（三）中国跨国企业畅通“双循环”的微观机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畅通”，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王一鸣，2020）。中国跨国企业借助国内国际资源整合、网络拓展、价值链延伸等机制畅通双循环，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国内外自由流通、优化配置。
第一，资源整合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是指中国跨国企业对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进行有效重组、编排和创新利用，促进资源在国内国际循环流通，进而畅通双循环。作为资源的生产者、使用者和配置者，中国跨国企业在促进资源在两个市场自由流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有效整合国内外资源，不仅能够提升企业自身竞争优势，也促使资源在两个市场双向流通。从资源类型看，中国跨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差异性，创造性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发挥两种资源的协同互补效应，实现国内外资源优势互补。未来研究可以从资源编排、动态能力、组合跳板（Li et al.，2021）等理论视角探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跨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微观机制和过程。
第二，网络拓展机制。网络拓展机制是指中国跨国企业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拓展网络，并通过网络促使资金、信息、技术、知识、商品在国内外双向流通，进而畅通双循环。从网络视角看，跨国企业是由母公司、国内外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构成的网络，这些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互通信息和资源，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中国跨国企业通过网络拓展将要素、资源和产品在国内不同子公司以及海外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换和流通，实现要素和资源双向循环流通。事实上，中国跨国企业已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网络，包括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全球营销网络等，这些网络帮助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未来研究可探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跨国企业拓展国内外网络、整合网络资源、实现网络协同的微观机制和过程。
第三，价值链延伸机制。价值链延伸机制是指中国跨国企业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拓展价值链环节，尤其是向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延伸。从经济循环过程看，价值链延伸意味着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拓展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经济环节，促进经济循环发展；从生产要素和商品视角看，通过价值链延伸，中国跨国企业也将要素（如资本、知识）和商品（中间产品、关键零部件、最终产品）向国内和国际进行拓展。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跨国企业更加重视在国内市场延伸价值链，利用国内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和比较优势构建完整的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双循环背景下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耦合、促进双向价值链的延伸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等方面的过程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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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权为线索：乡村治理的中国故事
华南农业大学 罗必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中国的乡村治理，走的就是一条以地权制度变革为主线，由“因地而治”进而“因治而序”的道路模式，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一）简要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线索
纵观中国历史，乡村治理制度从秦汉时期的乡亭制、隋唐时期的乡里制、宋朝的保甲制，到民国的乡村自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再到当前法治、自治与德治的“三治融合”，都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线索的。新中国自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经历了3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人民公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国家需要动员农业剩余，人民公社体制由此而生。尽管一系列的动员机制，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公社统一经营、农产品统购统销、户籍管制人口流动、“政社合一”等，构成了国家工业化积累的制度保障，但人民公社体制下地权管制机制，是最为基本的治理策略。
第二阶段：“乡政村治”时期。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农业经营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7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前者标志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后者标志着“乡政村治”的治理架构建立。在此框架下，赋予了农民土地经营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以及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
第三阶段：“三治融合”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构乡村治理机制的线索是：以自治为本，重焕乡村治理原生动力；以法治为要，保证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以德治为基，树立乡村治理正气新风。其中，制度底线是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制度起点是维护农户家庭的土地承包权，制度核心是开放和盘活土地的经营权，从而立足于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构建一个稳定、多元、有序且富有活力的土地制度架构，由此支撑乡村的有效治理。
（二）农地确权：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费孝通先生1948年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刻画了乡土中国和村社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正是差序格局，形成了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型乡村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由于紧张的人地关系与地权不稳定，使得差序格局中的关系机制与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成为了化解农民生存风险、维护村庄文化传统、强化乡村有效自治的重要组织资源。
农村土地作为村庄集体成员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着村庄治理与村社秩序。新的问题是，既然地权不稳定与不安全诱发了村落的关系型交易，那么，2009年开始试点并于2013年全面推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是否会动摇传统村落关系型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进而重构乡村的治理秩序？农地确权所决定的产权明晰与产权稳定，必然诱导产权实施尤其是产权交易关系的重要转换。
一是农户地权强化将诱发情感网络关系的弱化。农地确权表达了地权法制化的重要进程，由此，传统的以村社情感联结或家族社会网络关系保护地权的努力将被弱化。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确权赋予农户的长期稳定的地权关系及排他性，亦将降低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社会风险，从而进一步弱化农户基于风险防范的人情往来和关系维护。
