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C·昆斯等​丨导论： 对当代科学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反思

罗伯特·C·昆斯（Robert C. Koons）：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逻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形而上学、逻辑学。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科学哲学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具体科学的科学哲学的迅速发展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复兴。尽管这些趋势已经出现，但很少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研究者直接接触到专门科学的哲学。此外，亚里士多德的某些基本概念，如“形质论”、“实体”和“官能”与当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批判性和系统性的处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当代科学观》（Neo-Aristotelian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Science）旨在通过将探讨亚里士多德主义与跨学科界限的诸多自然科学关系的论文汇集在一起来填补历史文献中的这一空白。本文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当代科学观》一书的导论。该书编者威廉·M·R·辛普森（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助理）、罗伯特·C·昆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尼古拉斯·J·特赫（圣母大学助理教授）在导论中认为，最近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开始改变了当代分析哲学的面貌，伦理学、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影响。鉴于此，编者们提出了五种可能的划界标准，以判定一种哲学是否可视作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本译文首发于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公众号，感谢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运营方和译者赵昭和先生慨然授权，惠赐佳稿！各位读者朋友，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7——美德伦理新探》

2019年秋季号总第007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19年12月 

Neo-Aristotelian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Science

Robert Koons & William M. R. Simpson & Nicholas Teh

Routledge丨2017-10-31

导论：对当代科学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反思

 罗伯特·C·昆斯等/文  赵昭和/译

译者前言

最近的阅读与工作险些使我忘记了我还是一名亚里士多德—多玛斯传统的研究者。还好我的导师及时提醒了我，点明了我之志业之所在。因而也就起意翻译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作品。然而英美学界之传统亚里士多德研究，可资参考者又寥寥无几；欧陆学界的研究，翻译起来劳神费时，故选择此书之前言导论以向汉语学界译介亚里士多德研究之前沿。当然了，这或许也算不上“亚里士多德研究”。鄙人恰巧出身于一个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为传统的学校，也有幸受过一些相关的训练，不过我很难称得上文中所提到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无意站在亚里士多德—多玛斯传统的角度上指责此研究离经叛道，也无意站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上与“时代接轨”，这不过是一种即不偏离我个人道路而又颇有新意的翻译实践罢了。先前的政治哲学翻译，引来诸多朋友争论与争吵，我还是希望争论多一点、争吵少一点，而多一些思考。另，文中许多科学前沿理论，本人少有涉猎，若有错谬还望诸君指正批评，不胜感激。

赵昭和

于湘北梅溪湖畔

前言

画像：沉思中的亚里士多德

当代分析哲学的面貌正开始被最近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所改变。伦理学、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影响。[1]在这一卷中，我们将稍采取些步骤，以将这场革命带到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专门科学中去。

一种哲学何以算作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我们（编辑）提出了五种可能的划界标准：

首先，新亚里士多德哲学家把潜能的概念看作是他们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essential feature）。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包含了一种通常被称为因果动力本体论（causal powers ontology）的哲学，在这种本体论中，能动和受动的动力都被认为是世上之具体事物的基本特征，其通过某种自然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而带来变化。在这幅图景中，时间的推移本质上涉及内在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先天潜能（prior potentialities）的实现。因果关系既不能还原为绝对事实的样式（如新休谟主义)，也不能还原为基本而先验的自然规律（fundamental, transcendent laws of nature）(如阿姆斯特朗的学说）。因果动力本体论包含某种目的论的实现，因为动力表现出乔治·莫尔纳所谓的“自然意向性”，指向可能未成为实在的（未来）的行为。

第二， 一个新亚里士多德的模型必须包括乔纳森·沙弗（Jonathan Schaffer）所说的“分层”或“结构化”的实在观（view of reality）[2]，就此来说，一些存在体（entities）和本有属性（properties）[请注意亚里士多德所论及的与物相互关涉之三者，在本文中，它们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分别是本质（essentia）、本有属性（proprium）、偶性（accidens），译者注]被认为是更基础（more fundamental）的，其他存在者和本有属性则被认为是派生的，它们存在于更基础的事物的存在之德性（virtue of the existence）中。根据某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说法，基础存在体是基本的实体（basic substance）；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则是某些首要的动力。

