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 | 亨廷顿

本文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1997年06期，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第11~12期。

作者：[美]亨廷顿(S.Huntington)     徐漪译   周士琳校译

转自：中世纪史实资料

最近几年，西方信心十足地提出了西方的文化就是并且应该就是世界的文化这种观点，因而激怒了他人。这种自负的观点呈现出两种形式。

一种是可口可乐公司殖民理论。这种理论的辩护者声称，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通俗文化正包围着整个世界、美国的食品、服装、流行音乐、电影以及消费品正受各大洲的人们越来越多的青睐。

另一种无疑是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声称西方领导了从世界走向现代化社会，而且断言，从属其他文明的人民现代化文明之时，就是西化之日，他们同时将放弃他们的传统价值、制度和习俗，采纳盛行于西方的那一套。

这两种论点都突出一幅正在出现的、相似的、普遍的西方世界的图景，并且两者不同程度地都是误人的、自负的、错误的和危险的。

可口可乐殖民理论的辩护者将文化同物质商品的消费混为一谈。然而，文化的内核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及习俗。既然吃寿司不会使美国人如同日本人那样去思考，那么喝可口可乐也不会使俄国人变得象美国人那样去思考。

纵观整个人类史，时尚和物质商品从一个社会传入另一个社会并不会严重改变后者的基本特性。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巨大兴趣一再地席卷西方社会，但并没有产生明显而持久的影响。那种认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充斥世界各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胜利的观点，蔑视其他文化的力量，并且将西方文化等同于高脂肪食品、褪色的裤子以及起泡的、嘶嘶作响的饮料而使之庸俗化。

现代化理论比可口可乐殖民理论从理论上讲问题更为严重，然而却同样是错误的。

19 世纪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法控制和改变他们的环境。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提高文化、教育、财富和社会动员水平以及更加复杂的职业结构。与公元前5000年始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印度河河谷的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转变相比，现代化是一个革命性进程。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与传统社会中人们截然不同。作为最早的现代化文明，西方最早充分掌握了现代文化。现代化理论认为，由于其他社会采用同样的教育、就业、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那么，这种西方文化就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对此，是没有争议的。某些社会是高度现代化的、而另一些社会仍然是传统的世界，显然不如所有社会都现代化的世界那么具有同质性。然而，这并不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即现代文化社会将比传统文化社会更为雷同。

仅在数百年以前，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是不是那个世界比普遍现代化的未来世界有较少的同质性?可能并非如此。布劳德尔认为，“与其说毛时代的中国更接近于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倒不如说明代的中国更接近于瓦罗亚王室时期的法国”。现代社会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并不必然同质。那种认为现代社会必定完全相同的论据建立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上的，即：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单一模式，即西方的模式；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论点，事实上，所有研究文明的学者都认为:西方文明发端于8和9世纪，在以后的世纪里形成了其鲜明的特征。直至19世纪，西方文明才现代化，简言之，远在现代化之前，西方就是西方。

是什么因素使西方就是西方?

在西方文明现代化之前的数百年间，其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对此作出回答的不同学者在某些方面各持己见，但是，在那些合理地被视作西方文明的内核的制度、实践和信仰等诸多方面具有共识。它们是: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文明大量继承了早期的文明，包括最著名的古典文明，西方文明中古典遗产俯拾皆是，包括希腊哲学与理性主义、罗马法典、拉丁语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同样继承了古典文明，但是远未达到与西方文明同等的程度。

西方基督教。西方基督教，首先是天主教，然后是新教，新教是西方文明一个最重要的历史特征。确实，在公元1000 年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现在以西方文明著称的西方世界曾经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基督教徒中存在着强烈的共同感，这种共同感使其感到与突厥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人有所不同。16 世纪西方人去征服世界，既为了上帝，也是为了黄金。基督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和西方基督教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以及这种分裂所带来的政治与知识的结果，同样是西方历史的显著特征，当然，这不包括东正教，也不涉及拉丁美洲。