二是农地确权将改变地权博弈关系。农地确权政策的基本赋权单位为农户。农户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其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农户之间的隐性交易契约关系和村社集体意识的价值将失去存在基础，从而致使农村治理的“差序格局”以及由亲缘、地缘关系维系的传统治理体系被撕裂与解构。
三是农地确权强化农户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农地确权旨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活跃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其将正式的经济交易治理模式引入村庄，乡村封闭的非正式治理机制逐步被打破，营利性规则将在交易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村社成员经济行为也将从风险最小化转变为收益最大化。由此，地权交易的市场化将诱导“契约型”交易秩序的现代化转型并重构村庄治理体系。
实证结果证实了农地确权将诱导传统乡村的“关系型”交易转向“契约型”治理体系。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通过准自然实验方法，考察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村社人际交往的影响，以此揭示产权制度变革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抑制了农户土地的熟人流转行为，诱导地权交易呈现出向非熟人出租、缔约期限延长的市场化趋势，并且显著降低了农户基于人情世故的礼金支出。进一步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分析表明，农地确权不仅没有弱化村庄的德治水平，并能够在抑制宗族势力、弱化差序格局的同时，有效改善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此外，尽管在村干部选举中，高收入农民比低收入农民有相对强烈的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但是低收入农民以投票方式所表达的政治参与能够更加显著地增进农民幸福感。
（三）中国经验：乡村治理的产权逻辑
中国以地权制度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表明，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从以所有权为中心的赋权体系转向以产权为中心的运作体系，不仅能够改善产权实施的经济效率，而且能够诱导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从而表达出中国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并提供具有中国风格的实践创新与理论贡献。
一是理解产权的本质。权利的界定至少涉及两个层次：所有权层面，它是以财产排他性占有的方式进行的法律层次的界定；产权层面，它是以权利行使并规范主体行为的方式所进行的契约层次的界定。前者强调“法定权利”，后者聚焦“经济权利”。法定权利既非经济权利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因为法定权利既不必然带来充分的排他性保护，也不必然带来产权租金的最大化。中国的乡村治理实践，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保护弱者并维护公平的基础上，凸显了产权运作的中心地位，从而重构了交易关系的契约化与规范化路径。
二是提升行为能力。明晰的产权赋权与界定是重要的，但产权主体是否具有行使其产权的行为能力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产权实施取决于3个方面：一是他人企图夺取的努力，二是个人保护产权的努力，三是政府予以保护的努力。其中，后两方面的保护构成了产权实施的核心内容。中国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农地确权政策的推进，均在赋权的基础上强化了农民的行为能力，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性努力，而且显著改善了村庄人际关系与治理绩效。
三是破除“私有制神话”。主流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的”。列举的证据是：第一，私有制下的市场交易能充分反映社会成员的价值偏好和需求；第二，私有制能够避免人们因产权掠夺而造成的租值耗损；第三，私权界定越完整，其市场交换价值越高。问题是，这些判据都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假设基础之上的。真实的世界是，资源并非是同质的，人的行为能力也是有差异的，不同的资源特性、不同的行为能力，必然意味着不同的产权类型匹配。“黑板经济学”的逻辑正是假定资源同质从而交易费用为零，才得出了“私有制最优”的信条。没有任何一种产权形式在各种情形下都总是有效率的。忽视制度目标而笼统地讨论制度效率，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乡村治理的阶段性演进历程表明，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制度目标，需要构建不同的地权制度与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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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一篇有价值的学术文章
经济管理出版社 杨世伟
近年来，中国整体科研实力显著提升，科研成果发表数量逐年增长，学者们积极探索知识与学问，关注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伴随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的增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趋势与成就走向世界，为全球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见解和观点，以中国实践研究推动着全球理论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部分研究成果也暴露出低质量、低价值等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首先，主流研究范式与理论依据仍以西方为主导，研究未能立足中国的实践与情境，对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重视不足，直接借用西方理论逻辑解释中国现象。其次，受制于国内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论文发表体制，科学研究尤为关注学术研究范式，而没有根植于中国实践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提升。最后，过度依赖数字模型的不良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能对现实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思想性和理论创造性方面的学术贡献不足。
如果说科学研究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社会变革的主导推动力量，那么学术论文就是记录最新科研成果和促使人类认识世界的载体，兼具深刻的学术意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一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至少应具有成功的研究选题、科学的研究方法、缜密的研究论证、相宜的研究情境及高水平的学理价值。
（一）研究选题：提炼“真问题”，关注具有普适理论意义与迫切实践意义的“真问题”
有价值的学术文章首先源自于有价值的选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需要凭借一个数学或实验技能，而提出新问题或者基于全新视角看待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研究选题之于文章就如同灯塔之于航船，没有正确方向指引的努力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没有提炼出具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洋洋洒洒几万字都只能是辞藻华丽却言之无用的废话。那么，什么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呢？这就要求论文选题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或能在理论上略微填补目前学术研究中的未尽之处，或能对当下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起到指导作用。如果一篇学术文章的选题既不能在理论方面对前人研究成果稍加突破，仅是对已有文章的简单总结或罗列拼凑，未能从文章的研究问题中归纳共性现象进而提炼规律性理论；亦不能在实践方面对经济生活中迫切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研究的问题缺少时代感，与客观现实严重脱节而成为学者的“无病呻吟”，无法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这样的研究选题都不能称之为“真问题”，不应该投入有限的研究资源。
（二）研究方法：破除“唯模型论”，倡导规范研究、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多方并重