第三，新亚里士多德模型对实在的描述不是单纯的而是复合的，其不是一元论的，而是涉及多个存在体的。整个宇宙不是一个唯一的实体，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一组单纯的实体组成的。相反，世界也包括如生物有机体这样的是复合的实体的自然统一体。

第四，自然中的实体属于复发性的自然种属，其每一种都有它可理解的本性（nature）或本质（essence）。这些共性不是主观的、习俗性的或完全依赖于心智的。除开老古董们之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接受一种“稀疏的”（sparsus）真实本性或本质理论（使用大卫·刘易斯的术语）。没有偶然的或任意而建构之物（就像尼尔森·古德曼的grue）。发现哪些种属真正存在，哪些因果动力是基于这些种属的，这正是实证科学的任务。

最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拒斥极端唯实论（extreme realism）与柏拉图主义。新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解释不包括非内在的、非自然的普遍性；相反，他们认为，物理世界的数学模型应该被视为总是涉及科学相关信息的经验损失（empirical loss）的理想化[模型]。

对于尚未探索当代哲学这一新兴分支的哲学家或科学家来说，这种选集的存在似乎令人惊讶（甚至是反常的）。为什么在据说科学革命已经使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科学哲学名誉扫地了将近六百年后，[学者们]对它们的兴趣突然恢复了？在我们看来，是过去五十年来的四个事态发展导致了这一惊人的逆转：

首先，在整个分析哲学的世界里，形而上学已经复苏（其中大部分灵感来自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模型）[3]，并且，对于作为早期分析哲学特征的、僵化的休谟主义在情景与因果关系方面的处理，[分析哲学家们有着]越来越多的不满。此外，随着科学哲学中演绎-术语模型的衰落和因果解释的兴起，“倾向论”的新变种出现并在形而上学中起到了更基本作用，它拒绝还原性的休谟主义对因果动力（或能力）的倾向的分析。[4]

其次，[哲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概念已经进行了越来越多在哲学上明智的研究。在许多学者眼中，其累积效应已使现代早期反经院主义者的神话和夹带社会—政治抹黑色彩的漫画破产。[5]与公认的观点相反，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不是一门从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的纯粹的演绎学科。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已经被恢复为系统实证研究的最重要的先驱之一。此外，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臭名昭著的错误证明是与他的核心承诺完全相关的试探性假设。纠正亚里士多德科学中的缺陷而不同时抛弃他形而上学中所包含的洞察力是可能的。

第三，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为理解量子革命所做的长期努力迫使这两个学科的反思者开始更深入地挖掘元科学工具箱，回收长期遗失的工具，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例如量子纠缠的整体论[6]，或测量的明显不可逆性质[7]，或实际电位的不可减小作用[8]，以及対易（经典)和不対易(量子)性质的共存。

最后，专门科学并没有朝着某种整体或实证意义上构思的“基本物理学”的更大统一迈进，而是通过发现许多层次的呈展现象（emergent phenomena）实现了更大的自主性。[9]在一个分裂和专业化的时代，现代哲学充其量只能被允许在科学中处于次要地位（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认为是无关紧要与过时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灵感来自这样一种观念，即哲学家在获得自然秩序的知识方面可以发挥本质性的而非综合性的作用。考虑到我们哪怕是最出色的物理理论所描绘的模糊而不完整的现实画面、从科学哲学中的物理还原主义向激赏于专门科学的完整性的转变以及当代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重新燃起的兴趣；今天的新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们被实现一个为丰富的哲学传统之洞察力所增强、并被当代科学所启发的、统一的实在的形而上学模型的前景所鼓舞。我们认为，我们在这本文集中汇集的文章传达了某种智性上的乐观主义和批判性参与的精神。