欧洲的语言。作为区分不同文化的人的一种因素，语言仅次于宗教。西方以其语言的复杂性而有别于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其他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在西方出现的，并且有其内部形成民族语言的诸多民族大体上分属罗曼语和日尔曼语两大范畴。直至16 世纪，这些语言才逐渐具有其当代的形式。作为西方共享的国际语言，拉丁语让位于法语，20世纪，法语又被英语替代。

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纵贯西方历史，首先是基督教教会，其次是当时存在的众多的教派与国家分离。上帝与恺撒，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一直是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只有在印度教文明中，宗教与政治是明显分离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就是恺撒；在中国和日本,恺撒就是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就是恺撒少年时代的伙伴。标志着西方文明特征的政教分离在其他文明中从未发生过。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西方自由意识的发展。

法治。法律在文明生活的中心地位的观念源自罗马人。中世纪的思想家详尽地阐述了自然法则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君主应当行使权力，并在英格兰形成了不成文法的传统。在16和17世纪专制主义时期，法治更多地体现在惩戒而不是执行，但是，人的权力受某些外在因素的约束的思想保存了下来。法治传统为宪法和人权保护，包括财产权和反对滥用权力奠定了基础。在其他文明里，在改变思想和行为方面，法律远不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因素。

社会的多元化与市民社会。从历史上来看，西方社会一直是高度多元化的。就象多伊奇所指的那样，西方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种并非建立在血缘或婚姻基础上的自治团体的兴起和延续。”从6和7世纪开始，最初这些团体包括寺院、修道士、士兵，但随后又扩大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领域，包括各种其他社会和团体。经过了一千多年，西方出现了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市民社会。社团的多元化得到阶级的多元化的补充。绝大多数的西欧社会都包括相对强大的、自治的贵族，大量的农民和少量的但十分重要的商人。封建贵族的势力在限制专制主义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牢固地扎根显得尤为重要。欧洲的这种多元化与同时代存在于俄国、中国、奧斯曼帝国领土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中央官僚帝国力量强大、市民社会贫乏、贵族阶级的较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团体。社会的多元化在早期阶段促使形成了社会等级、议会、以及其他代表贵族、僧侣、商人与其他团体利益的机构。这些团体规定了代表的形成，这种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成现代民主制度。在专制主义时代的某些情况下，这些团体曾遭废除或者其权力受到严重限制。但是，即使发生这种情况，比如，它们在法国，仍然作为业已扩大的政治参与的工具而得以恢复。现在，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具有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历时上千年的类似的代表团体。同样在9世纪的意大利的城市里，自治运动在地方层次上发展起来，然后向北扩展，剥夺了主教和贵族的权力，最终在13 世纪，形成了诸如汉萨同盟那样的“强大而独立的城市”联盟。由此，国家层次上的代表制度的不足由在世界其他地方未曾有过的地方层次上的自治的办法所弥补。

个人主义。在上述西方文明的诸多特点中，许多应归因于个人主义意识的出现和为市民社会所独有的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传统。个人主义于14、15世纪得到发展，而被多伊奇称之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革命”的个人选择的认可直到17 世纪才在西方得到流行。甚至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与最富的人同样拥有生存权”——也得到明确的表述，尽管没有得到普遍接受。在20世纪文明里，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一项对50个国家的相同的人口组所作的分析报告中，在个人主义指标上名列前茅有20个国家当中，西方国家在20个样本中占了19个。另一项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所作的跨文化考察同样清楚地表明，个人主义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由此可得出结论，“被西方视为最重要的那些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却是最不重要的。”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个人主义视作是西方重要而独特的标志。