研究方法是解决科学问题时所采取的一些基本途径和规则，是用于揭示事物内在规律并验证研究结论的技术与工具。学术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或者方法为导向，研究方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只要能科学规范地加以应用并有效佐证研究结论，就都是能彰显论文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我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不恰当的“唯模型论”现象，似乎只要在文章中有看似高深的数学模型和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分析，论文质量就会自然“高人一等”，这种学术评价体系也导致诸多学者沉迷于此，不再花费大部分精力深入挖掘理论与现实问题，而是用“简单模型+中国数据”这样“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走捷径”，这样的论文很难有突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我们倡导研究范式规范化，但研究方法需要多样化，要针对特定问题选择最合理有效的方法，增加结论的说服力，不要盲目崇拜数学模型，也不玩数学游戏，使侧重理论演绎的规范研究、侧重数学检验的实证研究、侧重实例分析的案例研究等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科学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能够多方并重，真正做“有价值”的研究而不仅是“有模型”的论文。
（三）研究论证：论述“深入浅出”，坚持逻辑性原则与简单性原则
研究论证是对研究问题缜密的推演过程，要求坚持“逻辑性原则”与“简单性原则”。就“逻辑性原则”而言，研究论证应如抽丝剥茧般层层递进，从整体框架到分支论点纲举目张，从前文铺陈到后文承接条理清晰，从论据提出到论证推理阐释充分，从开篇入题到结尾点睛一以贯之，体现出学术论文的缜密性、学理性与层次感。没有逻辑性的研究论证不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顺序，不能揭示前提与结论、主体与从属、现象与本质等各种关系，会使人产生主次不分、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的观感，不足以支撑一篇论文成为“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就“简单性原则”而言，科学的思考逻辑是“回归常识”或“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当下有些学术论文却将本来可以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解决的简单问题，用长篇累牍、貌似高深的公式推导和晦涩难懂的表述让读者难以理解，华而不实，故弄玄虚，以此来标榜论文的创新点和高度，违背了学术研究用于同行交流与指导实践的初衷。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在研究论证中应当深入浅出，以小见大，将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写得雅俗共赏，引人入胜，于看似细微的选题之中体现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不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明白的东西神秘化。
（四）研究情境：立足“中国情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我国处于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之下，西方孕育的理论体系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展示其活力与生命力，这也倡导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于“中国情境”，解决时代课题，坚定学术自信，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实践中体现论文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应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并提出新观点，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使学术研究与创新更接地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其次，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应深入实践，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要走出象牙塔深入现实生活，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理论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最后，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应放眼国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齐心应对，学术研究也应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聚焦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提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并接受的新概念和新范畴，用有原创性的中国成果为世界理论研究添砖加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五）研究价值：注重“学理价值”，写有价值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今，已为本土学者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试验观察场域。笔者认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始终秉承初心与使命，发现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写有价值作品，做原创性贡献。
第一，不忘学者的初心与使命，探求真理，服务社会。要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去探究知识和学问，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关注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推动社会进步做贡献。
第二，立足中国实践，紧密围绕时代主题，发现和研究中国问题。从国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把握时代脉搏，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第三，坚定中国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挖掘传统智慧，讲好中国故事。扎根于本土文化情境，体察中国实践与研究的独特性和领先性，坚定学术自信。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建构中国逻辑，解决时代课题。
第四，拥抱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做有思想的学术，做原创性贡献。正确认识数字模型在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中的作用，纠正过度依赖“数字化”、“模型化”的不良倾向，促进思想与模型的融合。研究范式与方法规范化、多样化，关注研究情境，着力提出原创性的思想与观点，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
第五，开展负责任的研究，写有价值的作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要避免纯学术的研究范式，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政策研究中，要针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和建议，真正做到能够回应与解决重大问题、重大挑战，在实践中检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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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特色范畴入手建设中国经济学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 陈彦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重要举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20年底，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开展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申报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建设工作。《通知》确定了首批将重点建设的9种中国经济学教材，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财政学》、《中国区域经济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