第一部分

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简要总结了本选集中的每一篇论文。本集的第一部分涉及基本物理学。

在第一章中，哈维·拉瑙和尼古拉斯·泰赫捍卫了南希·卡特赖特的自然世界的“描绘”概念。目前的科学状况表明，[科学]需要有多种理论框架，其中没有一种框架具有普遍性或根本性。这样的多元化理论很好地贴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世界的在若干组成层次上由各种基本实体组成的概念。拉瑙和泰赫通过批判性地审视[与之相反的]原教旨主义的统一（fundamentalist unification）的最强有力的案例来捍卫这种多元化，其中包括谢尔顿·史密斯最近提出的一个抛开量子理论的奥秘、并主张经典连续体力学与物理理论的其余分支的根本性关联的案例。拉瑙和特赫表明，即使在这些最有利的假设下，统一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保证连续体力学的普遍性，理论的内容必须被简化为无。

在第二章中，爱德华·费瑟考虑了以闵可夫斯基时空作为范式的狭义相对论的“块状宇宙”对传统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挑战。在这个模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是同样真实与确实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变化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有选择地将实现赋予最初只是潜能之物” 。费瑟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变化的论述既符合B理论，也符合各种版本的A理论[10]，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论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之间的冲突只会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假设亚里士多德的叙述包含了A理论的最极端的版本，也就是现时论（Presentism）费瑟仍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与狭义相对论的科学核心是一致的。费瑟概述了调和狭义相对论和现时论的四种可能方法，其中每一个都涉及到一个经验上无法获得的同时性的形而上学的特许关系。

在第三章中，罗伯特·昆斯将焦点转向量子物理；更具体地说，转向埃弗雷特的现代（牛津）版本或多世界诠释的量子力学。埃弗雷特解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四个关键的优势：它假设量子波函数的统一的、确定性的演化；它不涉及假设 任何额外的、迄今为止未经验证的坍缩机制；它允许在量子框架内对整个宇宙进行一致和统一的描述；并且它很好地补充了最近关于测量问题的工作（在退相干和一致历史内）。然而，昆斯认为，这一解释存在两个关键缺陷，这两个缺陷都可以通过对之加以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性形式（substantial form）的描述来解决。首先，牛津的埃弗雷特主义者不能应用萨瓦奇对主观概率的描述，以便通过Born规则理解量子概率的推导，因为萨维奇的公理预设了结果的唯一性。第二，与每一个一致或几乎一致的叙事相符合，牛津的埃弗雷特主义者依赖于功能主义还原策略，即减少宏观对象的“突现”世界[解释]，导致了突现实在的剧烈增值。要解决第二个问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加之以亚里士多德对本质的分类，每一种[本质]都只能通过底层波函数以非常狭义的方式实现。这类亚里士多德式本质的加入也可以用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实现这些本质的宏观实体可以在诸多世界的分支上共同选择一个作为唯一的实际的世界，恢复Savage公理要求的结果的唯一性。其结果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新的解释，旅行形式解释（the Traveling Forms interpretation）。

在第四章中，亚历山大·普鲁斯提供了旅行形式解释(TF)的正式发展[成果]，并在各种反对意见中为其辩护。和昆斯一样，普鲁斯也从多世界解释开始，他强烈反对MWI无法理解量子概率的观点。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自然导致了Loewer和Albert的“多心灵”解释，而这反过来又可以通过转向对Squier和Barrett的“旅行心灵”解释来加以改进。然而，多心灵和旅行形式的解释都需要一个不合理的极端身心二元论。相反，TF解释坚持身心随附性，避免了无心之尸（mindless zombies）的可能性。普鲁斯在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的基础上发展了TF解释的模型：特别是，他依赖于Bacciagaluppi和Dickson的不确定性模态解释。普鲁士证明，所有的实体性形式都会自然地一起穿越可能世界的分支结构。