上述内容并未详尽无遗地列举出西方文明的所有特点，也并不意味着那些特点时时处处存在于西方社会。很明显确定并非如此：西方历史上许多暴君经常无视法治，取消代表团体的资格;也并不是意味着这些特点无一出现于其他文明之中。它们显然同样出现过: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规都为伊斯兰社会制定了基本法，日本和印度都有类似于西方的阶级制度(或许，日本、印度由此成为仅有的两个长期保持民主政府的非西方社会)。就个别而言，这些因素几乎无一为西方所独有。但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就是并且赋予西方以独有的特性。这些观念、实践及制度在西方远比其他文明里来得普遍。它们组成了西方文明持久不变的核心。这些就是西方的，但不是现代，而是西方。

它们还促成了对个人自由的承诺，这在现时使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如同施莱辛格曾经说过的那样，欧洲是“源头——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治、人权及文化自由等意识的源头……这些都是欧洲的意识、而不是亚洲的、非洲的、中东的意识，除非它们接受这些意识”。这些观念和特性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使西方能够使其本身和世界现代化上占领先地位的要素。它们使西方文明变得独特，而西方文明是宝贵的，并非是因为它是普遍的，而是因为它是独特的。

其他地方能否模仿西方?

为了现代化，非西方社会是否应当放弃自己的文化，采纳西方的核心要素?这些社会的领导人时常认为这是必要的。

彼得大帝和凯末尔决意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并相信，这样做即意味着接受西方的文化，甚至于要用西方款式的帽子来取代传统的帽子。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于他们追求现代化的目的帮助并不很大。更为经常的是，非西方社会的领导人谋求现代化但拒绝西化。他们的目标可以用一个世纪前中国和日本的改革家所阐述的“体”和“用” (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中体西用(如日本精神、西方技术)这些词语，以及1994年沙特阿拉伯一个王子所作的如下评论来概括“外国的输入品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或者是些高技术‘产品’。但是，从其他地方输入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可能是致命的——请问伊朗国王……对我们来说，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阿拉伯人需要的是现代化，而不是西化。”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较低尺度来衡量，伊朗都已成为现代社会，但并未成为西方社会。显然，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但是肯定不会西化。

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借鉴永远存在，并且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它们变得更为频繁。然而，在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当中，绝大多数至少已存在了一千年。有的则已长达数千年。这些文明都具有为增加自身生存的机会而借鉴其他文明的有案可查的的记录，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那里吸收了佛教但并未导致出现中国“印度化”，相反促使佛教中国化。中国人是以他们的目的和需要来改造佛教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一直挫败了西方使其基督教化的企图。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确实输入基督教，那么，更可能出现的情景是，基督教以某种方式被吸收和改造，以强化中国经久不衰的文化内核。

同样，在过去数世纪里，穆斯林阿拉伯人“本质上出自功利的目的”。接受、评估和利用了他们的“古希腊文化”的遗产。他们主要对借鉴某些外在形式或技术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摒弃希腊思想体系中所有可能与在《古兰经》基本教义和戒律中所确立的‘真理’相抵触的成分”。日本同样如此。7世纪日本输入中国文化，并且，“主动地加以改造，摆脱了经济与军事的压力”，以实现高度的文明。“在随后的数世纪，也即相对闭关锁国，不受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以前的文化借鉴被加以清理，有用的则被同化)与建立新的联系，进行文化借鉴的时期相互更替”。同样，现在日本和其他非西方社会正在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并且加以利用以增强它们自己的文化特性。正如布劳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认为“某种文明的胜利”可能导致数世纪来世界上伟大文明中存在的文化多元化的结束将是“幼稚”的。

文化的冲突

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既不需要也不会造成文化的西化。相反，它们会促使本土文化的复兴，并重新赋予人们复兴本土文化的义务。

从个人层次来看，人们向陌生的城市、社会环境和职业的流动打破了他们传统的乡土纽带，产生了疏远和无所适从的感受，出现了宗教经常会提供答案的个性危机。

从社会层次来看，现代化增加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和军事实力，并且鼓励人们相信他们自已的遗产，保持文化上的自信。