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不是要取代作为一般性经济学理论的已有课程。由于缺乏中国经济学教材和课程，学生无法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系统性学习，而只能通过网络搜索、微信文章浏览等渠道去了解，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学习更是不完整和不成体系，由此导致中国学生对中国宏观调控等现实问题的了解程度还不如对欧美相关问题的了解程度等现象。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短板，因此非常有必要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学》等新增课程是讲授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专门课程，与已有的作为一般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显著差异。广大学生既有必要继续系统学习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也有必要深入学习新增的中国经济学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同时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
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关键在于，从中国特色范畴入手编写教材，主要有3点理由。
第一，从中国特色范畴入手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经济学的内涵。
关于中国经济学教材的内涵，学界一直在不断探索。《通知》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给出了明确表述：“中国经济学教材需要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丰富实践，提炼具有原创性、解释力、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用来指导新的伟大实践，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奠定坚实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有助于培养扎根中国大地的高素质经济学人才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实践和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从而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从中国特色范畴入手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才能真正破除“用原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或“原有课程+中国案例（数据）”的编写形式。
以《中国宏观经济学》为例，如果只是在原有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基础上增加一些中国元素，这样虽然也有一定价值，但是还达不到中国经济学教材所要求的高度。如果只是在讲述GDP核算、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等西方宏观理论时增加一些中国数据，那么这只是验证了一般理论或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并没有提出基于中国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理论，更没有证明其正确性。类似这种方法编写的教科书，还达不到中国经济学教材所要求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发展成就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照搬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采用现有西方理论框架去套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能解释的就作为现有西方理论正确性的例证，不能解释就认为是中国经济实践及其政策有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妥的，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某些西方学者从价值观等角度对中国产生误解。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要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系统总结而成，这样才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实践，同时，也因其理论性而具有一般适用性，进而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突破“原有理论+中国案例（数据）”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从中国特色范畴入手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形成双轮驱动良性循环。
按照教材编写的惯例，应该是先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之后，再编写教材。多年以来，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时间还没有足够长，因而短期内难以形成非常成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未来一段时期内，完善和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仍是需要下大气力去做的重要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目前条件下比较好的编写方式，就是从中国特色范畴入手。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基于中国的实践产生了一系列中国特色范畴。围绕这些中国特色范畴，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其中不少中国特色范畴并不只是适用于中国情形，在国际范围内还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以宏观经济学领域为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范畴，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有条件上升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既有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也有通过五年规划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功能，更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功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种功能都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没有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这样的中国特色范畴就有必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编写成教材，系统地教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来龙去脉。这样既有理论意义，也具有教育意义，同时很好地避免了“用原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编写方式。
中国经济学教材要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双轮驱动，形成良性循环。教材建设与理论研究二者相辅相成。随着中国逐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国将积累更丰富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从而形成更多中国特色范畴和独创性理论，最终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反过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学教材的不断更新与不断完善。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用中国经济学教材承载中国经济学理论，在这种良性循环中，才能够打造出中国经济学教材、理论研究、教学三者之间完整的生态体系。因此，立足于新时代和新阶段，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提炼中国特色范畴并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学独创性理论，由此入手编写中国经济学教材，是打造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关键举措。
文章刊发：
丁元竹、沈艳、刘培林、李金华、贺雪峰、程虹、杜运周、苏屹、李海舰、刘军强、李实、刘守英、甘犁、吕长江、许晖、罗必良、杨世伟、陈彦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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