在第五章中，威廉·辛普森利用量子物理学对新休谟主义形而上学（当代分析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主要竞争者）发起了攻击；特别是当代休谟主义者关于因果动力性质的叙述。正如大卫·刘易斯所指出的，量子纠缠现象与新休谟主义的两个主要原则之一相矛盾，即休谟随附原理；根据这一点，所有的事实都超越了内在（局部）质量在一般时空中的分布。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托比·汉德菲尔德试图通过抛弃休谟主义的优越感来拯救新休谟主义，同时保留刘易斯体系的另一个中心原则，即重组原则。辛普森认为，这两个问题并不像Handfield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完全分开。对量子纠缠的任何妥协都有可能摧毁局部动力和处置的可能性，从而沦为斯宾诺莎的一元必然论。量子整体论阻止进程（及其结构）按照Handfield所要求的方式被分隔，其结果是宇宙只有一个巨大而不可分割的过程。这种缺乏隔离性使重组原则变得空洞。辛普森还探索了几种捍卫新休谟主义的替代策略，包括涉及Bohmia或客体坍塌力学的策略。他认为，虽然休谟随附性的一种改良形式可以被重新利用，但这种策略最终导致世界终极随附性基础上的一系列事实过于贫乏，不仅包括因果动力、第二性质和关于意识的事实等在内，而且还包括物理性质，如电荷、质量和自旋，其只留下一个没有特征的东西的世界。事实上，要想在这个狭小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经验和经验者的世界，就需要昆斯在第三章中批评的那种无约束的整体性功能主义。

在第六章中，TuomasTahko还考虑了量子整体论对局部因果动力的威胁。他质疑乔纳森·沙弗最近提出的先天一元论的建议。根据这个程序虽然宇宙是唯一的基础实体，但它仍然有许多实存的部分。Tahko指出，在没有亚里士多德关于多重实体的描述的情况下，量子纠缠宇宙的适当部分只作为表象而存在，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无论是否基础）。Tahko认为实体的独特性可能与量子形式中的不相容性质有关。

第二部分

本文集的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生物学与心理学这两门具体科学。

在第七章中，克里斯托弗·奥斯汀和安娜·马尔默多罗提出了一种为某些复合实体所拥有的特殊动力—其被称为动态结构动力（dynamic structural power），存在体通过它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他们转向当代的系统生物学项目，以为这些动力提供现实世界的证例。有机体通过一种特殊的因果循环的表现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尽管有机体的生态不稳定，但这种循环能够持续存在。他们认为，这种自我延续能力的本体论基础被编码于，而不能还原到，微观部分的特征及其空间和因果关系中。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现象意味着有机生命的稳定性是相当抽象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不变的形态的维持，而是一个形态学空间的展开，一个连续的、动态连接的景观。要解释这个空间的统一性，需要参考稳定的亚里士多德式本质。

在第八章中，克里斯托弗·奥斯汀通过研究生物学中的“进化-发展”方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实质性的历时统一的图景。奥斯汀没有把重点放在整个有机体上，而是用这些贯穿于进化史的各个领域的稳定发育模块（developmental module）来阐述他的观点。尽管这些模块不可能作为实体状态的候选[解释者]，但它们可能是这些实体的组成部分，其特性和性质与它们所属有机体的特性和性质有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解释的：“手或眼的存在依赖于整个动物的存在一样”，发育模块的实在提供了有机体的实体性的间接证据。奥斯汀再次强调了作为有机体水平调控稳定性证据的表型可塑性现象和具有特殊吸引区域的形态学空间的存在。