其结果是，许多非西方社会又回归到本土文化。这种回归通常采取一种宗教方式，全球范围的宗教复兴就是现代化的直接后果。在非西方社会，这种复兴几乎一定采取一种反西方的姿态，在某些情况下，拒绝西方是因为它是基督教文化，具有破坏作用;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因为它是世俗的，堕落的。

回归本土文化在伊斯兰社会和亚洲社会非常明显。

在每一个伊斯兰国家，该运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文化和理智运动，并且在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该运动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1996 年除伊朗外，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观点、习俗、制度上比15年前都更加伊斯兰化。在伊斯兰政治力量尚未组成政府的国家里，它们始终不变地支配并且经常垄断着政府的立场。整个伊斯兰世界，人们正在对西方对他们的社会的“腐蚀”作出反应。

东亚社会经历了同样的本土价值观的再发现过程，并且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进行直截了当的比较。数百年来，他们与其他非西方人民一起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技术先进、军事强盛与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实践及习俗中寻找成功的秘决，一旦他们找到他们所认为成功的钥匙时，便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利用。

然而，现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东亚并不将它们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归功于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是归功于他们坚持了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获得了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象西方一样，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与西方不同。在某些方面出现相似的方式，当非西方社会感到在与西方交往时处于下风时，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许多人便会求助于自主、自由、民主和自立等西方价值观，以证明他们已不再弱小，相反正在不断强大，那么，他们就将他们以前曾经用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那些同样的西方价值观斥责为“人权帝国主义”。由于西方力量的衰落，西方的价值与文化的感召力也渐趋消失，西方面临着必须适应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非西方社会的能力正在日渐衰落这一现实。从根本上来说，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正变得更加现代化，而不是更加西化。

这种趋势的表象被多尔（R.Dore）称之为“第二代本土化现象”。无论在前西方殖民地，还是在一直独立的、非西方国家， “最早的‘现代派或后独立’一代通常在外国(西方)大学里接受教育、使用的是西方通用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首次出国的时候正处于易受影响的少年时代，因此，他们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吸收是根深蒂固的。”

相反，人数较多的第二代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由上一代人创建的国内大学里接受教育的、课堂用语是当地语言，而不是其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这些大学“与宗主国世界文化的联系大为松弛”，“知识通过翻译的办法被本土化一一通常范围有限而又质量低劣。”这些大学里的毕业生对于接受西方教育的前辈们的统治地位感到不满，因而经常“屈从于排外主义反抗运动的感召。由于西方影响的减弱，年轻的、富有抱负的领导人不会指望西方向他们提供力量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其自己的社会中找成功的方法，适应本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

民主政体的不良现象促进了本土化的过程: 当非西方社会采纳了西方方式选举制度时，民主政体促成并且经常导致出现强大的排外主义的、反西方的政体运动。在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西方化了的或亲西方的政府受到政变和革命的威胁; 在80和90年代，他们日益严重地处于选举中被击败的危险之中。民主政体往往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强烈地推崇地区化而不是世界化。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不靠表明自己如何西方化来赢得竞选，刺激他们以他们相信最能吸引大众的方式行事，而这些方式通常都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性质。其结果是，出现反西方倾向的社会精英和整个西方的群众运动。这进程，50 年代始于斯里兰卡，然后逐渐扩展到亚洲、非洲和中东: 1995年和1996年印度、土耳其、波斯尼亚以及以色列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清楚地揭示了这一过程。因此，民主化与西化是不相容的。

世界正在发生的强大的本土化趋势无情地嘲笑了西方的期望，也即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的两种主要要素是语言和宗教。据称，英语正在成为世界性语言，显而易见，它已经成为在国际商务、外交、国际机构、旅游及航空中用于交流的一种混合语言。然而英语用于文化间交流的这种用途恰恰是以不同文化的存在为其先决条件:比如书面翻译与口头翻译，就是一种处理这些差异的方法。

