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界｜《研究与发展管理》数字经济下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组态研究

数字经济下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

组态研究

摘   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261家制造业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企业外部因素（数字环境、融资环境、技术环境）和内部因素（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多重联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并不会构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但自主创新能力对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普适作用；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和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三种组态可以促进高企业转型升级，不同组态代表着不同内外部环境下转型升级的多重实现方式，尤其对于一线城市来说，数字环境与企业内部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存在协同效应；非高企业转型升级也包含三种组态，它们均显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问题，再次印证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并从整合视角挖掘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协同机制，从而推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研究。 

关键词

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制造业国有企业

作者简介

贾建锋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若男、刘伟鹏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期刊：《研究与发展管理》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我国要“加快数字化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企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从我国制造业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在基础民生行业，还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国有企业都占据了主导地位。2020年，国资委颁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作用。2021年，国资委发出了“共创共建数字国企”的倡议。然而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却面临诸多阻碍，一方面，数字经济下市场环境快速变化，而制造业国有企业往往规模庞大，转型升级面临着高昂的沉淀成本和结构刚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而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组织管理模式落后，转型升级面临着技术壁垒和人才缺口。在此情形下，厘清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帮助国有企业提升转型升级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围绕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展开。从内部环境来看，企业在战略、制度、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是国有煤炭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而技术、设计、市场和组织等管理要素之间的有效组合能够促进装备制造企业实现高端化转型，但企业内的各类组织惯性会对国有集团子公司的转型升级造成阻碍。从外部环境来看，经济结构转型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和环境协同效应助力制造业国有企业创新升级，而国有企业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也会对企业转型时的战略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行业主导逻辑的变革，造成企业主导逻辑外部脱耦，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战略转型。以上研究为厘清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大多为案例分析，缺少实证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结论能否推广仍有待客观数据的验证；其次，现有研究经常单独分析企业内部或外部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忽视了对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析；最后，现有成果中，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比较有限，而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承担着转型升级的示范作用，对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收集客观数据，对国有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对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进行协同分析，从理论研究上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结论进行验证和扩展。

基于此，本文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我国制造业国有上市企业的年报数据和各地区的统计数据，采用组态视角，同时关注企业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从多重因素间的联动效应出发探索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组合。本文可能理论贡献有：①利用制造业国有上市企业的公开数据和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对以往相关研究中的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有利于丰富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②利用组态分析方法，对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整合，并分析多重因素间的协同作用效果，以期从整体视角揭示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复杂机理；③响应了吴小节等的号召，考虑企业转型升级的情境特征，补充数字环境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能够丰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二

  结论、讨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为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起“排头兵”的重任，探究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协同理论，采用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出发分析了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和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单个外部或内部影响因素并不构成产生高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但自主创新能力在推动高转型升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推动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3种影响因素组合为“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和“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这3种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体现了企业面临不同外部环境、具备不同内部能力时转型升级的多重实现方式。最后，高转型升级的所有组态中都包含自主创新能力，且非高转型升级所有的3个组态都包含非高自主创新能力，反映出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2.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丰富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一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但针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较少。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理论上厘清影响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有助于全面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在分析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时以案例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较少。尽管案例研究以转型成功的企业为例，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企业仍需要客观数据来进行验证。本文利用261家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对6个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数字环境、融资环境、技术环境、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关于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针对性研究，还对相关研究的结论进行了验证，比如王艳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发现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扩展该结论的外部效度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自主创新能力与不同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丰富和补充了相关研究的结论。

其次，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整合研究视角。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但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内部影响因素或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单独作用机制，对不同影响因素间的组合作用分析较少。基于协同理论，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同时考虑了6种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因素，发现了3条能够促进制造业国有企业高转型升级的组态路径，揭示了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能力提升的路径。本文提出的整合研究视角能够更全面审视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更贴近真实的复杂社会现象，也可以避免落入“单一因素决定一切”的陷阱。同时，本文响应了余菲菲和董飞关于寻找其他影响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因素的呼吁，并在他们关注区域和行业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内部影响因素，进一步明晰了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内外部因素的协同作用机制。

最后，本文扩展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不同。吴小节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忽视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情境特征，并呼吁未来研究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响应吴小节等的号召，关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环境、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的影响，并且发现不同的区域外部环境能够给企业转型升级带来差异影响。一线城市的数字环境较好，能够主导或者协助当地制造业国有企业进行转型升级，而在缺少外部环境支持的情况，企业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转型升级。本文以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时代和科技的重要背景，突出了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情境因素的重要性，为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增加了数字环境特征，丰富了数字时代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成果。

3.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和制造业国有企业均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首先，影响企业高转型升级的原因具有组态效应，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导致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政府管理部门应该理性看待企业转型升级行为，不能盲目认为某一环境因素是导致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从整体上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国有企业发展环境才是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其次，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大力营造地区优质的数字环境仍是提高企业高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良好的数字环境对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一线城市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成功具有协同作用，但对于非一线城市的企业转型升级却未起到推动作用，政府管理部门仍须大力推进优质的数字环境建设，尤其应该将建设资源更多转向非一线城市，以此助力更多制造业国有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最后，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并不是保证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成功的万全之策。对于非一线城市的制造业企业而言，依靠企业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能实现企业成功转型升级，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大培育企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力度，通过适当给予企业研发补贴，鼓励企业吸引与培育更多先进技术和人才，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持续注入新的动力。

对于制造业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应在外部环境的支持下，尽快搭上数字经济的“东风”。尤其是借助地区优质发展环境的红利，国有企业可以集聚不同效用的社会资源，积极推动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和实施，将自身优势产品实现智能化和服务化，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依托共生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完成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非一线城市的制造业国有企业，面对不具备优势的外部环境也不要失去转型升级的信心，更要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具体而言，企业管理者要大力推行企业内部智能制造变革，通过不断完善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智能化设备，完成智能化工厂改造。同时，还要积极争取政府补贴，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

4.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影响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采用归纳法自下而上从已有研究中获得6种组态条件，可能忽视了尚未被现有研究关注的其他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演绎法自上而下确定组态条件，进一步丰富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其次，本文使用的测量方式均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认可和使用，但相关测量方式仍然应该进一步提升和改进。比如，对于转型升级的测量更侧重于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力，未来研究应该开发更合适的转型升级测量工具或指标，对转型升级进行更深入的判断和评价。另外，针对国有企业使用的“政府补贴”作为资源获取能力的测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多个角度对资源获取能力进行测量，从而使其适用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研究。再次，企业转型升级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时滞性，本文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但本质上仍属于横截面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将时间因素纳入考虑，研究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如何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最后，本文将数字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未来研究可以对数字环境进行解构，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等不同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更加深入地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转型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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