在第九章中，大卫·奥德伯格回应了基于几种边缘案例对生物性实体存在的几点异议。像奥斯汀和马尔莫多罗一样，奥德伯格认为，作为生物共时和历时统一的原则，实体性形式是必要的。他认为，因此，每种实体只能包含一种实体性形式，因此实体不能包含其他实体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在本章中，他试图为区分生物性实体（有机体）和非实体性存在体（如自主存在的器官和组织）以及多有机体群体和群落提供原则性的依据。奥德伯格发现，繁殖的能力必须在这些区别中发挥中心作用：有机体有能力自我繁殖，而器官和组织没有。虽然细胞可以在特殊的环境中自我繁殖（例如，当我们培育干细胞系时），它们自然地适合形成组织和器官，这些组织和器官只能通过它们对适当种类的整个有机体的繁殖的贡献来自我繁殖。类似地，像地衣这样的多物种群落不会自我繁殖。相反，共生群落中的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立的繁殖模式。在群居动物的自然群落中，比如蚂蚁群落，奥德伯格依赖于个体蚂蚁和非群居生物之间明确的生理相似性，这些生物属于密切相关的系统发育家系，比如甲虫或蟑螂。蚂蚁个体和非社会昆虫个体之间的相似性给出了一个对蚂蚁个体实体性本质的不可抗拒的推断，其结果是蚁群是一个真实但非基本的存在体。

在第十章中，珍妮丝· 基孔· 布莱登巴赫试图恢复动物作为能动者（agents）的观念。她拒绝那些为人类或理性能动者（如笛卡尔、罗德里克·奇索姆或唐纳德·戴维森)寻求某种因果例外主义的人的说法。相反，通过借鉴海伦·斯蒂沃德的工作，她通过能动者发展了一个完全自然主义的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斯蒂沃德来说，动物是事实上的“定居者”，其特征是基本的意向状态。继安斯库姆之后，斯蒂沃德和布莱登巴赫拒绝以存在严格充分的条件来确定因果关系。布雷登巴赫通过论证实体的因果关系比大卫休谟时代以来在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事件因果关系更为根本，从而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的真正下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辩护。像马尔莫多罗和奥斯汀一样，布雷登巴赫强调了解释亚生态变化有机体的历时统一性的重要性，她将实体性形式的概念作为她对金在权对共时性下向因果关系可能性的挑战的回应的一部分。

在第十一章中，威廉·雅沃斯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概念具有其优越性，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摆脱身-心的二元划分。雅沃斯基提出，我们不应把心理学看作是对心理现象的一个独立领域的研究，而应追随约翰·杜威，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解为人和其他有机体的科学，理解为对结构性个体的科学。对雅沃斯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性形式的作用是由结构来发挥的，结构（就像奥斯汀和马尔莫多罗）被定义为实体的动力，它组织它的质料部分，以维持它自身和它的特征性活动的持存。贾沃斯基认为，我们的科学还需要结构（或形式）来作为某些生物活动和意向性活动的统一体。为了使结构完成将有动力性的个体及其活动统一起来的工作，这些结构不能像功能主义者和其他还原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与有机体各部分的高阶性质和关系相一致。相反，结构必须被认为是一种简单且不可还原的因果权力形式。雅沃斯基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本体论的自然主义，根据这种自然主义，我们应该把我们最杰出的科学的实践作为对我们的本体论的指导。考虑到生物和社会科学中对有机体（包括人类）的结构化活动的承认，这种自然主义允许在有机体层次上动力性的结构化个体。

在第十二章中，丹尼尔·德·哈恩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和时兴的机械论哲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哲学中的一个潮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和谐。德哈恩指出了两种哲学之间的一些相似点：两者都致力建构对组织和有组织的存在体的本体实在论，都包含因果关系、解释和属性的多元论，这两种学问包含了部分-整体关系的相似描述—部分的因果动力部分地基于整体的特征。两个阵营都不认为本体论的出现局限于理性或心理领域：相反，他们都认为它在生物学中无处不在。即使在目的论方面，对每个阵营内部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异[都小于和谐]。在这两个阵营中，一些著名的倡导者都捍卫一种关于终极因的强有力的非隐喻式实在论。