事实上，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口的比例很小，而且还在下降。根据华盛顿大学卡伯特教授汇编的最为可靠的数据，1958年，在整个人类中，大约有9.8%的人将英语用作第一或者第二语言;而在1996 年，这项比例仅为7.6%。对于占世界人口的92%的人来讲，一种被视作外语的语言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的语言的。

同样，在1958年，人类中的24%的人讲5种主要西方语言中的一种;而在1992 年，该项比例不足21%。宗教的情况同样如此。西方基督教现在或许占世界人口的30%，但是该项比例正在持续下降，今后10年左右的某一日，穆斯林的数量将超过基督教教徒。

就文化的两种主要要素语言和宗教而言，西方正在退却，正如霍华德曾经论述的那样，“西方普遍存在的假设，即文化差异是历史造就的珍贵遗产，而一个普遍的、倾向西方的、讲英语的世界文化的生成正在迅速地侵蚀这些珍贵遗产，正在形成我们基本的价值……坦率地说，是不正确的。”

随着本土化的扩展以及西方文化感召力的下降，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存在的中心问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将西方文化视作普遍性文化而加以弘扬的意愿与其日益衰弱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共chan主义的崩溃使西方有关民主与自由的意识形态已经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此它们是普遍有效的这种观点得到强化，从而加大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差距。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直充当履行使命的国家——相信，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应当献身于诸如民主、自由市场、有限的政府、政教分离、人权、个人主义及法治这些西方价值观，并且在其制度中加以体现。在其他文明中，少数人接受和推崇这些价值观，但是在非西方文化中，对这些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怀疑，乃至强烈反对。对西方来说是普遍的事物，对其他地方而言，则是帝国主义。

非西方人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在西方的原则和西方的实践之间存在的鸿沟。虚伪和执行双重标准是普遍主义者提出种种主张所付出的代价。民主理应得到推进，但如果民主促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则不行；防止核扩散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是中国的问题，但与沙特阿拉伯无关;对盛产石油的科威特的侵略遭到了(西方)强大的回击，但对石油稀缺的波斯尼亚的侵略，则听之任之。

坚持非西方民族接受西方的经济价值观、习俗和文化，严格来说是不道德的。19世纪以后欧洲力量普遍扩展，20 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全球优势影响西方文明的许多方面并遍及世界。但现今欧洲的全球主义已不复当年，而美国的霸权也在衰退，即使这仅仅由于不再需要服膺美国以抵抗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

文化是跟随力量的，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被西方文化所重塑，那么，这仅仅是西方势力扩张和部署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遍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普遍主义的支持者中，支持为实现其目标所必需的军事化和野蛮的高压统治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作为一种日益成熟的文明，西方不再具有将其意愿强加给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方面或人口方面的动力。任何这种尝试也将与西方有关自决和民主的价值观相悖。1996 年3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告诉聚集在一起的欧洲国家政府的领导人:“欧洲价值就是欧洲的价值观;亚州的价值则是普遍的价值观。”当亚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开始声称它们的文化具有普遍意义时，西方人将去评估普遍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寻找多元化世界的长处。

支持西方?

西方抛弃有关的普遍性的幻想，在一个多种文明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文明的力量、凝聚力和活力的时候已经到来。西方的利益不可能靠不加选择地介入其他民族的争执来获得。在即将来临的时代里，遏制和解决地区冲突的主要责任必须由在那些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的文明的领先国家来承担。前众议院发言人奥尼尔指出，“所有的政治都是区域性政治”，而这条真理的推论就是“所有的力量都是区域性力量”。

无论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无法为区域性冲突制定出偏离区域性力量现实的长期解决方案。如同任何一位对于犯罪有研究的人都知道的那样，当地的法律和秩序最好是由一位在当地街上巡逻的警察，而不是由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可能出现的一队摩托化巡警来保证。在一个多权的、多文明并存的世界里，西方的责任就是保障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或者当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对西方无足轻重或毫无关系时试图去解决这些冲突。

对西方而言，问题是如何保持它的活力，增强它的凝聚力，西方的团结与其说取决于欧洲国家倒不如说取决于美国。

现在美国正被拖向三个方向。

由于拉丁美洲人持续不断的迁入以及西班牙后裔的数量与势力的增长;

由于墨西哥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该协定可能扩展到西半球其他国家;

以及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使之变得更象美国，美国被拖向南方。同时，由于东亚社会财富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 由于为创建一个太平洋共同体，如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而正在作出的努力;以及由于来自亚洲社会的移民，美国被拖向西方。

如果民主、自由市场、法治、市民社会、个人主义以及新教在拉丁美洲牢固地扎下根来，那么其文化一直与西方密切相关的拉丁美洲将同西方相互融合，并成为西方文明的第三大支柱。

亚洲社会则不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相反，亚洲可能对西方尤其对美国构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的挑战。面向欧洲的第三种牵引力是最重要的。由于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制度、历史和文化，美国和欧洲注定必须进行长期而密切的合作。进一步扩大跨大西洋的制度联系，包括进行有关签署欧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创建类似北约的北大西洋经济组织，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符合各方意愿的。

目前，欧美之间的主要分歧并非来自两者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而是来自两者对第三方的政策的分歧。这些分歧包括:制定支持穆斯林占优势地位的波斯尼亚的有关措施;在中东政策中，以色列安全需要的优先地位;美国对与伊朗和古巴作生意的外国公司进行惩罚;维持对伊拉克的全面经济制裁:以及在同中国打交道时考虑人权及武器扩散问题。

非西方势力，尤其是中国，积极地试图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使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这些分歧本身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缘政治观，以及各国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然而，维护西方的团结，对于减缓西方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的下降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各民族中的共同点要比亚洲、中东、或者非洲人多得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将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制度化、而其他社会的领导人却无一这么做。团结一致，西方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令人生畏的姿态;而分裂，西方就将成为非西方国家通过向某西方国家提供短期好处，而以所有西方国家遭受长期的损失为代价的方法，来利用西方内部的分歧的努力的牺牲品。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说，西方人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毫无疑问，他们将被分别绞死。

增强西方的凝聚力意味着，既在西方内部保持西方文化，又限定西方的界线。前者要求控制非西方社会移民的涌入。就象一个欧洲主要国家正在做、而美国正开始做的那样，并且保证已被接纳移民西方化。这还意味着，承认在冷战后世界，北约仍是西方文明的安全组织，承认北约的主要目标是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因此，其历史、宗教和文化属于西方的国家，只要它们愿意，就应当能够加入北约。实质上，北约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来说是开放的，但历史上主要是穆斯林的或东正教的国家除外。当目前的争论全部集中于北约的扩大，而不是北约的缩小时，同样必须承认，随着北约使命的变化，土耳其、希腊同北约联系将受到削弱，它们的成员资格或者将终止，或者变得毫无意义。退出北约是土耳其福利党公然宣称的目标，而希腊正变成俄罗斯的盟国，如同它是北约的成员一样。

西方经历了延续达数世纪之久的欧洲的发展与扩张阶段，经历了本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复兴它们建立在其文化共性基础之上的合乎道德的生活，发展更为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形式，以弥补北约安全合作的不足，那么，它们就能够促成以西方的富有和影响力为标志的第三个欧美阶段的到来。意味着深远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将抵销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产出与军事力量方面所占的份额的相对下降，在其他文明领导人心目中的力量将得以复活。

西方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责任不是尝试以西方的形象来重塑其他文明——对此，西方已日益显得力不从心——而是保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特的个性。

这种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身上。

无论全球主义还是孤立主义，无论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避免这些极端，采取密切与其欧洲盟国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将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享有的利益，价值观以及珍贵而独特的文明——那么，美国的利益将得到最为有效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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