结语

我们（编辑）建议，这本选集的两个部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相互补充：我们认为第一部分中的论文指出了恢复亚里士多德实质性形式概念的必要性，其既是统一和连续性的来源（关于量子波函数的局部、微观方面的非晶态、不确定性质），又是区分、分离的来源（关于波函数的宇宙整体论）；另一方面，第二部分中的论文表明，生命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那种实质性形式的证据—以一种与微观成分的性质不可约的方式来建立生物体的共时和历时统一性。

在寻求一种能够满足于丰富现实的形而上学的自然描述时，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物理和生命科学应该一起被考虑，而不是简单的在分离中被分析考虑。套用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话来说，在没有第一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质疑专门科学（在第二部分中讨论）的概念、解释性和方法自主性的证据是否等于这不仅仅是一种“微观物理主义的礼貌形式”。换句话说，我们可能还在想，当上帝创造了微观物质现实，祂为了完成这个世界是否还必须做某些其他的事情，套用索尔·克里普克的话来说。然而，我们认为，第一部分对于现代物理学在微观和宇宙尺度上根本不完备性以及对影响中观、宏观尺度的某种形式的本体论补充的需要，做出了大量工作。相反，在没有第二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担心，当代物理学的悖论是无法解决的，这是一组无法回避的谜团。然而，第二部分的累进表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实质形式对宏观物体（即生物体及其功能部分）的统一存在，尽管其有着整体上和质量上的不稳定。就是说，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的因果关系存在的充分证据，这些因果关系可以完全被确定。也就是说，这正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当代最好的物理理论中似乎缺少的那些特征。

进一步阅读

对于有兴趣更进一步地了解新亚里士多德哲学复兴的学生或学者，我们提出以下阅读建议：

Ethics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Philippa Foot, Natural Goodne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Rosalind Hursthouse, Gavin Lawrence, and Warren Quinn (eds.), Virtues and Rea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taphysics 

David Wiggins, Sameness and Subst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C. B. Martin,“Substance Substantiated,”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8(1980):3-10; 

Kit Fine,“Essence and Modality: The Seco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Lecture,”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8(1994): 1–16; 

Kit Fine “Things and Their Part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23(1999): 61-74; 

George Molnar, Powers: A Study in 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renton Merricks, Objects and Per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ichael Loux, “Aristotle’s Constituent Ontology,” in Dean Zimmerman (ed.), Oxford Studies in Metaphysics,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pp. 207-250; 

E. J. Lowe, The Four-Category Ontology: A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for Natural Sc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Mark Johnston, “Hylomorphis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3(2006): 652-698; 

John Hawthorne, Metaphysical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David S. Oderberg, Real Essent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Kathrin Koslicki, The Structure of Obj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chael C. Rea, “Hylomorphism Recondition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5(2011):341-358; 

Alexander R. Pruss, Actuality, Possibility, and Worlds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Anna Marmodoro, “Aristotle’s hylomorphism, without reconditioning,” Philosophical Inquiry 36(2013):5-22; 

Tuomas Tahko, ed., Contemporary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Ruth Groff and John Greco, eds., Powers and Capacities in Philosophy: The New Aristotelia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Daniel D. Novotny and Lukas Novak, eds., Neo-Aristotelian Perspectives in Metaphys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Jonathan D. Jacobs, ed., Causal Pow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hilosophy of Science 

Rom Harré and E. H. Madden (1977), Causal Powers (Oxford: Blackwell, 1977); 

Nancy Cartwright, 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Nancy Cartwright, Nature’s Capacities and Their Measur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rian Ellis, Scientific Essent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exander Bird, Nature’s Metaphysics: Laws and Proper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phen Mumford and Rani Lill Anjum, Getting Causes from Pow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mergence 

Michael Polanyi, “Life transcending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 45(1967):54-66; 

Michael Polanyi, “Life’s irreducible structure,” Science 160(1968):1308-1312; 

P. W. Anderson, “More is Different,” Science 177(1972):393-396; 

Terence W. Deacon, “The hierarchic logic of emergence: Untangling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volu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in Evolution and Learning: The Baldwin Effect Reconsidered, ed. B.H. Weber and D.J. Depe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273–308;

Robert Laughlin, A Different Universe: Remaking Physics from the Bottom Dow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Carl Gillett,“Samuel Alexander’s Emergentism: or, Higher Causation for Physicalists,” Synthese153(2006):261-96; 

Carl Gillet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Scientific Composition and Completeness: Or, the Troubles, and Troubles, of Non-Reductive Physicalism,” in Emergence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d. Antonella Corradini and Timothy O’Conno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25-45; 

Robin F. Hendry, “Is there Downward Causation in Chemistry?” in Philosophy of Chemistry: Synthesis of a New Discipline, ed. D. Baird, L. McIntyre, and E.R. Scerri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p. 173–189; 

Kalevi Kull, Terrence Deacon, Claus Emmeche, Jesper Hoffmeyer, and Frederik Stjernfelt,“Theses on Biosemiotics: Prolegomena to a Theoretical Biology,” Biological Theory 4/2(2009):167-173; 

Mariam Thalos, Without Hierarchy: The Scale Freedom of the Unive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Aristotle’s Science 

Allan Gotthelf, “Aristotle’s Conception of Final Causality,”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30/2 (1976):226-254; 

Allan Gotthelf and J. G. Lennox, eds.,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Aristotle’s B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ontgomery Furth, Substance, Form and Psyche: an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odore Scaltsas, David Charles, and Mary Louise Gill, eds., Unity, Identity, and Explanation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E. R. Lloyd, Aristotelian Explo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J. G. Lennox,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Biology: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Life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vid Charles, Aristotle on Meaning and Ess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2); 

Monte Johnson, Aristotle on Tel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 G. Lennox and Robert Bolton, eds., Being, Nature, and Life in Aristot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Charles, ed., Definition in Greek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文注释

[1]请参阅本节末尾的进一步阅读建议。

[2]Jonathan Schaffer, “On What Grounds What,” in David Manley, David J. Chalmers & Ryan Wasserman, eds., Metametaphysics: New E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Ont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47-384.

[3]P. F. Strawson, Individuals (London: Methuen, 1959); José A. Benardete, Infinity: An Essay in 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G. E. M. Anscombe, “Causality and Determination,” in Ernest Sosa (ed.), Causation and Condition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3–81; Roderick M. Chisholm, On Metaphys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eter van Inwagen, Material Being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4]See Nancy Cartwright, ‘Aristotelian natures and the modern experimental method’, Inference,Explanation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Frustrations: 44-71 (1992), and The dappled world: a study of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See the section on ‘Aristotle’s science’ in Further reading.

[6]Paul Humphreys, “How properties emerge,” Philosophy of Science 64(1997):1-17; Fred Kronz and Justin Tiehen, “Emergence and quantum mechanics,” Philosophy of Science 69(2002):324- 347.

[7]P. Coveney, and R. Highfield, The Arrow of Time: A Voyage through Science to Solve Time’s Greatest Mystery, (Allen, London, 1990); Ilya Prigogine,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1st ed.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84).

[8]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was first noted by Werner Heisenberg: W. Heisenberg, Physics and Philosophy: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1958).

[9]See the section on ‘Emergence’ in Further reading.

[10]A理论、B理论是由麦克塔加特在其著作The unreality of time（《时间的不实在性》）中所提出的对时间本质的两种诠释。A理论认为事件有其本有的三种性质（property）：“过去”、“未来”、“现在”；B理论认为事件有其三种关系（relation）：“早于”、“晚于”、“同时”。当然，事件也应当是值得被说明的，受俄亥俄州立大学王永豪博士之启发，译者在此处采取金在权对其之定义——【x, P, t】，x乃object，P乃n-adic predicate，t乃tim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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